那时候还年轻

JT
2015-09-23 看过

人们说,王小波是大器晚成的文坛外真正高手。但他也不二十五岁就写出了《绿毛水怪》,二十八岁就写出了《地久天长》吗?所谓大器晚成,不过是说,他年轻的时候这个国家主流媒体不愿意发表他的作品。所谓文坛外,不过是说,这个国家官方不肯承认他是个作家。 当然,之后的十年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但是他一直在写,包括写了将近二十年的《黄金时代》,包括《唐人故事》,自然也有以那时候的经历为背景写的《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 不过,那个时候局势多变风气飘忽。虽然刚从一个扭曲的10年浩劫走出来,但祖师爷刚仙去,朝廷正动荡,人们还摸不透朝廷的动向。从76到78最初的两年里,四人帮虽然被否定,但四人帮的boss还没有被否定,毛粉兵还没有解散,空气中还凝结着思想审查老大哥在看着你随时因为任何可以被解释为与祖师爷语录和热爱祖师爷精神不一致的话就会被打翻在地踩上一脚的气息。彼时,有个小个的大人物正与被钦点办事放心的接班人角力,这时候文坛上先是出现了不同于往昔溜须拍马的钻营之徒和缺心眼死忠的歌功颂德,而是对四人帮小心翼翼的批判和对痛苦的描写之作品。这些编辑发表这些作品时,不免跟作者一样内心惴惴不安,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准备——这种做好一去不返之准备的风气一直延续到89年.虽然后来在92年太上皇南巡讲话之后思想钳制再度收紧,但在六年之后,清涟女士发表那篇被成为“新的中国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并没有想到随后她会被监控和发配。随后再度思想钳制再度收紧,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写不同政治想法的已经不可能被发表,而任何不涉及政治的已经淹没入了庸俗的流行文化大潮里了。 历经十年的红色恐怖,人们难免心里惶惶然。自然最初的试探,就是诉一下苦,比如卢新华的《伤痕》,或跟风,四人帮既然抓起来了,跟风批判一下,比如刘心武《班主任》。在《班主任》中,刘心武虽然在批判四人帮,却紧跟祖师爷,他可见刘心武很聪明。改革派小说是糊涂的死忠,蒋子龙就算了,张洁为何也如此?犯了同样错误的韦君宜最终清醒了过来,以为自己年轻时候脑残,听信党的宣传,以为党什么都是对的,把思考交给了党,把执行党的意图交给自己,结果临终发现这个党根本不可信任,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八十岁高龄写了《思痛录》。自然,认知失调的巴金早就写了《随想录》,不写他精神分裂啊——自己一腔热诚弃资本主义生活之暗投社会主义之明,没想到这牺牲奉献都喂了狗,被打击批斗想不通,甚至猪犬不如住牛棚,字字哭诉《随想录》,自问哪里出错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往日猖獗之人还自在,昔日一同受难之友也噤声,无人相与问,空留追问声。很多人不再追问,逃离政治,写起了朦胧诗。我不说政治,语义模糊朦胧,你能说我是反党的吗?或者玩花活,写表现主义小说,搞搞新意思,包括意识流、形式游戏。自然除了老派同行出于惊慌的反对,其他方面都通行无碍。政治收紧,经济开放,自然物质肉欲看涨。于是,有些有责任心的人从上层遁入下层,进入民间寻根,写原始村寨部落愚昧文明。这种责任心自然也跟他们笔下的人们一样愚昧。莫不如一个犯了饥饿后遗症的人,听说当作家能够天天吃饺子,于是立志要当个作家,写写自己小时候的饥饿,写写自己从父母家人听来得故事,来得名利双收,虽然他写真话实事儿挖了党的墙角,但他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处处在为这个当说话,所以他也活得活蹦乱跳的。 无论是归来派的依然主旋律,还是新历史小说的自述其家乡事,还是新现实主义的日常琐事,都在社会动荡的大潮中不曾有精神的归宿探索。老一派人不缺热情和献身,缺的是头脑,他们误以为在左派思想中找到了终极真理,不想到头来只是一场玩笑——这些人中有些人意识到了这是个玩笑主动退出了,还有些人在继续这个玩笑。这其实并不难以理解。有两点必须要说明,其一,群体思想具有代性,难以转变,只能靠上一代人全死了,这代人所持有的错误思想才能被削弱。你很难说服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其二,在同一代的群体中,总有持有旧思想的人,新思想的人,和更新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你永远无法消除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因为,任何思想都具有一些复杂性,一旦具有复杂性,就总会有不清醒的头脑来信仰这种思想。同时,即使在黑暗的年代里,也依然有探索光明的眼睛。在利益至上的年代里,也有探索精神的头脑。在庸俗的年代里,也有眼望星空的心灵。 正像,在所有这些歌颂、倾诉、批判、表演、哀叹的年代里,依然有人在探索人应该如何活着。 比如王小波。 王小波写《绿毛水怪》的时候,他的同龄作家贾平娃还在为社会的“美好”吟唱,比他小一岁的残雪、马建还没有开始写作,而比他大一岁的史铁生还在暗批祖师爷,比他大两岁的张抗抗还在为因为阶级论不能爱而纠结,比他大三岁的梁晓声诡异地创造知青英雄主义,而阿城则在精神归宿的探索上走上邪路,还有那个与新皇帝曾彻夜长谈的、一直要挣脱自己出身向上的、渴慕有高级出身女孩子爱上自己并且认为有正直高官来纠正不公的路遥,跟随风向变化着。相比之下,跟他最接近的,倒是比他稍大的那些热情澎湃的诗人,比如北岛,甚至还有白洋淀诗派诗人、舒婷等。显然,跟风的人都很吃香,各种官方文学奖、作家官职在等待着他们。不跟风的作家很受冷落,甚至流亡国外。 在写《绿毛水怪》的时候,他还年轻。那时候,他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营造自己的诗意世界,所以,他还在讲别人的故事。不过,他也终究忍不住要使用第一人称,去别人的故事中经历美好和诗意。那时候,他笔下的人物还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物,没有超凡脱俗,还“在我的脸上发现”“一个怀疑的微笑”时,“添上一句说””信不信”“由你。“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展现了幽默感,那些聪明出众的人有的一流的幽默感,就如老罗在老师批评他写”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是哗众取宠时,决定顺从老师的意思写飘扬在校园上空,但是要求添加一句话”虽然没有风“。面对邪恶或愚蠢时,他们看到了这些错误,并且不肯屈,并且巧妙地进行反抗。但对于王小波来说,这种幽默感还未成熟,比如他说: 同学们欢庆自己走了大运,结果那堂课就不免上得非常之坏。大家在互相说话,谁也没想提高嗓门,但渐渐的不提高嗓门对方就听不见了。于是大家就渐渐感觉到胸口痛,嗓子痛,耳朵里面嗡嗡嗡。至于刘老师说了些什么,大家全都没有印象。 这种写法更像蠢萌卖乖,装可爱,抖机灵,但是并不是上流功夫。此时他还在展示闪亮的品质: ------------------------------- 第二节课大家先是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课堂里又乱起来。可是我再也没有跟着乱,可以说是很遵守课堂纪律。我觉得同学们都很卑鄙,软的欺侮,硬的怕。至于我吗,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不干那些卑鄙的勾当。 ------------------------------- 就像罗永浩如实地写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却被老师批评”哗众取宠“一样。相比之下,老罗的自传更加感人,别人想要或吹牛做到的事,这兔崽子居然从小就做到了。 自然,从小孩子写起。小孩子也还是小孩子,会趋利避害,会怪为什么顶撞老师,受了委屈也会生气哭泣。 老罗曾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学校活动,由于他拿的纸花特别漂亮,老师故意设计,把纸花占为己有给了自己的孩子,结果老罗解酸刻薄说”怎么这么巧啊“之类讽刺的话,被老师说是”复杂“。此处,因为能看到老师的坏心眼,也被说成是”复杂“。 相比老罗的道德尖兵,老王更像是一个善良的出格者,不仅说”真有一种做贼的甜蜜“,还要调戏老陈,”我鼓了两掌说:“好,老陈,你编得好。再编下去!”“还有调戏别人的快感:妖妖忽然很神秘地说……喂,老王,你这家伙简直不是人!你听着,她说…… 在王小波的笔下,已经开始具有聪明和道德品质。老陈不仅能够看透老师的坏心思,知道不能欺软怕硬,本事还大过那些平庸的孩子,在发现母亲不在家的时候饿肚子也不会傻等如狗守控盘。 那时候,友谊还只是“终生不渝的友谊”,到《黄金时代》中才进化为“伟大的友谊”。 那时候他也还受文革的影响,还没有跳脱出文革——当然,他就在文革里嘛,自然会对眼前的扭曲发发议论: --------------------------- 你看学校就是这么对付我们:看见谁稍微有点与众不同,就要把他扼杀,摧残,直到和别人一样简单不可,否则就是复杂! --------------------------- 同样,年轻的王小波和年轻的王安忆,都在思考人生: 并且我灵魂里好象从此有了一个恶魔,它不停地对我说:人生不可空过,伙计!可是人生,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简直让人发狂。还不如让我和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年轻的我们都这样: 有时在街上走我也不好意思答理她,因为有同学在旁边呢。我也不愿到她家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了,知道害羞了。并且也会把感情深藏起来,生怕人家看到。 后期在《谈谈我的师承》中吟诵的高贵的英雄体诗“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初次出现,也是在第一本小说中就出现了。 那个夜深人静用钢笔写蓝镜面的少年一开始就有着诗人的气质“我们好象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圣艾克絮佩里在《夜航》里,写自己在天上开飞机送邮包,靠肉眼辨别灯塔来寻找方向,“从一个星星飞往另一个星星”。 不仅恶评了《马尔夏斯的芦笛》《南方来信》《艳阳天》《短剑》、《牛虻》,恶评了乔治·爱略特、杨朔、朱自清、田间,好评了《哈克贝利芬》《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小癞子》《在人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前半部分,高尔基、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个时候他还会油腔滑调:““啊!我是不是在和海洋共和国外交部长说话?””““再见,老陈,绿毛水怪的朋友先生,候补绿毛水怪先生!”” 还很俗言俗语: 大发雷霆:“对了对了,我像死人一样凉,你还要说我像鱼一样腥吧?可是你有良心吗?一去四五年,连个影子也不见。现在还来说风凉话!你怎么会有良心?我怎么瞎了眼,问你有没有良心?你当然不会有什么良心!你根本不记得有我!” 李银河写了一篇《《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讲述她,这篇小说和王小波之间的过往。盛赞王小波的才华,咏叹二人之间的爱情。 刘心武在《我的谈伴王小波》中谈到自己因偶然读到《黄金时代》而主动认识王小波,并自称感到嫉妒。之后经常请王小波到家里喝酒聊天。他说“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在《王小波的文学史地位》中,谈到王小波独立于官方主流作家圈之外,没有被研究和重视,因为他们相互恭维,并从相互恭维中获利。虽然《黄金时代》也写知青,但是相比其他人的小说有深度。(深度即是,他在其中探讨人的异化和终极精神追求问题,而不想其他的知青生活白描,精神喊怨诉苦怪领导。)并且认为他为年轻人树立了精神追求的方向和力量。 在王小波二十六岁发表的《老人与海》书评中,明确表示喜欢那些挑战自我极限的人和事,不喜欢那些描写个人琐事家长里短并以为这是现实美学的文学,这和他后来批评张爱玲的小说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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