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植物都是平等的

维舟
2015-09-22 看过
世上本没有所谓“杂草”。如果不是人类把一部分植物培育、归类为农作物和花卉,那么剩下的那些也不会被冠以“杂草”之名。在英语中,“杂草”(weed)一词的本意是指“无用或不美的植物”(plant not valued for use or beauty),有时还可以用来指树木,但问题在于“有用”或“美丽”与否,其实都取决于人的视角。说到底,这其实是文明社会发展的结果,就像没有“文明”也就无所谓“野蛮”与“原始”,而在礼法尚未确立、群婚盛行的初民社会中,既没有“合法婚生子”的概念,也就不会产生对“私生子”的歧视,人们甚至根本就没有“私生子”这一概念。

因此,《杂草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本关于植物学的书,但倒不如说它是借着对“杂草”的观察,来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的文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是一个文明人对于长久以来对一些植物进行污名化而作的忏悔,并在一个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宰达到前所未有强度的时刻作出一个谦逊的承认:自然界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它自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在这里,“杂草”成为自然本身的缩影和隐喻,象征着一个不驯服、未开化的世界,我们越试图控制和破坏它,受到的反抗也越大。

在很多情况下,“杂草”是一个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方便标签,而不是科学的分类,它和那些“更有用的植物”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车前子(芣苢)、葵菜之类在中国古典诗文中常被提到的植物,到后世早已被视为杂草和野菜;一个地方的观赏植物,到了另一个地方却可能疯长起来,变成可怕的杂草,像我们乡下的牵牛花,在田间午后和无数藤蔓纠结在一起,看上去和杂草无异;一种文化中的花卉,在另一种文化中也可能熟视无睹:日本《万叶集》中歌咏最多的是胡枝子,可这种小灌木在中国历来大抵只用作绿肥和饲料,很少人把它当作是观赏植物。根据本书的看法,有时环境也可能是决定性,同样一种草本植物,如果生长在残破不堪的环境中也都会被视为杂草,“它们被生长环境背负的罪名连累,长在哪里就被认为与那个地方是‘一路货色’。那些从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垃圾。植物垃圾。”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杂草”的背后,都有一双人类的“凝视之眼”。这就像美国学者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所说的,所有的景观背后都是人,必然涉及到谁有权来定义、再现和控制这些风景。也就是说,这种审美原则本身是一种权力。在那种英国乡村风景画中,其呈现的不是某种“事实风景”,而是“象征风景”——仿佛是井然有序的理性主义的缩影,表现着英国式的田园诗生活,而能带来审美愉悦的风光往往意味着要把那些令人不快的干扰性事物(例如农业劳动者或杂乱的树木)从画面中删除掉,以使人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

对杂草的态度也是如此:人们本能地会把那种符合我们观念中有序和美感意识的风景才看作是“美”的,如果什么植物扰乱了这种干净有序的世界,或不按人类的行为准则生存,我们就将它们冠之以“杂草”之名。这其实是一个农夫的视角:他希望看到的田野里都是有用的、整齐的、因而也是美观的农作物,而其它的植物通常只有在它们造成危害时才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因此,一如书中所言,“我们如何、为何将何处的植物定性为不受欢迎的杂草,正是我们不断探寻如何界定自然与文化、野生与驯养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不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而从自然和植物本身去理解它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认识的改变本身,正是因为人类的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我们对自然的主宰性优势已经确立,这才使得人们开始觉得,那些不驯服的“野性之美”不失为过度文明的一副解毒剂。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赞美杂草之美:“不加雕饰的、无处不在的、光合作用下的勃勃生机”;它们那种无与伦比的旺盛生命力(有时是太旺盛了);以及在战乱年代,象征着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现在人们不再以宗教和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不会斥责它们是“魔鬼之肠”或“寄生的”,而认为凡符合自然之美的都是好的,相反那种人工雕琢的才是令人厌烦的。鲁迅的《野草》则借此歌颂反抗和不驯顺:“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然而问题在于:这意味着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吗?我想答案是:没有。因为这仍然意味着从人的视角出发来界定植物的审美价值,只不过现在审美判断发生了颠倒,人们欣赏的不是驯顺的、规则的、对称的、繁复的美,而赞赏野性的、残缺的、不对称的、简洁的美,甚至“美”本身都被放弃,进而去欣赏丑、怪、拙、朴的事物。同一种“品质”,也许前后得到的评价全然不同:先前觉得不驯顺很令人厌烦,现在却觉得那是反抗的美德,而宁可像《病梅馆记》里说的那样,“纵之顺之”,将已驯化的植物重新“野化”。

不仅如此,人们渐渐意识到:就像农作物一样,很多杂草本身也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杂草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作物”。这无疑源于一个现代观念,那就是——人创造了出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创造物。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一个隐喻:人用技术创造出的工具,最后却反对人本身。很多杂草的产生,并非因为它生而为杂草,而是因为人们将它带到远方,使之在一个没有天敌的环境下疯长;又或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导致原本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仅农作物需要人类(据说假如人类灭绝,麦子最多多活三年),杂草也是和人共同进化的,用植物学作家Michael Polland的话说,“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很快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东方的观念中,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常归于某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局面,即让人融入自然;但在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意识中,则往往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告终。既然现在完全主宰自然被看作是某种不可挽回的破坏,因而在欧美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把人的存在本身视为原罪,而去假想一个人类灭绝后的世界,1990年代甚至还兴起了一个“人类自愿灭绝运动”(VHEMT)。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详尽设想了人类消失后自然界逐步恢复的情景。根据这种观念,自然界是一个外在于人类、自行运作的客体,鸟类学家Steve Hitti曾说:“如果人类消失了,地球上至少1/3的鸟类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这是“‘文’化为‘野’”(rebarbarization)的终极版本:文明完全消失,而代表着野性的自然重新占领这个星球。看似颇为奇怪的是,在这景象的背后,仍有一双对此感到欣慰的人类之眼。

既然我们现在认定所有的植物都是平等的,也意识到试图完全驯化和控制自然界只会遭致反抗,生活景象的整洁有序有时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那么更可取的方式,恐怕既不是消灭杂草,也不是人类自愿灭绝,而是彼此学会如何共存下去。其实,他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吧?人类固然在利用杂草,杂草其实也一直在利用人类,就像所有的作物、花卉和果树,都成功地发展出一套让人类协助它们成功繁衍的策略。

已刊2015年9月21日《三联生活周刊》
------------------------------------------------------------------
勘误:
p.102:淋巴结核(英文为king’s evil,直译为‘国王的灾祸’):这应指瘰疬,中世纪欧洲称之为“国王病”,因当时人迷信国王具有神圣之力,触摸病人后可使之痊愈
p.137:[克罗斯比]著有《哥伦比亚交易所》和《生态帝国主义》等:“The Columbian Exchange”这一书名在此是指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和美洲之间生物、疾病等的相互流通,此书已有中文译本,名《哥伦布大交换》
p.155:J.M.W.特纳:这位画家一般译作“透纳”
28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3条

添加回应

杂草的故事的更多书评

推荐杂草的故事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