揉面包的作家

青竹
2015-09-11 看过
“无论何处都是谎言在统治。它在20世纪主要表现为粗暴、光怪陆离、虚张声势和欺诈;在19世纪要隐蔽一些,表现为虚伪。”
                           ——致卡米耶·德波克的明信片,1927年6月19日,伽里玛档案,勒多遗赠

       读完六百页的尤瑟纳尔传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对尤瑟纳尔的看法经历了许多次转变。这本传记对研究尤瑟纳尔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传记作者非常用心地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至今在哈佛等几座图书馆保存完整的日记、书信等,这大概也同时要归功于尤瑟纳尔和格蕾丝自身每日记事的习惯以及对手稿、日记的重视。
       或许是许多传记的通病,作者对尤瑟纳尔的情感和人格描写虽然不乏感人和睿智之处,但许多对她本人的描写不免陷入琐碎和臆测。甚至在阅读的时候你可能会迷失在传记中,而不能把这个女人和她笔下的《哈德良回忆录》、《苦炼》联系在一起。莫迪亚诺曾经说过阅读小说作者的传记有时如同听到收音机里的杂音,因为有时并不准确的细节描述会干扰我们对作者的认识,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作家,只有去阅读他的作品。但也正是因为尤瑟纳尔的作品,我们才会更想了解她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奇心使我仍然追寻着她的脚步不停地往下翻,想她的少年是怎样度过,她怎样写出了《哈德良回忆录》,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写《苦炼》,我看到了一个始终维持尊严的人,一个笔耕不辍又富有才华的作家,但我更多时候看到的只是一个自大、控制欲极强、非常固执的女人。她的这种控制欲呈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她对语言和作家身份的掌控。她的确是一个把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人。她作品中激起的强烈热情在阅读传记的末尾几乎要终结于对这个女人的厌恶。然而,正如在后来传记作者谈到她本人对尤瑟纳尔的情感转变:“能够跟她一起追溯过去的时光,看见她像孩子和年轻女人的样子,爱过她,又感到厌倦,高兴地发现她的缺点和怪癖——这一切让她比我们想像的更令人恼火,也更令人感动。在陪伴她尽可能地探究她的秘密之后,我可以说,25年前,在那所外省的中学里,我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产生无穷的好奇心和一种本能的好感,是没有错的。”(P576)
       在读完对她一生的书写后,你又似乎想把对这个女人的一切认识,所有细枝末节怪癖品格统统抛下,急切地想重新回到她的作品中,去寻找那个行走在千年历史中,把影子散布在字里行间的人,通过哈德良、泽农、米歇尔、索菲……毕竟,最终能诠释一位作家的,是他自己的文字,是通过他自己的语言,他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成其他自己——一个“作家”。
       虽然作家本人的生活与其作品内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深知不应把作品与写作的那个人混为一谈,即使是传记或者日记,在语言与社会主体之间也永远存在不一致性,正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所说:“书是另一个自我产物,不是我们在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怪癖中所表现的那个我。”
       但我们仍然可以或多或少通过作家本人了解她笔下的人物。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使尤瑟纳尔对古典时代更为关注,同时也赋予她优美典雅的语言修辞。尤瑟纳尔对自身的认定很少限于性别,正如她在《安娜,姐姐……》的后记中所说:“我认为,这种对性别无所谓的态度,是一切创造者面对其创造物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作家的自然选择,在注释中尤瑟纳尔引用了福楼拜的创作体验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在这里回忆一下,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期间,在给路易斯·高莱的一封信中吐露的心声:’比方说今天,我感到男人与女人、情人与情妇在自己身上融为一体,在这个秋天的午后,在金黄色的树林里,我骑马漫步,我就是马、树叶、风以及它们倾谈的话语,我就是那使它们沐浴着爱意的眼睑半开半阖的红色的阳光。’”(P99)因此不应用性别来判定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她的主人公不仅不是女人,甚至不是普通人,她笔下的人物是帝国的皇帝、是时代的革新和叛逆者,确切的说是那些追寻自我、探寻人类命运的人,他们在她的笔下从生到死,永远在行走,一如尤瑟纳尔本人对旅行的热爱,她曾在《哈德良回忆录》中谈到旅行:“很少人喜欢长时间旅行,因为它不断粉碎我们的一切习惯,使我们不断摆脱一切成见。但我努力想做到的,正是没有任何成见和只有很少习惯。”(P305)他们体验着各种不同的生命历程,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获得者,因此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仍然保有高傲的尊严。
       亦如尤瑟纳尔本人,传记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的细节,但尤瑟纳尔病重时的细节尤为令人难忘。尤瑟纳尔的护士迪迪回忆说,尤瑟纳尔面对疾病对身体的摧残仍然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医生在诊断病情时请尤瑟纳尔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已经不能保有完整记忆的尤瑟纳尔高傲的说:“那你告诉我哈德良的出生日期。”疾病和衰老对躯体的侵蚀无法打倒一颗骄傲的灵魂,这个女人让人肃然起敬。

传记中关于同性恋和重写习惯的描述非常有意思:
关于性别:
      尤瑟纳尔关于同性恋有非常清醒和独到的认识,她的见解远远高出了许多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反同性恋者的陈词滥调。作者对尤瑟纳尔的评论非常到位且感人:“人们通常以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出于畏惧,不愿谈论自己对女人的兴趣,但这并不符合她的行为方式。她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她清楚地相信,不再隐瞒自己的生活方式固然是一种合法的自由,同样,对此不置一词也是合法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交代什么,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请求人们接受她的偏好和选择。她没有要求自己被容忍,也没有寻求被赋予某种自由,她早已选择了这种自由,如此而已。她一直承认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由于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世事的偶然,她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的压力。相反,对于那些争取脱离令人窒息的秘密状态的同性恋者,她从未表示过轻蔑。然而,对于她自己而言,自由不是通过争取得来的,而是更多来自她对自己平静的肯定。”(P306)


关于重写:
       尤瑟纳尔一生都在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
       然而对许多作家来说,这种改写和重现并不新鲜,正如莫洛亚在对普鲁斯特的评论中所说,“在所有的艺术家身上,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永不满足的’复合’声。一个谐振的主题,一旦将其唤醒,这个’复合’声便发生振动,也只有它才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音乐我们才热爱这个作者,福楼拜在他的每一部小说里,都鞭挞那种永不改悔的浪漫情调;司汤达反复写了三次青年时期的贝尔的形象,名字分别叫作于连·索莱尔,法布里斯·台尔·唐戈和吕西安·娄凡;普鲁斯特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在他笨拙的乐曲《优游卒岁录》当中,勾画出了气魄雄浑的交响乐《追忆似水年华》的雏形。此后不久,在另一部未完成、生前未发表的小说《若望·桑德伊》中,未来作品的全部题材均已出现”(《从普鲁斯特到萨特》,P7-8)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尤瑟纳尔在困顿时说的一段话,每次想起总能从心中涌起一股力量:
       “1943年。说和写,也许还有思考都为时尚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语言就像需要重新学说话的重伤员结结巴巴说出的话。这种沉默,就像神秘的学习,让我们从中受益。……当你感到恐慌和害怕的时候,是什么帮助你活下去?是你必须去挣或者去揉面包,是困倦,是爱情,是穿在身上的干净衣衫,是重读的一本旧书,是街角那位黑女人或者波兰裁缝的微笑,是越橘的气味和对帕特农神庙的回忆,那些在幸福的时刻是好的东西,在消沉的时刻仍然是美妙的。”(P206)

       尤瑟纳尔在见博尔赫斯后的笔记中曾这样写:“我本来很想让他向我解释一下他的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他运气好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P585)但或许她对此早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在《北方档案》中那段自传式的深情优美的叙述让人动容:
      “那个女婴大约六周左右,像大部分新生儿一样,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老但即将变年轻的人。而且,她确实是很老很老的,或者是因为血缘和祖先的基因,或者是因为我们通过一种美妙和古老的变化所定名为灵魂的那种未经分析的因素,她穿越了好些个世纪。但是,她对此毫无所知。这反而更好。她脑袋上覆盖着一层毛发,像老鼠的脊背一样;她攥紧着拳头,当你把她的拳头弄开,小手指就像植物的一根根卷须似的;她的眼睛在看那些别人尚未告诉她是些什么的东西——她此刻只是一个生命、精华或物质,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个将在这个形体下持续大约3/4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的结合体中。
       她将生活的那些岁月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年月。她至少将经历两次被称之为世界性的大战,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在世界各地重新燃气的其他冲突的后遗症——民族战争和内战,阶级之间和种族之间的战争,甚至在世界上的一两个点上因一种证明什么都没有结束的过时的习俗引发的宗教战争,每一个战争本身就有足够的火花,能引起对抗,毁灭一切。人们原以为已留存在中世纪的酷刑复又成为一种现实,人类的大量繁衍生殖将使人的价值贬低。为多多少少被掩盖起来的利益效劳的大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带着幽灵般的视觉和噪音向全世界倾倒一种毒害人民的鸦片,其毒素远胜于任何宗教散布的毒素。一种掩盖着资源的日益耗损的虚假的繁荣在施舍一些越来越假的事物和越来越从众的娱乐,这是自认为自由的社会的‘下流的东西’。使距离失去了意义的速度也使各个地方的差异消失了,到处带来的对同样的虚假的声光娱乐,对与大象和鲸收到同样的威胁的纪念性建筑物,对正在损毁、有人建议用玻璃罩罩起来的帕特农神庙,对被侵蚀的一座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对在一个已不再蔚蓝的天空下的塞利维亚的塔,对被化学残留物腐蚀的威尼斯等等的’朝觐’。成百种动物,自世界之初便成功幸存下来,可是在几年间却因利益和残暴的原因将遭灭绝;人将要撤掉自己的肺——大片的绿色森林;水、空气和臭氧层这些使地球上能有生命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奇物将遭污染和浪费。人们肯定地说,在某些时代,湿婆在世上跳舞,取消了种种形态;今天在世上跳舞的则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
       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北方地区的、几乎默默无闻的家族的那次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任何时候都做过一些好事和许多坏事,人最近赋予自己的那些机械的和化学的行动手段以及它们的效果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发展使得这类坏事变得不可逆转;另一方面,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17世纪的那个克里纳韦克看到国王的兄弟在打奥朗日亲王的炮弹的硝烟在卡塞尔四周升起时大概非常焦虑不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的女儿将呼吸的空气弥漫着奥斯特里茨、德累斯顿和广岛的战火硝烟;流亡者米歇尔-达尼埃尔·德·克莱伊昂古尔曾在德国寻找避难之所,现在已不再有什么安全的地方了;米歇尔-夏尔对里尔贫民窟的贫困现象无动于衷,但有一天,全世界的贫困状况将重压在这个新生女婴身上。
       刚刚来到黑山的小女孩在社会上是个享有特权者,将来也是如此。至少在我写这些话之前,她没有尝到过饥寒交迫的滋味,至少直到今天为止,她没有遭受过酷刑折磨,除了顶多七八年时间以外,她也没有那种不得不’谋生’的生活,没有像她那个时代成百上千万自以为自由的人那样,去为一系列无用的或有害的事情,去为一些有魔力的人或军备竞赛效力。她也将不怎么会像我们今天的妇女依然如故的那样为自己是个女人而困扰,这也许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产生或自己应被困扰的想法。一些接触,一些榜样,一些恩宠(谁知道呢?),或者远在其身后成串地连在一起的环境使得她能够渐渐地在脑海中形成一种对世界的印象,这种印象没有1866年她的那个加布里埃尔小姨妈在其大笔记本上记述得那么完整。她将会摔倒,但跌破了膝盖仍会站立起来;她将努力学会运用自己的眼睛,然后像潜水员一样,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将勉为其难地力图摆脱其先人们称之为世纪而我们同时代人称之为时间的东西,那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惟一时间,是一个动荡的表面,在这个表面下面,隐藏着不动的海洋以及穿过海洋的一股股水流。她将试图让这些水流把自己带走。她的个人生命就这个词所含的意义而言,将通过这一切而尽量美好地展开。这个生命的种种变故尤其是作为某些经验会损害她的一些可接触的通道而使我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一天,我有睱并有此欲望的话,也许会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的。
       不过,现在就谈论她为时尚早。我们还是让她在菩提树阴笼罩的露台上,在阿泽莉太太的怀里安睡吧,让她的一双刚开始看东西的眼睛去跟着一只飞鸟或在两片树叶之间移动的阳光转动吧。其他的事情也许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北方档案》P258-261)
       然而此时此刻,应当感谢传记的著译者,让我们在作品之外,认识这样的尤瑟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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