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头脑与情感

游佐中
2015-09-10 看过
在复习完《1984》之后,读完了《被禁锢的头脑》。结合这之前所看的二战中犹太人命运等小说、纪实文学、历史。
始终在思考两个问题。

1、环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
2、人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寻求存活。

第二个问题可以以《被禁锢的头脑》中的这段进行回答:
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
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
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惧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第一个问题,路西法效应、卢旺达事件、二战,都在回答。

《第三类黑猩猩》中提到,黑猩猩也存在灭族现象。这并不能简单以人性本身是善的或者恶的来解答,环境及文化对人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巨大,这种改变应该是正面的(至少我们希望它是正面的)。所以问题很可能不是如何改变人,把人变得更好,而是如何塑造更好、更自由的环境。

这不是社会实验,不是虚幻,这是发生过的历史,那是些在历史中求得生存的人的做法。

[也许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卷宗,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卷宗存在;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今日的统治者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纸上不存在的东西,现实中也就不会存在。]
《被桎梏的头脑》在解释《1984》存在的基础,并且提供了一个现实可供观察和对照。这个极端的环境是想象中(写于冷战之前),但这个故事却也是真实的,它的很多细节都显得真实。。

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的历史会让人意识到幸福和平静的生活总是摇摇欲坠,一不小心就会有法西斯分子把你带进集中营或者伟大的哲学家来普及他们不容置疑的价值观。也因此意识到和平或许并不是主流,主流是力量的制衡。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这些天我在缓慢地阅读它,思考之前看其他书时所存留下的一些问题。

或许评价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否令你恐惧或把你拖入凯特曼的泥沼,应该看它是否抑制人类表达和倾诉情感的能力。
爱、恨不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
但只有在一个更为轻松的社会里,才可能拥有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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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是书摘,用Kindle做的,分段存在一些问题。


在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由上层所决定的每个政治措施都属于机密;而人们谈论那些真正杰出的个人时,都压低着嗓门,充满虔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整个民族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数百万士兵的军队、恐怖手段的有效性、辩论的严谨(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都是哲学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辩证法的哲学家),确信整个地球都会被征服,在每个大陆上到处都有成群的追随者,总是由真理的种子孕育出来的谎言的狡黠;对未受哲学教育的敌对分子及其由出身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无能的蔑视(唯物史观认为,资产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阶级,因为他们患有思想麻痹症);帝国的疆界正在持续而系统地向西推移;为科学研究投入的大量经费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前所未有;时刻准备统治世界各国的人民。这还不够吗?够了,这都是为了蛊惑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心中巩固其历史的宿命论,使得他可能在某个需要表态的时刻厚颜无耻地承认:“我赌这匹马,这是匹好马,它能载我走得很远。”

可以预料,新一代人一出生即在新制度下受教育,他们不会有那种双重人格——但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速。众所周知,完全战胜教会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有效的策略;但是,即使把那种非理性的内心本能冲动的重要支柱连根拔除,剩下来的还有民族文学,经过冷静的思考,会发现民族文学往往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波兰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品中都包含厌恶俄国的内容,而在其中可以找到的天主教哲学的分量也令人不安。但是,国家必须出版这些诗人的某些作品,并且在学校中讲授,使之普及。因为他们是经典作家,他们被视为文学语言的杰出创造者和革命的预言家。将他们的作品列入禁书黑名单,意味着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悖,那就会犯过度左倾罪。这就陷入了两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比在莫斯科中央遇到的困难还要大得多。因为,莫斯科中央在将人类利益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也遇到很多麻烦,因为那里的青年人不听明智的劝说,偏要去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此可预见的是,近期内精神分裂不可能消失。


濒临死亡摧毁了人们的廉耻之心。无论男女,一旦得知那个手持马鞭和手枪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死亡日期记录在册,他们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时,他们就会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片空地上公开性交,这已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占据的最后地盘了。那些18岁的男孩和女孩,在即将奔赴防御工事,用手枪和汽油弹去攻击坦克之前,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能否活到成熟的年龄,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再需要去恪守过去年代的体面标准了。 哪个世界是自然的?是战前的那个,还是战争期间的这个世界?两个都是自然的——人们认为,如果能让他们同时认识两个时期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没有任何一种习俗和习惯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形态的产物。流动性和不断变化就是许多现象的特点。人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甚至可以想象到,有一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公民会在自己的背后插上色彩鲜艳的羽毛伏地爬行,犹如顶着一个装甲炮塔。


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在他看来都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教会他们认识判断和思维习惯相对性的经验。他们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了解什么是烈火、饥饿和利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人类的生活中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在作祟,很难相信:当地球上有一半人在遭受可怕的灾难时,另一半人能够继续享受19世纪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从电影和报纸上得知远在天边的同类所经历的痛苦。近年来的许多事例在教导我们这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居民也曾在电影院观看过记录被炮火轰炸的西班牙或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的上海的新闻片,但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领略到了这类事件和其他灾难的滋味。他常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令人郁闷的历史,但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去跟这种机关打交道。如果某件事会在某个地方存在,那么它就会在所有地方存在——这就是他从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也因此对美国眼前的繁荣没有特别的信心。他认为,1933—1945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预示着在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在对当代局势的理解上,东欧人的成熟度是那些未曾有过任何特殊经历的国家之居民无法相比的。


辩证唯物主义在他们之间容易找到回响,因为它是人间的思维形式。他们希望看到,在唯物辩证法范围之外,能有文学和艺术脱颖而出,但条件是它必须是人间的、强有力的、健康的。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凡是符合他们品位的相当强有力的作品,都是围绕令他们感兴趣的社会制度和民众信仰的问题,这种书通常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写的,而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写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读过阿瑟·库斯勒(1)的《正午的黑暗》,为数不多的人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为很难拿到这本书,而且拥有它又很危险,只有某些党内人士才知道),奥威尔对他们所熟知的细节的窥察之深刻和斯威夫特(2)式讽刺手法运用之灵巧都令他们着迷。这种形式的写作被新信仰国家所禁止,因为具有多层涵义的讽喻会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章和书报审查的要求。甚至那些只是道听途说而知道奥威尔的人都感到惊奇,一个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作家竟然能有如此多的深刻观察。当发现某些西方作家了解这部机器不寻常的运转方式,而他们自己正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西方的“愚蠢”。


在上个世纪,“腐朽的西方”受到俄罗斯爱国史学家的谴责,他们认为“腐朽的西方”太过自由,从那里渗透出来的思想对极权政府具有极大的威胁。并非只有这些宝座的捍卫者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只要去读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Co to jest sztuka),就能看到一幅俄罗斯民族藐视西方雅致风格的典型画面。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血腥的胡说八道集合体,法国绘画(印象主义极盛时期的艺术)是蜕化变质者最拙劣的涂鸦。革命以后,这种成见不难发展,不难找出大量论据来说明问题:俄罗斯再度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是否构成它强大的力量呢?甚至沙俄的史学家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培植自我肯定和相信俄罗斯民族之特殊使命的同时,不也是在间接为革命工作吗?斜着眼睛看西方和挖苦讥笑西方显然并不是坏的调味品,因此也出现了一种不顾任何后果、作为西方人对立面的平凡、严厉而又勇往直前的人的典型。
西方人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法律、信仰和伦理关系网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之不能大踏步前行。俄罗斯诗人勃洛克(5)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意识到迄今具有潜在力量的“锡西厄人”(6),他说,“锡西厄人”终于开始进军了,他们的成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对西方的蔑视不是没有基础的。所有居住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各民族,也应仿效这种俄罗斯的自信,并使自己摆脱追随西方鹦鹉学舌的坏习惯。

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


莫斯科中央宣布了孟德尔(9)遗传学为错误,大致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它与辩证性地理解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相互矛盾,因为它过于偏重达尔文理论中反映社会关系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残酷的生存斗争(一个物种内部不应是生存斗争,而应是相互合作)。其二,孟德尔定律用到农业上,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农业增产。其三,孟德尔定律可以作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基因学,个人之“较优”或“较劣”完全由“遗传因子”的种类所决定。因此所有这些被运用的论据都证明所谓现实无非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然而如果孟德尔继承者的遗传学被证明与科学观察一致,将会发生什么事?”东欧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一个东方知识分子不管怎样为那些推翻西方遗传学的演说家热情鼓掌,他心中至少没有把握,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大骗局。这就像那些德国学者为讨好纳粹政权迎合德国当时的需要用科学来提供伪证的骗局一样。


就像我们迄今所认识的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的表现。而新信仰诗歌的定义则是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


虽然已普遍把做戏和个人思想特性两个概念视为同一,但仍留下广泛的领域迫使人们保持警觉,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令所有人处于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之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于是,游戏中的成功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根源。同时,如果我们头脑中能隐藏一些东西,不为外人好奇的眼睛觉察,对我们来说它便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因为但凡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根本非文字所能形容,而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然而在无能地尝试描述这种习俗的新变种时,我们却在近东伊斯兰文明中发现了与此极其相似的现象,那里的人不仅善于玩这种游戏以保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永久机制,并被冠以“凯特曼”的雅号。
什么是“凯特曼”?我在康德·戈比诺(Comte de Gobineau)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找到了解释。戈比诺在波斯待过很多年(1855年到1858年,他是法国驻波斯公使馆的秘书,1861年到1863年则任公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天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即使我们不一定要赞同这个非常危险的作家的结论。
凯特曼和新信仰国家的习俗如此相似,以至于我允许自己大篇幅地引用它。 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人们认为:“一个拥有真理的人不应使自己个人、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尊严受到某些人迷恋、疯狂追逐和恶意对待,因为那是一些上帝乐于引导犯错误并陷入错误之中的人。”
所以说,如果有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 “然而,”戈比诺说,“有些情况,当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那时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加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贬损和扭曲自己的著作,采取一切手段引对手犯错误,以这种方式他就能争得巨大的满足和功德,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可耻的周旋时没有伤害宝贵的信仰。终于,在蒙骗后者,使后者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
“凯特曼让实践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信仰它的人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获得持久的优越地位,哪怕后者曾是部长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国王。那个被他使用凯特曼的人,首先就是个可怜的盲人,被剥夺了进入唯一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却仍对之深信不疑;而你,衣衫褴褛,即将死于饥饿,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脚下颤抖,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的前面,你嘲笑一个愚蠢的生命,你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
凯特曼能走多远?不妨以一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赫舍伊克阿赫迈德(Hadzhi-Sheikh-Ahmed)为例证明:“虽然他身后留下了很多神学作品,”戈比诺说,“甚至他那些最热忱的学生也都承认,他从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任何足以引出今天人们都说成是他的思想路线的东西。但大家都断言,他践行过凯特曼,说他在私下里显得极其大胆,并且非常精确地使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条理化。”这不足为奇,正如某个波斯人在与戈比诺的谈话中承认的那样:“在波斯根本没有一个理想的穆斯林。”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阿赫迈德那样谨慎小心。对某些人来说,凯特曼在他们的准备时期对他们有用,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公开宣布异端邪说。
下面就是阿维森纳(3)的信徒萨德拉(Sadra)在说教时的描述: “他也害怕毛拉(4)。不可避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可是给他们对他的攻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证据,这就意味着将使他自己暴露在无尽的迫害之下,毁掉他重建哲学的未来之希望。因此,他只好遵照时代的要求,采取了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凯特曼作为权宜之计。当他到达某个城市时,先是小心而又谦卑地去拜访当地所有的圣战者或博士。然后坐在他们的沙龙或客厅的某一角落,多半是保持缄默,即便是偶然开口也是态度谦恭,赞同从这些可敬的人嘴里所说出的一字一句。当有人问起他的教义学识时,他唯一做的就是讲述从最严格的什叶派宗教理论中趸来的那些思想,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在从事哲学研究。过了几天,圣战者们看到他如此谦和,便建议他公开为他们授课。于是,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把沐浴礼的教旨或一些类似的题材写入自己的文稿,并将深奥难测的理论家所规定的细则和他们内心的疑惑作了详尽而冗长的解说。这种做法受到毛拉的赞赏,他们赞美他,把他捧上了天;他们忘记了对他密切监视的职责。他们要求他将他们的想象力引导到不那么平庸的问题上;他没有拒绝。他从沐浴礼的教旨讲到祈祷的教旨,从祈祷的教旨讲到启示的教旨,从启示讲到圣灵归一。他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在做出各种解释的同时,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的学生还使用隐讳不提或主动表白的手法,使用自相矛盾、语意双关的句子,虚假的三段论法,只有那些内行人才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大量的声明将一切交织在一起,表白自己的信仰是无可辩驳的。最终他达到了目的,成功地把阿维森纳主义传播给了整个有学问的阶层。最后,当他认为可以公开行动时,他便揭去了面纱,抛弃了伊斯兰教,展现了自己作为逻辑学家和形上学学者的真实一面。”
伊斯兰的凯特曼和20世纪欧洲的凯特曼的唯一区别就是萨德拉逐渐走向了胆大妄为,但他如果在欧洲,他的勇敢精神会使他立刻遭遇悲惨结局。然而,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地应用。如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对那些被认为不配接受真理的人的优越感,成了那里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但一般而言,在那里能找到的慰藉实在不多。离经叛道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错觉,而追寻出离经叛道的迹象对于统治来说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这一切都是偶然揭开凯特曼假面具的案例,而那些不断践行着类似形式的凯特曼的人最容易揭发离经叛道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其他杂技演员也在使用他们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技巧,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去陷害敌人或朋友,这样他们就保护了自己。他们掌握这种技巧敏捷性的尺度,就是提前一天预见到那些曾受到他们毁灭性打击的人,终会反咬他们一口,以相似的罪名来检举他们。凯特曼变种之多无穷无尽,种种离经叛道的名称都来不及去整顿这个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种的花园。对莫斯科中央大力宣扬的、应普遍遵循的新信仰规则的每一个新的注释,都会令那些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人们内心产生更多保留。在人民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数得清所有凯特曼的践行形式,但是我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分科,以便勾勒出其主要的分类。


因为迄今为止,俄罗斯和今天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而后者都显得要高得多。民族凯特曼因此就能找到丰富的滋养。简言之,不能把它定义为民族主义。许多世纪以来,中欧的斯拉夫人和德国人一直互相仇视,但斯拉夫人仍对德国人醒目的外在文明标记表示尊重。然而通过比较,人们看到了自己习俗的更为高雅之处,看到自己具有更优越的组织能力,例如在运输方面,或是在跟机器打交道方面。如果有机会让中欧人表达一下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么他们大都会轻蔑地耸耸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害怕从欧亚大陆深处蜂拥而来的这个人群。

形上学凯特曼有许多变种。某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在安全警察中服役,在执行惨无人道的工作任务时,他们就会暂时中止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新信仰国家的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十分繁重,不仅有工作量的要求,最让人身心交瘁的是:还得随时提防无所不在的眼睛和隔墙有耳的现象。下班后,人们还得去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去听某些特殊讲座。就这样,日复一日,片刻也不能放松注意力!如果发生交谈者推心置腹的情况,那一定会坏事:因为人们看似无忧无虑地交谈,对某事表现同情或者打抱不平,为的是引你上钩,引得你口吐真言,你的倾诉将被拿去写报告,以便告密者提高自己在上司眼中的身价。

伦理凯特曼产生于感到对总体忠顺的伦理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党的高层人士中伦理凯特曼并不罕见,深受伦理凯特曼影响的人,不管他能多么泰然自若地以革命的名义屠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他们一旦发现可能遭到清算,都会积极采取某些措施,竭力弥补自己的严酷,在与人的相处中比那些敬奉个人伦理的人更诚实些。他们会表现得极富同情心,并尽力帮助他人,其实,正是由于同情心,他们在年轻时代走上革命道路,如此重复实践了马克思本人的经验。这种形式的凯特曼,主要表现在老共产主义者身上,每当个人情谊与其所服务的事业之利益相冲突,他们会长时间地在良心上权衡利弊,只有当他们彻底明白袒护或不谴责朋友,可能有损于对他们而言最宝贵的事业时,他们才会变得极其冷酷无情。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清白而正派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摆脱“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常有的猜疑。“知识分子特点”对那些人来说是一种鄙视用语;那些人作为理论家当然无懈可击,但因为在伦理问题上过于敏感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革命者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人,当他们盲目砍伐人的生命之树时,用不着去考虑,这些树中哪一棵是真正腐烂了的。

西方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数以百万计表面上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相似的人,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样难以想象的世界里。与这些人相比,西方居民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凯特曼将为人的天性敞开怎样的前景。同时也想象不到,一个生活在持续内心紧张中的人,其潜在的天赋如何被迅速激发出来。他甚至不怀疑,当他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时,当他必须或者表现得足智多谋或者灭亡时,他会把机敏和心理洞察力提到怎样的高度。因为环境的逼迫,那些最有心计、随机应变者的求生欲创造了在现代欧洲迄今罕见的人种。那些必要性——其结果就是凯特曼——在开发智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谁,如果他将某处媒体刊登的单调文章或者某处发表的刻板演说当作衡量中欧和东欧国家精神生活的尺度,那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一切仅仅是表象,在那里,人们接受了某种特殊的风格、专用术语和一套固定的词汇;正如神学家在严格的正统思想统治时期,需要使用教会专用的严格语言惯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某人说了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同时通过挪动一个逗号、插入一个“和”字,用特定的语序来说明问题并隐藏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谁也无法了解在那里正在进行着多少规模巨大的战役,无法了解凯特曼的英雄们怎样倒下,战事因何而起。人们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奋战着,就像在一系列哲学棋盘上艰苦奋战着那样,他们相当鄙视自己同胞中那些弃国而去的政治流亡者。一位外科医生从不认为,一个屠夫在技术的灵巧度上可与他相提并论;同样地,一个在精确程序中经过严格训练的波兰人、捷克人或者匈牙利人,在得知侨界有某人把他称为叛徒(或者猪)时,他也会一笑置之——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叛徒”(或猪)正在参加一种斗争,而其结果关乎15个实验室或者20个艺术工作室的命运。他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在国外的那些人根本无从知晓。他们不知道,什么被收买和用怎样的价格收买。

显而易见,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践行凯特曼的人由于遇到阻碍而痛苦,但是如果这种阻碍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虚空之中。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践行凯特曼的人在撒谎。但反过来说,假如他能说真话,就不那么虚伪了吗?一个画家会竭力把违禁的(“形上学的”)、对世界之美的陶醉偷偷塞进以集体农庄生活为题材的画卷之中,可是一旦给予他充分的自由来作画,他也许反而感到迷惘。因为,他觉得自己获得的展示自由越少,所描绘的世界之美就越大。一个诗人幻想,假如他没有受到政治任务的束缚,那么他就能尽情去写他所想写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写出他幻想中的美。但也有可能,一旦他摆脱政治任务的束缚,那种在幻想中如此美好的东西便完全随风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凯特曼是一种善行,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幻想,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树立的围墙。有谁知道,新信仰获得成功和它对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魅力,其秘诀不是在于人身上缺乏一个内在的中心!新信仰让人受到压力的同时,创造出一个中心,而无论如何要在人心中造成一种感觉,让他认为这个中心确实存在。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
“人的内心一无所有,”我的辩证学家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从自己身上永远拿不出任何东西,因为那里一无所有。你不可能离群索居而独自在荒野中写作。你要记住,人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从属现象。任何欲离群索居的人,终将毁灭。”这也许有道理。但我怀疑,难道这能超乎我们的时代而被当作一种法则吗?假如人真觉得其内心一无所有,那么但丁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神曲》,蒙田就不可能创作出自己的《随笔》,夏尔丹也就不可能画出一幅静物了。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时,他就会接受些什么——即使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但如今人们所想要接受的,也许就是能与他人在一起,而不是离群索居。只要人相信这一点,那么他的行为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了。或许最好能培育出一个发育健全的凯特曼,让他臣服于压力之下,因为这种压力有时能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不会冒险去相信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智者们的断言——人是上帝的造物——以致惨遭失败。


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惧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贝塔的原型。塔杜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1922—1951),波兰作家、诗人、政论家。出生于日托米耶什,他童年在乌克兰度过,双亲都曾被流放,1932年他的父母获释后全家定居华沙。“二战”时期他在地下的华沙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专业,同时作为建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参与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希特勒的宪兵逮捕,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担任集中营医院卫生员,后转押至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被美国第七军解放,1946年回国,从事文化活动,1948年加入波兰工人党。以诗集《不论何方的土地》(1942)登上文坛,诗集表现了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代人的痛苦。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跟玛丽亚告别》(1947)、《石头世界》(1948),杂文集《从书本和报刊来的故事》(1949)等。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年他在华沙自杀而亡,时年不满29岁。

在20世纪有很多能引起人们恐惧的文学作品,其中却不太容易找到此类作品,即以罪犯同谋的眼光来描写所见所闻的事实(因为,作者通常羞于扮演此种角色)。但是,在集中营里用的“合伙”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人们只是像冷冰冰的机器那样机械地执行命令,责任由那些高层的人负,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我认为,贝塔在小说中描写的“运输车”,应该被选入那些专门描写人在恐怖体制下遭受悲惨命运的文学选集中,如果什么时候真能产生此类文学选集的话。 “运输车”到达后,要经过几个阶段,就像一个剧本分成几幕一样。引用几段贝塔作品中的描写,会比干巴巴地叙述贝塔的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序幕——
即等待“运输车” 那些希腊人坐在我们周围,像一只只巨大的、残暴的昆虫,贪婪地移动着下颌,咀嚼着厚厚的、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些枕木和铁轨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喜欢搬抬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有人问。 “没什么,等到‘运输车’来了,就把他们运到焚尸炉去,知道了吗?” “明白了!”他们用火葬场的世界语回答道。人们安静了下来,他们不需要把铁轨抬上卡车,也不用扛枕木。 第一幕——即“运输车”到了 穿着各色条纹囚服的人群躺在一道细长而阴凉的铁轨上,沉重而不均匀地呼吸着,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懒洋洋地看着那些身穿绿色军服的高贵人们,看着绿树和在近处及远方露出的教堂尖顶,那个教堂的尖顶正好敲响了迟来的“奉告祈祷”的钟声。 “‘运输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所有的人带着一种期盼的心情站了起来。在转弯处出现了许多节货车车厢,火车往后倒了倒,有一个站在枕木上的铁道工,他挥着手,吹着哨子。火车头在刹车时,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咔嚓咔嚓地、慢慢地沿着月台边停了下来。从钉着铁栅栏的小窗,可以看见人们的脸,他们个个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妇女们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内心充满恐惧,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男人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他们慢慢地经过车站,同时都在默默地环视着车站。正在那时,货车车厢内开始沸腾了,发出了敲打车厢木板的声音。 “水!空气!”这声音非常沉闷而且十分绝望。 从这些小窗口,人们抢着露出脸,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那些刚刚吸到一点空气的人,很快就会从窗口消失,别的人又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如此循环反复,然后新抢到窗口位置的人与前面的人一样又消失了。此时,尖叫混合着呻吟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第二幕——
即分门别类 再切分成几个场景就更清楚了: 有一位妇女,她急匆匆地快步走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几岁的小孩,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通红地跟在这位妇女后边跑,当然他怎么也赶不上她。小孩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哭喊着大叫:“妈妈,妈妈!” “哎,女人,抱起你的孩子吧!” “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是!” 这位妇女歇斯底里地大叫着,用双手捂着脸拼命地逃走了。她想躲起来,她想赶上那些不坐车走的人,赶上那些步行的人,那些能活着的人。她还年轻,健康,漂亮,她想活下去。 但是那个跟在她后面奔跑的孩子,却依然哭喊着,尖声大叫着: “妈妈,妈妈,你别跑!” “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不是!” 直到安德烈追上她,安德烈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5)的水手。他的眼睛因为酗酒和日晒变得很浑浊。他追上了她,用脚绊了她一下,用力把她打倒在地,然后又狠狠地揪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人道的妈妈,你这个下贱的犹太女人!你竟要抛下自己的孩子逃跑!我让你跑,你这个婊子!”他将她拦腰抱住,一手卡住她正要喊出声的喉咙,像丢沉重的粮袋那样用力把她扔上了卡车。 “拿着!带上这个,你这条母狗!”他把她的孩子塞在她的腿下。 “做得好!就得这样惩罚这种没人性的妈妈。”站在一辆小轿车旁的纳粹军人说。 这时有两个绝望的人,手拉着手摔倒在地上。男的把抽搐的指头插进女的的身体,还用牙齿咬着她的衣服。她歇斯底里地嚎叫着、谩骂着、诅咒着,直到男的用鞋压得她快要窒息时,才发出咯咯声沉静下来。人们将他们俩像掰木头一样分开,然后像赶牲口那样,把他们轰到了卡车上。 另一些人抬着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着她的两只手和仅剩的一条腿。她泪流满面,忍痛地小声说着:“先生们,疼啊,好疼啊……”他们把她扔到了满载尸骨的卡车上。活人死人都躺在一起。

 第三幕——
即证人们的谈话 凉爽的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我们躺在铁轨上,非常寂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灯,闪着极其微弱的光。 “你换鞋了吗?”亨利问我。 “没换。” “为什么?” “唉,这一切我都受够了,绝对受够了!” “是在第一次运输以后吗?你想想看,自从圣诞节以来,我经手的人大约有上百万了。最糟糕的就是从巴黎那边来的运输车,因为在那里总能碰到熟人。” “那你对他们怎么说?” “说他们先要去洗澡,然后我们将在集中营见面。换你,你能说什么呢?” 尾声 这一晚向奥斯维辛开来了很多车厢。总共运来一万五千人。 当我们回到集中营后,星星开始隐去,天也开始慢慢透亮了,头顶上也开始有了亮光,夜色开始渐渐褪去。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酷热的晴天。 从焚尸炉那边升起了硕大的烟柱,与天上巨大的黑河连成了一片,这条黑河以极慢的速度缓慢地向奥斯维辛附近的比尔凯纳乌(Birkenau)天空移动,然后消失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特热比那(Trzebina)森林的方向。从波兰西南部城市索斯诺威茨(Sosnowiec)来的“运输”已经被焚烧完了。 我们路过身背卡宾枪的纳粹军人换岗的地方。他们走得很整齐,一个紧挨一个,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意志。 他们扯着嗓门唱着:“而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6)

由于描写在集中营的经历,贝塔成了作家。他发现自己适合的领域是散文而不是诗歌。从他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贝塔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惧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在集中营里也会有例外,也有许多心地善良、行为可敬的人为了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会做出最纯粹的牺牲,以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贝塔的短篇小说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贝塔的小说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描写。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一个渴望活着的动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集中营环境”的描写上。囚犯们个个都要承担某种伦理责任:在别人没有首先伤害你的情况下,不能伤害别人。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此外,每个人都尽力拯救自己,在贝塔的书中,想要找到人类团结的画面是徒劳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贝塔的所作所为在他的狱友笔下和贝塔自己的描述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贝塔表现英勇,是同狱囚徒关系的典范)。贝塔想把自己描写为不近人情的人,他观察事物头脑冷静,从不粉饰自己,他害怕虚假: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写作,否则就是虚假。其实在现实中,贝塔与其他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也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贝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得过于诚恳,在描写自己时,特别是在描写自己在集中营的表现时,尤为突出,他说自己“精明并善用手腕”。由于强者和弱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他得以保全自己——在这点上,贝塔没有逃避真相——他的描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这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德军推进的速度快如闪电。苏联红军从东方赶来与德军会师,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依据,占领了党的纲领一向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这些日子,波兰受到两面夹击的画面,好比蚂蚁窝着了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你挨我挤地布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回家;警察竭尽全力脱掉制服抱头鼠窜;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寻找自己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武器。这是一个大迁徙的时期。人群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从西部逃往东部躲避德国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发生这类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对我而言,能作为某种解释的是伽玛的嗓音和他那特别的笑声,他的笑是令人不快的干笑,从中可以觉察,伽玛的感情生活总是相当原始。他当然懂得什么是愤怒、仇恨、恐惧和热情,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陌生的;这大概与他创作天资不足有关。伽玛只会用教条的干瘪语言写作(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发乎内心)。他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字,都属于在群众集会上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喊出来的简单宣传口号,或者是在宣传性报刊上写的空洞无物的东西。当然这就会影响到他情感的表达,也就是说,他只会用一种单调的腔调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成功(不是指他写作上的成功,而仅仅指他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精通俄语。归根结底他是半个俄罗斯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与新统治者沟通,因此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

俄国人根本不信任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当然更不信任波兰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9年间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波兰共产党活动家因为担心受到迫害而逃到苏联,在那里却以莫须有的罪行受到控告并被消灭。三位著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11)、斯坦德(12)和雅欣斯基(13)就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至今无人提及,他们的作品也从未再版过。雅欣斯基的小说《火烧巴黎》曾在法国《人道报》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14)或聂鲁达(15)享有过同样的国际声望,而雅欣斯基最后死于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劳改营中。

波兰统帅部四处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数万波兰军官被苏联拘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伽玛知道,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成效,这是个非常敏感的禁忌话题。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拘押的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武装力量被拘押的成员。然而,历史的逻辑有时就需要这么做。波兰军官是旧波兰的“干部”,这个波兰需要在苏联的指导下进行彻底改造,而这批干部正是旧制度的保卫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是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与过去的联系阻碍了外部强加给波兰的革命进程。考虑到德国人消灭波兰知识分子的有效成果,那么,剩下的上万干部就非常可观,因此不难解释苏联为何使用剧烈的手段除掉他们。每当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听到波兰流亡政府派人寻找被俘军官的努力失败时,他们都会互相交换讥讽的眼神。


如果伽玛还像以前那样性情粗暴、冲动蛮横,他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多年的磨练使他受益无穷,在俄国生活的岁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尽管得到了“信任”,但也不无痛苦和屈辱。他一边观察俄罗斯的生活,一边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斯大林主义战略战术的讨论——伽玛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为他们今后要投身的事业时刻准备着。他要求自己首先要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不吓唬人;显得宽容开明;给别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乐于助人;征召编辑人员只提出最低要求;那些在思想上还没准备好的人,其思维类似于西方那些傻瓜,如果使这些人心生反感,那就会犯致命的错误。改造过程必须是渐进的,就像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康复一样。伽玛要遵循的第二条原则是:只要看到有人对政府、书报检查或政治警察的极端做法产生反感和厌恶心理,那就立即与他们站在同一边,赞同他们;当他们表示愤怒时,就得佯装自己也义愤填膺,并摊开双手抱怨说:“唉,跟那些占着相应位子和那些常犯不可容忍的错误的白痴打交道真难啊!”第三条原则是:要团结一切有用的人,无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当然,那些确凿无疑的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帮凶除外。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充满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也可以这么说,对戴尔塔而言,诗的主题只是一种借口,就像桑蚕吐丝那样,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题材,戴尔塔都能用自己所吐出的丝缠绕住它们,创作出歌曲和赞美诗。


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处都在行进的队伍,群情激昂的人群!1939年的惨败使一切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对人类疯狂行为的苦涩回忆。纳粹开始全面实施排犹计划,而不是单纯地抵制犹太人的商店、骚扰犹太商人——当然也不是戴尔塔那样的文学讨伐。我虽然亲眼目睹了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发生的悲剧,依然很难用言语完整表述。只有当这悲剧已成为过往的回忆,我才能动笔去写它。犹太人隔离区燃烧的惨象跟我成长岁月的所有经历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致我无法平静地叙述。
我只想在此说一件事。当我坐在巴黎咖啡馆的凉台上,或者漫步在这座大都市的街道上时,我时常感到特别压抑。我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她们头发蓬松,骄傲地扬着下巴,挺胸昂首地走着,姣好的身材令人赏心悦目、浮想联翩,随即,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位犹太姑娘的身影。那时她大约二十出头,身材高大丰满,看上去很活泼。她双手举过头,挺胸在大街上狂奔,同时大声尖叫着:“不!不!不!”她无法理解她必须死这一事实:死亡是由外力强加给她的,她热爱生命,她还年轻,她没有任何准备,她不想去死!在她尖声大叫反抗之际,党卫军用自动手枪射中她,子弹霎时钻进她的躯体,出现了她的机体惊愕的瞬间,生与死在这一瞬间交会,这位姑娘满身是血,还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党卫军用皮靴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在数百万人中,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生命在蓬勃发展阶段突然终结。每当我沉迷于与人们交往的喜悦时,这一惨痛的画面就会固执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很值得深思。它也许与原始部落集体放荡的性行为属于同一范畴。在那些部落里,所有女人与男人都需要有不同的性伴侣,他们的特性都一样,即一夫一妻制无法满足他们宣泄性的冲动。换句话说,这就是对人类的爱的基础:这种爱可能无法令人理解,一旦看见人群中欢笑的妇女,就不可能不想起这位犹太姑娘曾像她们一样,曾是她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始终存在于她们之间。
在戴尔塔描写他在德国生活的那些最美的诗作中,有一首是描写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女子在被捕后,被发配到第三帝国而死亡的故事。这是一首情色诗,威尼斯女子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是作为青春美丽的化身,拥有美丽的乳房、手臂、双手和臀部,但这一切最后都被死亡摧毁了。


在莫斯科一切都非常好,只有一点欠缺,那就是莫斯科太像陶尔米纳(7)。因为在那里就像在西西里一样每天都吃很多橙子,而他,戴尔塔却恰恰不喜欢吃橙子。

无论是谁,在读了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的公开演讲之后,都会说他们是忠诚的。但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形势的牺牲品,但这种意识不会有助于他们挣脱束缚。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创造了束缚,也许这种意识顶多只能保证他们享受伪装的乐趣。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我这代人还在学校时就被教导说:理智有助于获得自由。 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争取精神统治的斗争,必须使人理解这一点,只要理解了,也就能接受了。谁是新制度的敌人?就是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他们不理解,要么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少,要么是因为动得太多。

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作者不应受到忽略,他们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股强大力量。某城市或某街区中,这一头刚刚强迫他们关闭私人商店或手工作坊,那一头马上就会出现隐藏在私人住宅活动墙壁后的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鞋匠和裁缝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也只敢为熟人和朋友提供服务。总归一句话,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为“投机倒把”。
人们采取上述种种做法,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国营和市立商店里,人们急需的日用商品极度匮乏。在那里,夏天只能买到冬季服装,而在冬天就只能买到夏季服装。此外,所买到的服装不仅尺寸不合,质量也十分糟糕,甚至买卷线或几根针都很成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唯一的一家国营商店一年都没有到货了。人们一旦需要缝补衣服,那也得考虑考虑,是否要把衣服放到手工业合作社的缝补部门,因为,半年后才能取。你如果想和朋友叙叙旧,喝上一杯,那就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拥挤的小酒馆(那时叫“集体食堂”)与陌生人同坐一桌,而且一直等不到服务员来,有时甚至要等上一个小时服务员才会出现。私下买卖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旦工人的妻子在邻近小城镇的商店里买到了针线,她就会拿回来在私下出售——这被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工人利用自己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去帮熟人朋友修理浴室漏水的水管,因为他的朋友等待国营企业派人来修理,等了半年也没人来。此外,工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赚点小外快,好为自己买件衬衫——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每当国营商店进了一批商品,工人却因为整天上班,没有时间去排长队购买,于是,工人只好找熟人,从她手中弄到一件衬衫;而此类熟人因与商店女店员关系不错,所以麻利地从她手里弄来了三件衬衫;而后出手时又稍加了一点价——她就成了投机倒把者。然而,她只是地方政府大楼的一位清洁工,可她当清洁工所挣的钱,还不够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至于她的丈夫,不知何故被政治警察抓走了,至今音信全无。如果不对此类求生的能耐加以谴责和制止,可想而知,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工人可能就会自己开一个修理下水管道的作坊;而其邻居就会在私底下出售酒精饮品,以便满足那些嗜酒者隐秘的需求,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挂牌经营饭馆;女清洁工就会挨家挨户做买卖。然后这些人就会逐渐扩大自己的企业,就会再度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存在。也许他们还会慢慢创办自由的报刊,或者组织集会?一旦他们创办报刊杂志,它们就会根据人们的需要,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于是小资产阶级就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合掌祷告、下跪、唱赞美诗能促使人进入一种信仰崇拜——这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吉本在描述狄奥多修斯下令禁止多神教宗教仪式所带来的后果时,曾这样写道: 诗人或哲学家的宗教情感由于祈祷、冥想和研究而得以维持;但是,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才是维持民众宗教情感的唯一坚固基础,这种宗教感情从模仿和习惯中吸取自己的力量。阻止举行这种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有可能在几年内导致严重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教士、教堂和《圣经》等经典书籍的人为辅助,神学理论不可能被人们永久铭记。无知百姓的头脑仍然受盲目的希望和迷信的恐惧牵引,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上司说服,认为应去崇拜本世纪拥有统治地位的众位神祇:他们开头是由于自己的精神饥馁不得不接受新的学说,而在支持和宣传新学说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对新学说洋溢着诚挚的热情。(1) 狄奥多修斯在遥远的过去给人们上的这一课,值得后人好好仿效。塞满俱乐部的人们听命于某种集体节奏——即参加大家都参加的活动,如果与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荒谬。这个集合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些人虽对这一切心怀疑虑,还是说了预先规定该说的话,唱了预先规定该唱的歌;这种行为就打造出了一种群体氛围,最后自己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俱乐部的影响尽管带有理性的表征,但也属于群体魔术现象之列。教条的理性主义与魔术相结合,是通过取消自由讨论实现的,其实自由讨论正在失去意义:如果凡是学说宣布的一切都是真理,就像说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不可辩驳,那么容忍另一种意见,说二乘二等于五,简直就是不成体统。


由苏联窜改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知识的双倍庸俗化。曾几何时,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森林体现的是受到为数不多的某些基本法则控制的树木集合体。似乎砍光森林里的树木,在原地种下新的树种,过了一定年份,就会得到一座新的、符合人的愿望的与过去森林相像的森林。但今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森林是由苔藓、土壤、各种植被、树木和青草等等,在复杂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当森林里的树木被砍光之后,那些苔藓和各种植被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品种共生原则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新森林就成了与忽视植物社会学的人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有机体。斯大林主义者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起码的知识。他们不但不想听到这些,还谴责那些在这方面做研究的、有才华的学者和作家——因为这样的研究有悖于正统思想——以至于阻碍人类获得有关自身的知识的可能性。学说的情绪化和说教成分如此强烈,以致改变了正常比例。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科学的——运用到人文科学方面,主要在于根据一时的需要,将人文科学任意改造为它想建立的学说。人在踏上难度被大大简化了的学说吊桥时,就不可能再有退路可走了。甚至不允许真正的学者胆战心惊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尽管他们只是说科学法则是假设的,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和所运用的象征。人类历史的数世纪,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结果只用几个术语就高度概括了。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对此还得附加一点,即借助唯物主义(例如“物质不灭”的理论)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而我们就会看到,当斯大林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自有生命以来的历史顶点之时,整个圆就奇妙而又合逻辑地画成了。

如何解释人们隐藏在内心的那些不成形的渴望?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人会没有任何明确原因就开枪自杀或逃往国外?这岂不就是巧妙构思架设的吊桥之下的那个万丈深渊吗?人们从人民民主国家逃往国外的主要原因,通常是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忍受那里的状况。他们通常会含糊其辞地嘟哝着试图辩解:“那里的生活令人感到恐惧和悲哀。”“我觉得我会变成机器。”然而,很难给纯理性化的人的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威胁下一个定义,因而也就无法说服那些从未有过此类经历的人来理解这一切。 为了及时防止种种疑虑,党一贯反对探索人内心深处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人”作为一个品种的概念是不受欢迎的。谁如果要去探究人的内心需求与渴望,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无论如何,人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做任何事都不能超越作为社会集团成员的行为范畴,并以此来描述人的表现。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只把人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之和。所以党认为,人为自己绘制哪种自画像那他就是哪种类型的人。其实就是把人变成一种社会猴子。凡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禁止某种探索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摧毁进行这种探索的志趣。


这些罪行的记录可能保存在一个隐蔽且安全的地方,当未来的学者在布满灰尘与蛛网的某地寻找到这些卷宗时,他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与已完成的伟业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卷宗,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卷宗存在;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今日的统治者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纸上不存在的东西,现实中也就不会存在。

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有道海湾(芬兰湾)把它们与芬兰隔开,波罗的海使它们与瑞典隔海相望。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属于斯拉夫民族;爱沙尼亚人的语言与芬兰语有渊源;立陶宛人的语言与拉脱维亚人的语言为何相近,时至今日对学者们来说都还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些部落从何处游牧到此地,又是怎样在涅曼河(4)与北德维纳河(5)下游定居下来的。人们只知道,已被驱逐的普鲁士人曾经使用的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相近。在这三个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在过去曾建立过一个大国,它的疆域曾扩展到第聂伯河(Днепр),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三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自从居民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就经历了一段盛大的殖民化时期——主要是被德国和波兰统治。由于殖民化,这里曾使用两种语言:真正的统治者(土地拥有者)使用的语言是德语(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兰语(在立陶宛)。一部分原因是新来的人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另外就是,当地贵族接受了外来人士所带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大部分人民则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保持了远古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一战”之后,这三个国家获得了独立,不再是沙皇俄国的行省。激进的农业改革消除了大地主的影响,民族语言成了新兴国家的语言,而文学和学校教育则与民间传统相结合。 1939年,这三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六百万左右,比当时的智利人口略多一点,比瑞典人口略少些。这三国都属于农业国家,借由组织良好的出口,保持了预算平衡。那时,三国向西欧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熏猪肉、鸡蛋、黄油、谷物和家禽。因而与丹麦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也不仅在这方面与丹麦相似。任何了解农场主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轻易描绘出波罗的海三国的生存状态。农村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为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从三国居民的外表、住房条件和饮食方式来看,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东欧国家,当然,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新教,而立陶宛人则信奉天主教。三国人民的共同特点是:怀有热忱的爱国主义,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有点沙文主义——就三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历史来看,这点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这三个国家另外的共同点是,都不具备军事防御能力。 莫洛托夫(6)与里宾特洛甫(7)的会谈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命运。1939年秋天,莫洛托夫要求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急忙答应了这一要求(当时,报刊均发表了大量文章,表示他们与强大、善良的东方邻国之间的友谊永恒而牢不可破)。1940年6月,以这三国政府无法给驻扎在其境内军事基地的苏联官兵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为借口,苏联红军公然入侵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接管了这三国的政权,三国迄今的国家机器就此不复存在。


就这样,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被成为”苏联公民,他们必须遵守别人的现行条例。在新政权眼中,这里的民众生活水平较高,相形之下,苏联其他地区公民的生活就显得穷困潦倒,这似乎是一种丑闻,是逝去时代的遗迹。因此,新政权决定,要好好改造他们,于是,监狱人满为患,不久,官方便开始将被划入某些范畴的居民成批成批地流放到苏联本土——主要是把他们发配到北极地区的劳改营、矿山和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纳粹分子按照自己的信条,又开始屠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消灭的民族,即所有犹太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不分年龄与性别,都要将他们斩尽杀绝。纳粹分子十分精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与此同时,纳粹官员也强行招募许多人到德国做劳工。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度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着手改造此地区,使之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相似。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三个国家迄今建立在富裕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结构。但是,农业集体化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穷苦农民与富裕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但成效甚微;农民们利用战后散落在人们手中的大批武器和在游击队受过的训练,发动群众性反抗。农民们纷纷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讨伐队包围了农村,屠杀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如此一来,反抗更加强烈,因为邻近各个村庄的所有人,包括孩童、妇女都宁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坐着等死。面对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当局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手段——大举抓捕人民,将他们装进闷罐车,并把他们流放到欧亚大陆人烟稀少的地区。当西欧人开始享受不甚平稳,且偶尔会被恐慌打破的和平生活时,波罗的海国家正经历着没有和平的黑暗年代。农村的居民不是逃跑,就是被打死或被流放,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但人民会留下。”斯大林在确定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时,如是说。但对这些弱小民族来说,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另一种说法:“人民来了又走了,但这些国家会留下。”“立陶宛会留下,但不会有立陶宛人了。”1946年,一位莫斯科中央高级官员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当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正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穆尔提-丙”主义者的推理是正确的。各式各样的革命在对付新秩序的敌人时,必然会出现一段恐怖时期。如今不会有人为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而哭泣。但是,迄今为止的那些革命,与今天所进行的革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过去那些革命的矛头所向,是人数不多的小集团,因为这小集团妨碍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新生力量是富有创造性的,可同时也受到人为的节制。今天的革命不能满足于为了巩固新政权而维持短期的恐怖。只要经济基础还让敌对阶级能赖以生存,而这一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要继续下去。革命活动的对象是数百万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当然也包括小商人。迄今为止,上述群众仍在持续反抗,他们试图利用一切机会恢复旧有的经济形式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必须对他们采取坚决的手段。应该补充一句,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自1917年以来,革命随时随地都受到倒退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以内部分裂的面貌出现,就是以外来武装干涉的手段出现。因此可以理解,过去革命的恐怖时期将会在最伟大的革命中拉长数十年。但是,大凡存在恐怖和贫困的地方,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黄金时代属于将来。中央宣布,如今,社会主义已然实现,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必须等待新阶段的到来。目前这个阶段尚不尽如人意,从长远来看,例如,到了2950年,今天的恐怖时期,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短暂,而牺牲者的数目达到两亿或者三亿,就会像数千名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那样,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在帝国之外及其境内运用双重的伦理道德标准,这阻碍了诚实的文学。辩证法的推理也许完全正确,但艺术不可能从辩证法的推理中产生;艺术的根源要追溯到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更深远、更原始、更古老的层次。这一事实也许不合统治者—哲学家的心意,因为他们想看到的文学是只为理解历史进程服务的纯辩证法文学,他们所褒奖的不是文学,只是文学的外观。由于暴力压制而隐藏在深处的压抑情感会毒害整个作品,并使作品蒙上了一层异样光泽,就好像在工厂生产线上产生的规格化产品。这种光泽使受众产生警觉:注意!这是规格化的生产。于是,最崇高的词语只能成为毫无生气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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