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汉之前的侠暨侠起源的讨论

无所事事
2015-08-28 看过
      龚先生曾有《国学入门》一书,书中自称其学淹九流。虽有雅称的嫌疑,但他的学问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的。《侠的精神文化史论》这本书里就能看出先生扎实的功力和认真学问的态度。

   (一)
    笔者基于对侠起源问题的考察,可发见书中很多精彩处。
其一,本书梳理了较完整的学术史,层层叠进的分析,言之有味。
作者将以往侠的研究分为了1.文学的想象2.历史的诠释3.正义的神话4.英雄的崇拜四个层次。他首先指出,文学中关于侠的创作,是因为我们有某种渴望,所以发现或发明了侠。而不是因为有侠,才激起我们的向往。接着作者进一步说,不少作品对侠的解读完全是一种代表正义的迷思。崇拜侠的人,并不是因为侠有什么值得仰慕之处而崇敬他,而是由于内在有某种道德的需求,才会将侠神话化,形成迷思。龚先生甚至认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已经有不少侠之研究论著,但那都只能成为正义的迷思,除显示他们对侠的意底牢结之外,恐怕不能称为学术研究。本人以为这个观点至少在史学的角度是成立的。
    而对于近代以来关于侠的学理研究,他认为从《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纪》……一直到章炳麟、梁启超、陶希圣等等,就成了侠的诠释史。仔细观察这一诠释史,我们自会发现每一时期甚或每一史家,对侠的诠析,都有他特殊的理论背景及意义关怀,时代感受在支配他,影响他。
诚以为然。事实上,历史上真实的侠,我们显然是见不到的。对侠群体的解读,彭卫先生也提出类似的分类观点,他认为历史上的侠有政治性想象、艺术化想象和学理性想象三种。在笔者看来,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早期侠提出合理的近乎接近事实的思想构建,并解答心中的疑问。
   其二,本书点出了侠研究的一个症结,就是侠标准的不确定性。
    什么才是侠呢。从侠的起源角度讲,目前学界至少有八种观点。而关于具体的定义侠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龚氏指出,某些儒者性豪侠,是否即足以证明侠出于儒或儒侠一源、儒与侠为一体之两面如近人所云云呢?这根本是推论上的跳跃、逻辑上的谬误。何况,孔子子路,或许有士损己而益所为的倾向。同时他认为,是否为侠是要从学说内容、整体行为上去考虑的,不能仅因性格勇决果毅或有一两件较豪壮的事迹,便说他们是侠,这样侠的定义及认定,就太广泛了。一切我们喜欢的人,也都可以视为侠。这哪里是研究的态度呢?根据龚氏上面所说,我们对侠的学理性分析应该更全面,切忌仅抓住一点。
其三,本书提出了较为可信的侠的定义。
龚先生认为,侠本指一种行为样态,凡是靠着豪气交结,与共患难的方式,和人交结而形成势力者,都可称为侠。因此,侠是中性的,可能好也可能坏。同时,侠本非农耕务实之士,而是都市社会的产物。
    侠的主要特征,龚氏关注了四个方面:1.基本精神是重视朋友交谊的伦理。2.游士与游侠虽然所秉持的理念:一是价值与思想,一是力量,但在许多方面其实都是有同构型的,文与武、儒与侠之间,亦非截然对立。3.暴力与攻击,是侠客行为的重要特征。4.此外,侠有游动的精神,基本上不见容于任何一个秩序性的社会,但实际未必游动。
他的观点是与那些认为侠代表一种特殊精神气质的学者意见是相近的,具体而言,又有别于刘若愚所谓的正义道德的代表,而是近似于钱穆、余英时、增渊龙夫和汪勇豪的观点,笔者也认同于此。具体细节当然有别,见另文。
其四,本书试图诠释侠的精神世界。这是龚先生论侠最有价值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讨论的部分。
    根据先生的观点,首先,侠群体有自身的伦理秩序。他说,虽然侠者是国家团体秩序的叛逆者,强调个体一直及其行为之自由,但他们却仍有属于侠者的规范和准则。侠逃不出这种固定的报义的伦理模式,因此他们的生活底层,是痛苦的,无奈的,所谓人在江湖生不由己。
    其次,侠客对死亡有独特的认识。龚先生在书中大段引用林镇国《死亡与燃烧——谈游侠的生命情调》一文,来诠释游侠对生死问题的认知。这是令人信服的。文中说,虚无感、不安感、有限感构成游侠生命的存在基底,缺乏清明道德理性来构建一个有秩序的价值世界,因此只能诉诸情意的激力,来开创另一种形态的价值世界。以情意的激力透过死亡的方式,才发现到自己是自由的,这自由便是游侠形态所要肯定的价值所在。这朝向死亡的自由并没有严肃的学术味道,而是情意性的抒发的自由。因此,我们可说,游侠生命所开创的是美感的价值世界。换言之,游侠的生命情调,就是美感的生命情调。P42正如游侠之奔向死亡,是源于内在虚无感的趋迫;侠的远游,又何尝不是来自存在虚无的体会呢?
   我们认为,这种对于侠生命意味的解读,是在情理之间的。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讲,死亡或是侠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和选择么,即便是充满暴力,并可能伤害他人的。因为回归到东周两汉的社会秩序看,侠的这种搏命所换来的正义性在民间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但龚先生在本书的另章却又含糊其辞,否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
龚先生说,杀人的理由,亦往往只在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是个侠。这显然是因为侠内在价值匮乏之后,必须自我追寻认同的方式。他(侠)必须时常提防旁人是否看他不顺眼,怀疑别人是不是看不起他,时常以经验自己的方法,证明我就是我所做的。
不仅如此,龚氏进一步否认侠行为的自我意识,否认其可能采取的正义立场,乃至所可能采取的道德行为,认为他们是轻贱生命的群体。 书中说,侠其实是最自私自利的。他的目的是自我,而不是别人,国家或社会。通常,我们也把这种行为视为侠客的道理,并予以歌颂;然而那是因为原始生命面对虚伪诈饰的社会时,仍有他可爱的一面而说的;真就道德原理来看,对自己的爱、追求个人的幸福,就不可能是一种美德了。此外,本书还认为,只有侠才漠视群体利益和人性价值,因自我形象的坚持而不顾道德原则。
    由此,游侠经常在自我追寻肯定的过程中,抛掷自我,把自己交付给那些赏饭吃或赏脸看的人。他们是轻贱生命的。在他们非理性的原始生命中,情绪鼓荡而带动的原始盲动力量,最终也必以杀死自己做为结局。
    事实上,龚先生的这种解读已经到了自说自话的阶段,完全成为用自己所感悟到的价值来解释侠的内心世界。而这也就有了偏颇的可能。

    (二)
    关于本书中四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1.对周秦社会形态的不了解,导致对侠产生的文武分化背景的误读。这导致了龚先生所认为的侠为一种行为样态说变成了无根的游魂。即便侠真的如他所说是正统社会的脱序者,但这个如何脱序的过程,或者说侠形态的发生原因,是没有说明的。
    2.对游的解读,更多的是文学式的畅想,缺乏回归历史语境下的感受和认知。龚先生认为游是侠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这个游不限于空间位置的移动,毋庸说是心境的游。他在《汉代思潮》和《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都有详尽的论述,而正是这些论述显露出对侠解读的不足。龚氏在书中说,春秋战国时代,迁是很平常的事情。游为常态,居为变态。民众的求生之旅,不妨视为与远游求道同类的活动。接着又说游为常态,便无“逃难”之问题。逃难意识是后代游民的重要生活经验与意识内容,然却尚难见之于此时。读此,稍懂东周社会情形的人就自有评判了。
    3.对侠精神解读的偏执。如龚氏所论,史料是能证明侠的行为多为恶而少为善的,但这不能否定侠存在正义行为的可能。由此我们认为侠的思想世界存在更大的诠释空间,不能一味的以恶的、群氓的、搏命的概念来解释。对侠的精神世界,显然有进一步深入推开的必要。
    4.两个小硬伤。龚书引司马迁论游侠的“何知仁义,已向其利为有德。”一句中的向字应为飨。联系上下文,解释也是有误的。另,在《汉代思潮》中引《管子》的“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一句引用有误。《管子》书中的“游夫具”是说齐国召集游辩之士,则国将无敌于天下。龚先生反用来代指流氓、奸民。

    以上是为对本书的部分解读,综合来说,这部书真的是一部诠释侠文化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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