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为历史学辩护》

echo.night
2015-08-16 看过
初涉史学,便在老师的推荐下翻起了这本号称是“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却小得可怜,译成汉语尚不足十万言的《为历史学辩护》。不仅如此,它是一部遗稿,还是一部残稿。不过,正如曹雪芹所创《红楼梦》,虽是残稿依然不朽。作者马克·布洛赫在史学界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也并不比曹雪芹在文学界逊色多少。
 马克·布洛赫的头衔不多,却全都让人印象深刻:法国最伟大的中世纪史专家,年鉴学派的创始者与一代宗师,两次世界大战的参战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求学于德国又被德国人杀害的史学天才,等等。而作为一个认真地修剪历史枝条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洛赫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自古希腊以来,历史便承担着叙述即时发生的事件真相的使命,真实(无论它是否存在)是历史的最高价值。在《为历史学辩护》里,布洛赫从幼子无意的疑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入手,为历史的高贵价值做了一番慷慨激扬的辩驳,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历史与人类和时间的种种纠葛,并提出了历史的考察、考证等工作的方法论。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这本小书被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为后代年间学派所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
它的整理者,是布洛赫的好朋友、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和史学大师费弗尔。两位大师打造一部小书,正印证了一句俗语:只要温馨,小屋子也能成极乐世界。

    这部残稿主要写于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的二战期间。布洛赫在献词中说:国难当头,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抒忧愤。 同一时期,钱锺书也曾写道:“《谈艺录》一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1944年,布洛赫惨遭纳粹杀害,年仅58岁。所以,这本小书既与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1953年)构成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双璧,又因其为感时伤世的忧患之书,而带上了浓重的悲壮色彩。

    布洛赫既是年鉴学派的开山,又属于过渡性人物。后世年鉴学派拾级增高,实已去圣日远。从年鉴学派的典型形态看,他们扬弃实证主义,由个人、事件、政治、单位,转而重视群体、结构、社会、总体,以及情势、周期、增长、范畴、群体、阶级等等。就是说,跳出庐山看庐山,更注重时间跨度大、节奏较慢的历史。这种历史,被人称作“基本上静止不动的历史”,“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无名无姓、深刻和沉默的历史,等等。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事件史、个人史,变成了地理史、经济史、社会史、群体史。借梁启超《新史学》的概念来表述,就是由“君史”变成了“民史”。“历史时间”,也成了所谓的“地理时间”。年鉴派就像是坐着航天飞机上天的宇航员。他们所看到的地球,完全是一个没有疆界的“整体”,即“整个社会实在”、“时间上的统一体”。这就是年鉴派所说的“总体史”。

    比起“总体史”这类宏大构想,布洛赫的具体史思,更加可爱。
        
    他认为,历史首先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它千姿百态,富有美感,令人销魂。因此,历史研究是一个娱乐的过程。因为历史可供审美、娱乐和消遣,所以人们才对它有兴趣。就此而言,大仲马的读者均是潜在的史学家。他又认为,历史学家只有具备想像力,才能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情景拼接成形 。史家如对文明掉以轻心,伪史就会殃及信史。他在书中使用了若干“掘土机铲子”一类的妙喻,甚至告诫人们一定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既然情感不会损伤理智,又何必对历史的诗意惶惑不安呢?

     读了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感性话语,简直让我们不敢相信他会向往“总体史”这类“非人”的历史。可是,我们明明看到,在布洛赫笔下,“人”占据着第一重要的位置。他说:“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历史学就是处于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如果历史学不能掌握人类,那充其量只能算是博学的把戏而已。在给费弗尔的献辞中,他说,他们并肩作战,只是“为了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
    我们甚至能在布洛赫笔下读出克罗齐的味道。比如他说,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注入时代的气息。这不就很有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味吗?在布洛赫笔下,历史与现实是贯通互动、双向交流的。一方面,对现实的曲解和困惑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另一方面,过去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现实知识却可以帮助人们更直接地了解过去 。因此,他反对史学家成为古董迷,呼吁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他甚至说,对现实一无所知,欲了解历史必定徒劳无功。置身现实、感受生活、热爱生活、理解生活,是史家的主要素质。故而,史家研史,可以由近及远、倒溯而上。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钱锺书的名言:“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管锥编》第171页)更让我想到马克思的名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布洛赫还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代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 他又说:“即使已经消失的历史对象,也有其现实价值,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与流传下来的东西相比较。”
    可是,布洛赫坚决反对在史著中卖弄词藻,更不能容忍谣传和传闻逸事。他排斥经验主义,而视历史为知识的源泉,认为它可以满足人们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同时反对将历史仅仅当作精神的奢侈品。他的思想趋向,毕竟在对历史的理性分析上。所以,他最终将历史学定义为一门分类适当、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可是,在理性与情感、人与非人之间如何协调,他却并未给出令我们满意的解答。

    1992年6月,此书曾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标明原版是巴黎阿尔芒·戈兰出版社1974年本。这家出版社的老板是年鉴学派的支持者,故年鉴杂志创刊号就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此次译者修订再版,采用“为历史学辩护”的书名重新推出,却未标明所据底本,修订情况也未作说明,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从夹注看,此书似乎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布洛赫是用法文写作的。据悉,1993年法国曾出版此书的修订本。这些,自以说明为佳。
    布洛赫说过:“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该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第61页)。准此而言,书中一些偏僻的外国人名,如果首见时能标出原文,并且在译文中加些译注,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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