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之《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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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9 看过
本书《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是作者于建嵘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期间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于1999年5月至2001年1月间,在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岳村及周边湖南五县开展了一年多的乡村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研究资料。随后根据这些考察和研究,完成本书——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
作者尝试将研究时期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辛亥革命前的传统社会、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为了思路明晰和表述方便,本部分的总结也将遵循此划分展开。
一、辛亥革命前的传统社会
在此部分中,作者通过对“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各个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的描述和分析,得出:“在传统社会,地方政治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绅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其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能满足封建王朝对乡村资源的索取。”
作者还从六个方面对“为什么皇权政治没有渗透到传统乡村社会”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第一,“王朝对农民的统治非面对面的直接统治,农民面对的直接统治者是日常交往中的乡村地主,乡村地主利用其经济、声望方面的优势对农民行使统治权。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地方地主采用各种方式将税赋的负担转嫁到自耕农特别是佃农身上,并和地方官吏对那些代表地方利益而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地方权威势力进行打击,使皇权、族权和绅权在乡村社会保持着相对平衡,“乡村自治”体制也就得以保存;第三,“封建专制主义家族文化,是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没有独立的意志,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他必须服从家族强加于他的规则(身份),却不能独自去创造适合于自身的关系(契约)。”第四,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抑制了地方势力对县政的控制;而知县频繁调任,又使地方权威充分发展。第五,乡村权力中的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成员手中,他们从根本上是统一的,不能把“自治政治”等同于民主制度;第六,科举制度废除,动摇了乡村自治的政治基础,意味着乡村社会变革的到来。
二、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
在此阶段,总的特征是“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这一期间,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一)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
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主要体现在:第一,皇权被民权所取代,保甲制度在文本制度层面被否定,国家推行具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地方自治”,但由于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地方自治”在事实上沦落成为了地主阶级专制;第二,族权进一步强化,宗族组织兴起,但由于国家法律的作用,族权在人身强制方面受到限制而削弱,经济强制则因控制资源的增加而加强;第三,绅权发生质变,各种社会势力以暴力和强权的方式深入到乡村社会,成为了对社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地方权威。
(二)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
20世纪20年代,农民运动在中国农村大规模兴起。作者从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农民领袖与乡村权威、政治动员与乡村经济等多个方面对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学术梳理。并根据历史得出三条结论:其一,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就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组织和发动的农村社会的革命;其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其三,由于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改变乡村社会形态。
(三)地方自治和保甲制重建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推行“地方自治”并重建保甲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权方面,县级政治以推进“地方自治”的名义进行了改造,实行了县长负责下的科层制;县以下,从“设区自治”和“乡里自治”向保甲体制转变;第二,传统的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国家企图通过重建农会组织来整合乡村社会的权力。
(四)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
1936年,衡山县被确定为乡村建设试点县,进行一系列改革,使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及其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行政官僚化,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施政能力;第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的倾向;第三,传统绅权出现了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第四,族权仍是乡村社会基本权力之一,但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
最后,作者尝试从五个方面解答了“民国时这种乡村政治状况的根源是什么?”这一问题。第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决定民国期间乡村政治状况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从乡村索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以满足战争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第三,兵役制度的变化,需要国家对乡村加强控制;第四,人口的增加,需要变更行政;第五,全能主义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及国家现代化的努力。
三、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一)农民协会与土地改革
建国之后,国家开始了地方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首先,废除了保甲制,建立村级政权即村人民政府,保农民协会改为村农民协会。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农具,激发了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提高。
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土地改革的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正式权力的建立,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与岳村的联系。其二,新的具有国家权背景的地方权威形成。其三,由于“阶级”观念的引入,岳村已从过去的族姓和家族这些划分中变成了不同的阶级阵营。其四,通过行政区划的方式,不仅将每一个农民都编入到了新的组织序列中,而且形成了新的设区边界。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协会悄然退出了乡村社会政治舞台。作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对于共产党来说,其政治理想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绝不是在小农耕作的基础之上可以实现的。这样,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实现农民土地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土地改革虽然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但共产党把土地改革仅仅看做是“民权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土地所有制仅仅是出于革命和现实需要而确定的暂时性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造。
(二)合作化运动与乡村组织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国家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合作化运动是规划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国家权力是其主导力量。在国家权力强势下,地方权威改变了存在的状况和作用方式,家族权威不断弱化。
(三)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
作者认为,人民公社体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1958年至1960年,人民公社的的创立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政社合一形式下的军事化管制;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7年,人民公社定型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的社队分权;第三阶段,1968年至1978年,人民公社革命化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在革委会体制下的社队集权制;第四阶段,1979年至1983年,人民公社的解体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管理委员会体制下的社队分权制。
本书作者对这个时期的乡村政治结构的特征总结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控制为手段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作者分条给予了详细的阐述:第一,“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具有多层次掠夺性;第二,“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制度性目标和措施,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第三,“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第四,“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精神粘合剂,是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话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
总之,作者认为“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是一种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机制,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四、改革开放后至今
在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总的特征是: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权机关在乡镇,乡镇以下实行了以村民为公共参与主体的自治体制,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体制被称为“乡政村治”。作者分别阐述了“国家权力和乡政体制”、“社区权威和村治结构”、“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以及“村民权利和公共参与”,最后探讨了这种“乡政村治”结构出现的条件和原因。
(一)国家权力和乡政体制
在乡镇体制上,第一,镇党委是“乡政”体制的核心,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第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利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虚置;第三,镇人民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机关,其权利来源具有多重性;第四,乡镇干部具有明显的科层结构,其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了乡村政治的发展。
(二)社区权威和村治结构
在村治结构上,第一,村党支部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第二,村民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正在改变乡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第三,村民小组是村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四,群体组织在村治体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三)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
家庭作为乡村政治的主体,是乡村利益关系的对象化。作者认为,目前家庭对乡村政治秩序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其作为乡村政治表达性主体的复杂化;第二,家庭利益结构成为了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第三,家庭宗族性活动成为了一种“习惯”对乡村政治结构产生影响;第四,民间经济性组织正在形成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
(四)村民权利和公共参与
作者还探讨了新时期乡村公共参与的主体、形式和意识问题。作者认为,第一,公共参与与主体的分化;第二,公共参与形式的多样性;第三,公共参与意识复杂化;
作者还探讨了“乡政村治”出现的条件和原因。第一,国家在经济上的市场化努力,是“乡村政治”体制存在的基础;第二,国家在政治上的民主化取向,是“乡政村治”体制产生的契机;第三,国家的法制主义理念,是维护“乡政村治”体制根本性力量;第四,国家现代化目标,决定着“乡政村治”体制发展的方向。
全书的基本结论
综合以上研究内容,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第一,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安排过程;第二,转型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第三,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乡村社会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第四,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权力文化向现代民主权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以“岳村”这一个小村庄为表述对象,研究乡村政治结构及其演变。读完全书,最令我感受深刻的不是各种交织的政治制度,而是处于这些制度之下的、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制度虽数经变易,但中国农民却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难以摆脱底层的命运。在自身“饥饿逻辑”的引导下,在各种政客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之下,中国农民自主或不自主地不断抗争与摸索。他们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经历了无数兴奋、失望、困惑、绝望与无奈,以无比隐忍坚强的性格跋涉至今。只有读懂中国农民,了解他们的命运,才能真正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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