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一叶知秋
2015-07-01 看过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样一个书名乍听起来像是要做一个“宏大叙事”式的研究,细心读过之后才发现,编者施坚雅教授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全书研究的内容并非无所不包,而是严格限定在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三个大的主题之内。尽管如此,全书的主题也显得足够宏大,如何把每一个主题都说得透彻又不至于散乱实在是一个难题。《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编者施坚雅教授在这一问题上无疑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的。这一点,我们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体系构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全书依照以上三个主题分为三编,每一编开头都有施坚雅教授精心撰写的导言,统摄全编,然后再有几篇论文对具体城市进行研究,管窥全编主题。这样一种方式使得读者既能够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形成某些一般性的认识,也能够认识到不同城市的差异。
       全书包括导言在内统共十九篇论文,施坚雅教授一人就占了五篇。读过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施坚雅教授个人的研究趣向:除三篇导言外,施坚雅教授所写的两篇论文也都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关注的是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城市与地方的体系层级》关注的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体系问题;而在全书收入的另外十四篇论文中,只有章生道教授的《城治的形态和结构研究》做了宏观层面的研究,其余十三篇论文都是对某一或某几个城市进行的案例研究。我们看到,由于选题视角的不同,这两类论文所使用的方法也截然不一。施坚雅和章生道教授的研究大量采用了统计学方法,试图给读者呈现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整体面貌。章生道教授在《城治的形态和结构研究》一文中搜集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十八省1276个县城的海拔高度和重要都城和省会的面积数据,以说明地形对城市选址的影响和不同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差异;施坚雅教授的《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是全书中应用统计方法最多的一篇论文,作者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给读者呈现了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经济层级和行政层级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的图景。文中,施坚雅教授还把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用到中国城市层级的分析上来,这种尝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但我个人感觉运用的结果似乎并不是很理想,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地理环境差异太大,施坚雅教授也没能将中心地理论贯彻到整个中华帝国,最后所做的也只是把它套用在最符合理论假设前提的长江上游地区(文中说法,大致与四川盆地相重合),不免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
       比较而言,其他作者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并不热衷,他们所做的案例研究多用一种细致的叙述文体给读者展现事实的全过程,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以小见大,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哈雷·J·拉姆利的《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篇论文,作者探讨的是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起源问题,作者详尽地叙述了台北、新竹和宜兰三城建立的原因与过程:新竹和宜兰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建城与维护地区稳定的关联,台北的案例则向我们展示了建城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此外,从作者对台北三城建立过程的细致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士绅、宗族以及官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各个阶段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士绅如何通过他们的经济实力参与城市的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对我们认识中华帝国晚期的其他城市的起源与建立过程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陈桥驿先生对哈雷的这篇文章多有批评,认为作者在探讨三城起源的时候忽视了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但我认为这篇文章还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尤其是哈雷对三城发轫的缘起和建设的过程叙述深入而透彻,这比起那些大而化之的论述要有说服力的多。
       除了全书的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颇有新意以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研究视角也颇值得我们注意。《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十五位作者都不是中国学者,海外汉学家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往往能有迥异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一个最普遍的视角是从社会经济层级来划分和认识空间,施坚雅教授的五篇论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里,我还是想举《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为例,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城市与地方的体系层级就是由府-州-县构成的行政层级,经济层级与行政层级常常被有意无意视作是重合的,因为中国的城市兼具管理和经济中心的双重职能。施坚雅教授在文中则区分出中心地(经济层级)和相关地方体系(行政层级)两个层级,这样区分以后,作者发现“行政区划的边界很少与集市和贸易体系的边界相重合”。施坚雅教授对这种方法的使用颇为得心应手,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也把中国划分为八个农业区,以自然地理大区为单位来进行城市化研究。施坚雅教授似乎也颇为得意这种空间划分方法,他在该书中文版的前言中毫不掩饰地说,“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讨论了社会经济层级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社会经济层级来划分和认识空间不过是常识而已。然而,就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这样一种方法还并不广为人知——至少罕有运用。施坚雅教授也说,“自本书的问世迄今已有20余年,在此期间,这种区域体系分析方法已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所熟悉。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们大都仍以从明清官僚制度下产生、调整而形成的行政区划作为理解空间的唯一框架。”在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唯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观念,他独具匠心的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王朝变迁与水利事业发展的关系。至于像其他学者,特别是古代的史学家基本没有跳出从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分中国疆域的窠臼,这一点只要我们注意到古代史书《地理志》一卷都是清一色的行政区域体系就不难明了。
       此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作者们还注意到很多中国学者不大会注意的现象,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施坚雅教授在该书第二编导言《中国社会的城乡》中提了这样一个的问题,“城隍爷一例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行政实际的含糊不清之处。他究竟是——正如他的名字(“城”与“隍”之神)所表示的——是本城的守护神呢,还是以该城为治所的整个行政区划的守护神呢?”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常常忽视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的思维中,作为治所的“城”和作为整个行政区划中心的“城”其实是一体的,中国学者谈到“城”的概念的时候往往不会做细致的区别,而海外汉学家就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城隍爷是本城的守护神呢,还是以该城为治所的整个行政区划的守护神?”这样的问题恐怕也只有海外汉学家能够提得出来。牟复礼教授的《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是我认为最具原创性见解的一篇论文,文章对许多传统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下面我们不妨先引一段书中的一段文字,“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并无‘城市房舍’式、‘乡村教堂’式或‘市政厅’式之类的东西。中国城市并不竭力把建筑造的高插云霄,像旧式欧洲城市四层、六层市民房屋,或是古罗马的公寓大厦一样。对空间的压力也并没有像文艺复兴时或现代欧洲那样,使城市里的庭院园林化为乌有。中国城市并不完全缺乏公共广场与公共园林,不过却并不很需要它们,因为居民都有私人庭院,虽小却开阔向阳。他们大概也更喜欢自己的庭院。”国内的学者常常批判中国古代的城市缺乏公共空间,在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往往习惯于把它归结为专制统治的政治控制需要,而牟复礼教授则别出心裁的提出“中国城市并不完全缺乏公共广场与公共园林,不过却并不很需要它们”,原因是“居民都有私人庭院,虽小却开阔向阳。他们大概也更喜欢自己的庭院。”这样一种观点的准确性可能还有待考证,但着实让人耳目一新;牟复礼教授还注意到“南京的深沟高垒,并不能保护天坛地坛、先王陵墓、或者甚至是官府的仓库与监局。因为这些都在城外。城也保护不了大批政府的最高级文武官员,因为他们住在政府建造在城外的邸宅里。”由此,牟式在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城墙作用的全新见解,“…他们耀武扬威地重筑长城,以此重新肯定中国自古以来在那里的阵地,可是他们却用别的方法来自卫。…也许更为广义的说,明时重建的南京城及其他诸城,主要还是起着重新肯定汉人国家存在的心理作用,而不是为了保卫城市及其居民免遭可能的危险而建严城峻垒的纯防御作用。”
       以上所述,均是值得我们国内学者所借鉴的地方。但凡事都有两面,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问题既有作为“旁观者”的优势,也有作为“局外人”的劣势。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一般都始于海外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中国沿海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台湾地区的现象,比如福佬、客家,城隍、文庙,宗族、行会等等,至于对中国其他区域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这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也或多或少有所体现。此外,海外学者在资料搜集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任何一篇论文,所引文献之多,资料搜集范围之广恐怕要让许多国内学者汗颜。然而——如果需要吹毛求疵的话——《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所参考的文献几乎全部都是国外学者或是海外华人所著,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中西之间交流太少的缘故。此外,作为“局外人”,在对一些中国文献进行解读的时候,有些学者也不免犯一些错误。陈桥驿先生对芮沃寿的批评很有代表性,芮沃寿教授提出的“宇宙论”颇有新意,但正如陈桥驿先生所批评的,芮沃寿教授把“占卜”一类活动太过当真了。不过陈桥驿先生的说法我也并不能完全认同,陈先生说:“把都城建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在地形上背山面水,在交通上处于天下的枢纽,事前曾经绘制地图,这样的建城,与其说是占卜所得,毋宁说是勘测的结果,占卜无非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而已。”作为都城选址的必要仪式,占卜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占卜的最重要作用还体现在为都城选址寻找合法性上,古代君主向来标榜自己受命于天,周人五次迁都虽然每一次事先都经过了精心选址,但每一次最后都通过占卜来决定,或许其中有人为操纵的成分,但也充分体现了占卜与合法性的莫大关联。
       刘东先生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中有这么的一段话,“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赋予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需要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的介绍海外的中学。”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尽管存在一些值得指出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海外学者们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能够与之比肩的著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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