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硬邦邦的读书笔记)

山鬼
2015-06-30 看过
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不仅从超验到世俗,从彼岸回到此岸,更重要的是从二元转向一元。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不再受超验原则的指导,而是在此岸进行建构、论证其正当性。传统与现代因而发生巨大断裂。百年来中西学术界所研究问题的实质,正在于对现代现象进行把握,尽管这些论述有不同立场(特别是,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倾向是无法避免的)。

刘小枫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二:
(1)推进对现代现象的知性把握;
(2)探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使之参与现代性问题的修葺。

汉语思想界对现代性问题的把握,更多受到韦伯思路的影响(以理性化为视角,对现代化进行考察和把握)。但是,韦伯的思路自有其限制——其分析更多针对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做出解释。但是对于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属于外生型,并不是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可以自然生长的结果。因此,刘小枫首先引入了长期受到冷落的另一种现代性研究思路,即西美尔、特洛尔奇、舍勒等人所代表的现代学研究思路。后者重视对现代精神气质的品质及其结构进行分析,通过考察现代人的体验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偏爱系统),对现代人的实存状态进行把握。

刘小枫首先尝试对其所探讨“现代的结构性基础”进行勘定。在此,他引入了特洛尔奇的学说,后者对“现代结构”(即刘小枫所关心的社会生存的品质和样式)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并以具体的历史现象对现代结构进行说明。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营行为的内在关联个案分析。其目的在于验证其理想类型的分析法和理念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制度的动力性关系的基本构想。但韦伯的论题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新教合理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形态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然而根据特洛尔奇对早期新教和后起新教的考察,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分化的过程,甚至早期新教有着相当强烈的复古倾向,笼统地谈论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动力性关系,是大而无当的。进而提出的设问是:新教出现的社会社会条件和宗教理念基础是什么?

刘小枫认为,新教出现的社会条件是一个分化的社会格局,而这种多元结构,则源自中古基督教会的法理建制(教皇革命导致的教会法体制),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动因是:西方基督教会理念中超验秩序与现实秩序的二元紧张关系,这构成了理解现代结构乃至现代问题的核心。

那么,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修葺?

现代学的产生源自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激进左派(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尼采)和激进保守主义(卡莱尔)的抨击之下,古典社会理论开始兴起,其目的在于为自由民主社会找到坚实的基础,对其进行正当性辩护。

现在要问的是,自由民主社会(现代社会)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仍然要回到现代结构的二元紧张之中。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化,使得现实的生活能够在此岸进行构建(韦伯:除魅),其所依据的法则是此世的经验理性。但此岸的建构并不能为生活提供终极意义,因此,现代社会永远处于对意义的求而不得的状态之中。从韦伯的视角,这就是“形式的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

在对现代结构及其问题有了总体性的把握之后,刘小枫接着引入了特洛尔奇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特洛尔奇分析了现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样态(启蒙-自然;德国唯心论-精神;19世纪-含混、冲突、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特洛尔奇在分析中阐明了思想样态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的同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注重现代性思想类型的民族性模式。这对汉语知识界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形态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刘小枫进而指出,百年来汉语知识界一直处于“民族比较”的困局之中,其基本任务是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进行新的正当化论证。但在这一任务的背后,却一直对西方现代性思想持有“他者”的认识心态,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仍受到民族性比较的约束,要求超越西方。但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西方的知识理论无法避免,从而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这种民族性比较辩护心态阻碍了中国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使之无法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有机构成——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已然是一种现代类型,一种具体的现代类型。

第四章到第六章,刘小枫试图将中国的问题与整个现代性问题进行连接考察,包括了他认为的现代学问题意识中的三个重要面向:

1. 审美主义与现代性:结合中国审美主义传统;(欲望的个体)
2. 怨恨与现代性:依据舍勒对怨恨的现象学和社会学分析,考察中国现代性论域中的怨恨问题;(社会的公义)
3. 宗教于民主社会的两种形态:自由民主和人民民主政体中,宗教的形态及功能考察。(自由的秩序)

但在此之前,刘小枫首先在第三章审理了现代社会多种主义竞争的状况,在展开讨论前对这种“多神竞争”进行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从这一章也可以了解到在这部作品中强调自由民主立场的刘小枫后来发生了转向。

刘小枫从考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入手,审理历史的“主义”话语之争,强调反省知识形态的现代性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课题。

现代社会的“主义”之争是如何出现的?这要从正当性的角度进行考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型,对现实生活的论证基础从彼岸转移到自然的世界,意味着从神证论走向人证论。但是,自然的世界观拒斥形而上学,没有一个终极意义,因而出现了多个主义的竞争的局面。然而对于现代社会制度而言,这种多神并存的状况造成了其不稳定性。

如何对此进行回应?刘小枫在此考察了几种不同的思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性论题:除了社会制度之外,制度背后的社会理论也需要进行正当性论证。

首先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切入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以经验原则为支撑的社会学实证论述,以历史唯物论为其理论的正当性基础,相信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抽象-具体,能够抽出历史规律;并通过阶级分析,进而产生主义诉求(“进步”阶级所代表的历史正确发展方向),在政治行动中要求历史符合理论。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多元”状况是承认的,但他将之解释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且以“进步阶级”的正当性要求从“多神共存”回到“一神”的局面。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遭到韦伯的批判。韦伯认为经验理性无法为世界提供整体性的终极意义,必须承担、忍受这种多神的状况。(注意韦伯的理念类型背后的逻辑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异)

尽管韦伯和马克思在回应多种主义共存的思路上存在决定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即二者都没有试图从传统的二元世界格局中寻找解决方案。但是狄尔泰和舍勒则通过对知识类型进行分类,认为,先验的世界观是存在的:尽管自然的世界观受到社会历史的规定,但其本身的结构自有其在体性基础,经验理性也是一种世界观类型。多种主义竞争的危机,恰恰源于对传统形而上绝的拒斥,造成的后果就是用有限的东西填充绝对之域。但问题在于,知识社会学并不能考察绝对之域,二只能对受到社会历史规约的理念(相对性)进行分析。危机仍然存在。

曼海姆则否认狄尔泰-舍勒思路中的“绝对它者”的存在,认为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他从社会存在的实在出发,认为每种主义论证都自有其正当性,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有一个容纳各种价值理性立场的交往秩序。(对比参考哈贝马斯的公共论域和罗尔斯的“重叠的一致”。)在此,刘小枫认为,主义的论证方式转变了:不再是对话语的正当依据进行质问,而是问其赖以表达的秩序原则。

虽然在这一部分,刘小枫表达了对马克思批判社会理论的不认同,但是可以看出他对狄尔泰-舍勒思路的重视。韦伯反对马克思“先知式”的主义论述,认为必须要承认我们时代的多神状况, 学者只能是黑暗中的守夜人,而人是软弱的,承担这种缺乏终极意义的黑暗需要极大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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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就我看来,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投过现代现象对现代社会内部危机和矛盾进行审理。而审理的关键是要注意世界图景的二元/一元转换,以及其中的紧张关系,这是一个根本的视角。有人认为刘小枫的这本书只是各种理论的转述,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本书的精华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强大的问题意识,尽管他本人并没能给出答案,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关于刘小枫,他是如何从这本书的自由民主立场走向今天的“国父论”的?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从这本书中也可以找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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