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书报告

希望
2015-06-30 看过
        《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述的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 “全书传统分为九卷”,“这种分法大概出自后来编订此书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之手”。 “第一卷在开宗明义之后,首先讲克洛伊索斯对波斯的进攻作为引起波斯人侵犯希腊的第一个诱因;作者在这里还记述了吕底亚和波斯的情况,特别是居鲁士进行的征服。”
        首先,让我们以《历史》的第一卷为例,说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历史的叙述方式有何特色。
        第一,如前文所述,根据王以铸对《历史》的主要内容的概述,再加上《希腊波斯战争史》这个书名,可以得知,全书的主线就在于希波战争这个事件,而第一卷则是围绕吕底亚与波斯之冲突这一事件展开的。也即是说,《历史》的叙述方式是叙事体,其叙述的重心是事件。更准确地说,《历史》是“以叙事的散文体直接对人类的经历加以描绘”, 所以,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是人的事件。而且,希罗多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而希波战争则是发生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所以,就历史所叙述的内容而言,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是当代史。
        第二,希罗多德的叙事追求真实的立场。在第一卷中,希罗多德称,他采用的对一些事件的说法,是它们“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 ,而且要他“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
        第三,除了对事件的描述之外,希罗多德也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各地的风俗。以第一卷为限,希罗多德就已经描述了吕底亚 、波斯 、伊奥尼亚诸国 及玛撒该塔伊人 的风俗。
        第四,希罗多德依然以神的旨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他在第一卷中称,“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并以“克洛伊索斯为他五代以前的祖先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 来解释吕底亚对波斯战争失败的原因。
        第五,希罗多德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在许多地方都采用了插叙的写作手法。以第一卷为例,希罗多德在描述克洛伊索斯被俘到伊奥尼亚诸国对吕底亚灭亡的反应之间,插叙了居鲁士登上波斯王位并灭亡美地亚这一段故事。
        当然,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特色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与古希腊的史学背景及语言方式密切联系的。
        首先,《历史》的行文方式是由当时古希腊的语言方式决定,希罗多德搜集史料的来源影响的。
        “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材料的主要是来自于口述的”,“他是在面对观众讲故事,这种讲述就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断地打断他的叙述”。 这是来源的方面。
        至于流传的方面,“直至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古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口传性’”。 在“城邦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希腊人“仍然沿袭了荷马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讲述’是高于‘写作’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完成形式。因为一个作者写出一段文字后,只有当他讲给大家听了才算是最后完成”,“而据传说,希罗多德也曾像游吟诗人那样,在公众面前朗诵他的作品”。
        所以,《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口述,而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众人面前朗诵,这种源流双重的口传性使得《历史》在行文中不断地插叙。
当然,《历史》“前半部分的材料显然不是供战争史使用的,后来作者决定写战争史,才把这部分材料也塞了进去”,“不少材料是硬凑到一起的”。 对史料的生拼硬凑也影响到《历史》的行文插叙过多。再加上《历史》经过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编订分卷,使得传世钞本呈现出今日行文冗乱的样子。
        其次,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表现的史学思想是受到古希腊两大思想传统影响的。
        希罗多德史学思想的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伊奥尼亚地区的纪事散文家。他们是“想去探求事实真相的人们”。 “他们不再用诗体,而是用散文体写作”。 纪事散文家的代表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宣称,“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他追踪的是“真正的人类的过去,是人的业绩”。 所以,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叙事散文体的笔法,对人类经历的描绘,追求事件真实的立场,很可能就是受到了纪事散文家的影响。
        然而,对比纪事散文家的影响,希罗多德的思想受到荷马传统的影响似乎更为显著。这其中的具体表现,就要追溯在希罗多德之前的以荷马、赫西俄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史诗传统的流变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序言与《荷马史诗》的序诗,尤其是与《伊利亚特》的序诗相似。”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可能希望成为荷马的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受到荷马传统极大影响的。“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古代作家中‘最荷马的’”,“就其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同样也是如此处理的”, 在第一卷中,希罗多德同样有介绍克洛伊索斯及居鲁士的家世。所以,“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
        此外,“与史诗相比,希罗多德探究的主题似乎不再包括‘诸神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在他叙事中的缺席”。 如前文所述,希罗多德依然以神的旨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历史》依然是荷马史诗传统的模仿者,只不过将叙事的对象从神事换成了人事,神依旧对历史事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希罗多德而言,神也被看成历史。《历史》是历史的神话,也是神话的历史。
        对于希腊人而言,“神明的意志及其行为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真正背景和原因之所在”。 “在一般人看来神基本上还是和人同形同性的”,“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都有一个对应的神或某个神的一种性能”。 “神话以将故事的方式来解释所发生的事”, “史诗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细节性描写也多来源于现实生活”。 就希罗多德而言,他的思想与古希腊的一般人别无二致。与荷马史诗对比,《历史》只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而与赫西俄德的《神谱》相比,《历史》也只是将叙述的对象从神事换成了人事,将“神谱”变成了“人谱”,所用的思想依然是史诗家那一套。
        不过,如果希罗多德只是对荷马史诗传统简单的模仿,《历史》只能成为荷马史诗的模仿者,而不能称为竞争者。希罗多德的突破在于,他“把‘探究’的主题限定在人类的作为”, “针对史诗凭借‘记忆’的叙述方式,希罗多德式的‘探究’需要构建自己的叙述方式。希罗多德称之为logos,‘叙事’”。 可见,希罗多德遵循了史诗家对于神的思维方式,又借用纪事散文家的叙事行文方式来建构自己的叙述。不过,不要忽略的是,希罗多德的“叙事”,依然不可能摆脱神话的影响。例如,“‘神话’和‘理性’(logos)的密不可分和互相渗透是柏拉图的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所以,对古希腊人而言,logos既是“叙事”,又是“理性”,而logos又是与“神话”密不可分的。因此,就希罗多德而言,以神的旨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才是理性的。
        在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将《历史》的叙述方式与《史记》比较一下。
        在希罗多德之后几个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撰写了一部有名的史书《史记》。与希罗多德一样,司马迁也不是一位埋头书斋的学究,而是四处游历,探寻史料。《历史》第一卷对巴比伦城的描述, 可能来自于希罗多德的亲身游历;同样,“公元前126年,司马迁进行了以此漫游全国的旅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与希罗多德一样,司马迁也注意到运用口传史料,“司马迁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后代有直接接触,并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得了很多信息。”
        《历史》与《史记》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有采用历史比较法进行叙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僭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相比较,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则采用合传、类传的方式对人物进行比较。
        不过,就文体而言,《史记》要比《历史》复杂得多。《历史》只是简单的叙事体,而“历史上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但“准确地说,《史记》是综合体史书”, 书以事类为纲,纪、表以时间为纲,世家、列传以人物为纲,“太史公曰”则是最早的史评。可见,几个世纪之后的“司马迁的史学方法比希罗多德更严谨、科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马迁比希罗多德具有更好的修史条件,他能够充分阅读皇室所藏图书档案”, 当时中国的史学发展也更加成熟。就司马迁之前的中国史学传统而言,“《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大概《历史》可能会更贴近《春秋》一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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