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钟会

野山
2015-06-10 看过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中陈寿说钟会在灭蜀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而且抱着这样的一种心理:“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遣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关于钟会为什么谋反,陈寿说的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仍然让人有许多的不解之处,毕竟钟会此举太过突然,先前极少有征兆,不像之前的淮南三叛,直到蜀国灭了之后,钟会的谋反倾向才完全暴露。 关于钟会为什么会谋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大概大家都比较认同于陈寿的说法。除了陈寿的野心膨胀论之外,关于钟会谋反的原因的解释有心疑论,即是钟会已经被司马氏所猜忌,故不得不反,如如林榕杰的《钟会反司马氏考论》。还有忠心论,即是钟会此举是出于忠于曹魏的缘故,如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我比较赞同吕先生的看法,本文拟将对前面两种说法提出一些疑问,然后对吕先生的说法做一些补充。 关于钟会,《三国志》中记载,他是太傅钟繇的幼子,出生于名门望族,幼时即以聪明伶俐见称,《三国志》中说他“少敏惠夙成”。到了年长,更是“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活脱脱的一个世家名公子。“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这时候,钟会的年纪才20岁左右,就已经触及了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司马氏集团和曹爽集团的斗争中,并没有看到钟会的身影。唯一可知的是钟会对高贵乡公的评价很高,但后来高贵乡公为司马氏所杀。司马氏掌握了大权之后,钟会成了司马氏的心腹,在说到钟会与司马氏的关系时,《三国志》里的记载是“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 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 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 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由钟会的生长环境,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他在其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知道,钟会首先是一个文士,然后又是一个谋士,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他不可能对司马氏的政治意图一无所知,钟会恰恰是当时最可能了解局势变化的人之一。由上面钟会的表现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无能无知之辈,且懂得在其中的进退。 但恰恰奇怪的是,在灭了蜀国之后,钟会突然变了一个人,按陈寿的说法是野心骤然的膨胀,不再是那个进退有据,深有谋略的钟会。陈寿的解释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若按其说法,钟会首先是个无能无知之辈,然而恰恰相反,按陈寿所写他先前的所做所为来说并不是。而且作为灭蜀的主要将领,钟会能够了解到蜀国的实力,也必然会知道蜀国此时有28万户,94万口,不及魏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时,魏国占有十六州中的十二个,蜀国只有一个。以钟会的智识来说,是不会说出退可以作刘备的话来的。正如吕先生说的,若不是魏国内部有问题,吴蜀二国“兢兢自守,还不容易”。钟会很难会看不到这一点。 另外,按照陈寿写史的习惯,一般都会把某一类人放入同一卷之中,卷二十八是“王毌丘诸葛邓锺传”,从表面上看,这一卷的类型应该是反臣,但是实际上,除钟会外的四人却是毫无疑问的忠臣,淮南三叛反的是司马氏,出于魏心,邓艾至少是忠于司马氏的,况且,他并无反叛之举,而且西晋时还给他平反了。因此陈寿把钟会和他们置于同一卷之中,若是按他的野心论,是和他一类人放于同一卷中的习惯相矛盾的。陈寿这么做,似乎有其他的目的。 那么钟会此举会不会是出于司马氏对他的猜忌呢?我们可以以邓艾为例,邓艾是司马懿一手提拔的,但是钟会只动了一点手脚,邓艾就死无葬身之地,说明司马氏的猜忌心是非常强的,并不止是对钟会而已。另外,钟会并不同于邓艾,邓艾之前一直领兵在外进行屯田,并没有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邓艾在遭到司马氏猜忌,性命堪忧的时候上书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邓艾在这危急关头讲的是春秋之义,讲的是兵法,讲的是古人之节。而钟会和他不同,钟会一开始就进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在政治斗争这方面他是进退自如的,并不会显得那么害怕猜忌,并因之而起兵。虽然之前也有些人表现出了对钟会是否会谋反的担忧,如邵悌就说“今遣锺会率十馀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馀人行”。但这种猜忌是正常的,并不仅仅会针对钟会而言的。 为什么钟会在灭蜀国后有这么大的变化?这说明这种变化和蜀国的灭亡有很大的关系。吕先生的一句话点破了这层关系:“(高贵乡公死后)于是司马昭想要篡位。要想篡位,当然先要立些功劳,蜀汉就因此灭亡。”灭蜀只是司马氏篡位的一个政治资本。这样的例子也见于《晋书》之中,如其卷八之中就说“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于河朔,以收时望。”263年伐蜀,265年西晋就取代了曹魏,若非中间司马昭死去,这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而钟会在这个关头起兵,除了忠于曹魏,其他理由都显得很牵强。 既然钟会忠于曹魏,那么有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钟会赞同司马氏伐蜀的举动“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既然钟会和司马昭都明白灭蜀意味着什么的话,钟会就算反对也是无用的,而赞同则有一定的掌控局势的机会“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而我们看到的是钟会并没有攻下蜀国,而是“会与绪军向剑阁,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徵还。军悉属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军保险拒守”前方的局势掌控在钟会的手中。出人意料的是邓艾出奇兵,打破了这种僵局,刘禅投降,司马氏的目的已经达到,钟会不得已而为之,不得不反。于是钟会“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文王”,但终究是无力回天,兵败被杀。 为什么陈寿在钟会谋反这件事上写得这么别扭,答案似乎可以从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得到,在书中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的关系的文章中,周先生认为“为了粉饰篡弑问题,晋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在确定本朝的历史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祥,或公然曲笔”。西晋时,让大臣们讨论断限的问题,有人就主张从魏正始元年开始,这样就可以“赋予司马氏父子以孔子所赞颂的周文王那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的‘志德’形象”。司马氏代魏的斗争异常激烈,通常所见的即为“夷三族”,而陈寿作为蜀国的降臣,而钟会谋反一事又极大可能关系到司马氏代魏的问题,他对这一段历史不可能不敏感,公然曲笔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史家一般都会秉承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但陈寿却把他和其他几位被大家公然为是忠臣的人放在一起,在说其谋反动机时又甚为出人意料,这似乎是他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不便透露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足为证。 吕先生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出发,说钟会和姜维是封建道德下了两个烈士,不可谓没有道理,以《三国志》和《晋书》做对照,《三国志》中人物死节的比例远远大《晋书》。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封建道德瓦解,个人意识觉醒,家族的利益到了后来于人们眼中甚至大于国家的利益,也就无所谓忠君了。那么在那一段历史中,钟会的所作所为,到了后来,也就越来越不被人们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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