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刘瑜:我对西学东渐的悲观

刘玥
2015-05-15 看过
我写这篇书评,是因为刘瑜书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轻蔑态度激怒了我。当然,激怒我没有什么恶果,最多叫我额头上冒两颗新鲜痘痘。
我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长痘痘的愤怒的小鸟,是因为我感到我被骗了。刘瑜是谁?拿个火炬往那一站摆个POSE,当自由女神毫无压力啊!作为一只向往自由的小鸟,我高兴地飞了过去:“啊!啊!你说得太对了!你把我想说而说不出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都说出来了!”然后自由女神说:滚。
于是就长痘痘了。泪。

我曾经说过: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既无认知亦无认同。我觉得刘瑜就是。
她在《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说: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稍微读过《左传》和《史记》的人都会知道,这两部史书的写作远不是忠奸观所能概括的。奇怪的是她没怎么读史书,却知道中国正史统统是被忠奸观左右的——统统是三聚氰胺。
中国历史都是毒。唯一的解毒药方是西方自由民主。
她还说中国历史叙事里没有“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这个批判实在太精辟了。我真想把苏格拉底和马克思招魂过来摇着他们肩膀问:你这种论述既缺少“仁礼”的意识,也没有“道法”的位置,也不讲炼气、导引、内丹修炼,这种书你也好意思出版啊?
她指责中国历史叙事没有“限制权力”的意识。《春秋》一字褒贬,也许没有直接限制君权,可春秋笔法所蕴含的,不正是“限制君权”的意识吗?“礼”以及它附带的对神明祖宗的敬畏,不正是对君权的直接限制吗?
在《成圣又如何》里刘瑜却说:
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
中国的礼是牢笼,西方的法就是正义,就是解放。中国的礼是限制人性,西方的法就是限制权力,尊重人权。

在《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里她支持那个叫刀尔登的人的话:
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来伯克利访学的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他跟大陆大多数学者一样,跟刘瑜一样,认为儒家是导致中国古代“黑暗腐朽落后吃人”的根源。我向他提出我对鲁迅“儒教吃人论”的不满,我说:“我认为那些吃人的时间点,恰恰是儒家理念没有被贯彻的时候。”那位教授说:“那它没贯彻,那就说明儒家糟糕嘛!”
你看这位教授的逻辑,跟刘瑜和这个刀尔登是一样的:你的教化没成功,说明你很糟糕。你儒家说要父慈子孝礼乐升平,你没做到,说明你很糟糕。
按照这种逻辑去问:西方民主在非洲推行也有三五十年了,非洲还是一副乌七八糟的样子,所以西方民主也很糟糕?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推行上百年了,朝鲜就是不鸟你,所以自由市场经济也很糟糕?

我一直以为,“中国历史封建落后,儒家学说罪恶吃人”这种论调,是五四那拨被热血冲昏头脑的革命战士才有的,一直被贯彻进大陆脑残的历史教材里。任何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这种官方颁布的历史教材嗤之以鼻。现在我猛然发现,原来最有话语权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跟我们历史教材精神保持高度一致。
在一篇讲曾国藩的文章《成圣又如何》里,刘瑜说: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来翻译一下:
哇哈哈哈哈曾国藩你个猪头。你以为你自己在修身养性,其实你就是个关在“礼”的笼子里的猪哇哈哈哈!你再怎么修身,最多变成儒家这个猪圈里最胖的那头猪。要解放!知道吗?西人教育我们爬出猪圈思考,知道吗?
但是这些猪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刘瑜接着写: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
这句话可以原样回赠给刘瑜:但是刘瑜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
刘瑜讽刺儒家讲教化。但是,她的对美国民主的推广,何尝不是一种对中国人的教化呢?无非是用的词更好听,叫做“启蒙”罢了。在序言中她写: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
而她,刘瑜,就是负责“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的人为努力,就是那个“擦拭”“被蒙蔽理性”的启蒙者。
只许西方启蒙,不许儒家教化。
你会发现这种启蒙话语从五四一直贯彻到了当代中国。在这种启蒙话语里,中国社会是落后的,中国历史是黑暗的,中国传统是腐朽的,中国人是蒙昧的(理性被蒙蔽的);能够把中国社会从“落后”推向“先进”,从“迷信”推向“科学”,从“专制”推向“民主”,并把中国人从“愚昧”推向“解放”的救主,有也只有一个:西方。
历史被设计成一条曲折但却通向光明的单向道路。那幽深的阴暗的来处,就是古中国。那文明的光明的去向,就是西方。
一百年前我们讲启蒙,一百年后我们大概还在启蒙。一百年前我们在西学东渐,一百年后我们大概也还会拼命学习西方。
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错。我只是感到……感到有一点点悲哀。

***

一百年前严复意译赫胥黎《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棒惊醒梦中人。梁启超激动了,鲁迅激动了,胡嗣穈激动了——一激动改名叫胡适——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惊动了:必须学习西方!
学习的过程伴随着审判。胡适扬着实证主义的大旗进来了。而实证精神,据刘瑜说,“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告别印象主义》)。在“实证精神”倡议下,尧舜禹,滚;文言,滚;中医,滚;儒教礼乐天地祖宗,滚滚滚滚。
实证是什么?刘瑜说:“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天哪,你都表达得这么好了,为什么会觉得中国文化里没有实证精神啊?金石学在干什么?颜之推在干什么?乾嘉学派在干什么?阎若璩在干什么?孙诒让在干什么?仅仅因为“愚昧落后”的中国士大夫不认得英文,没有发明“民主”“科学”这么金光闪闪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一切努力,就可以被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被“滚”掉了吗?
严复写《天演论》,怕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接受,所以用大量的传统学术术语来说明西方理论——居然用《周易》和佛家的因果来讲进化论,现在听起来,像东方夜谭。

一百年后的今天,情形完全反了过来:中国知识分子只能通过西方英译名词开展对话;儒道本土哲学受到审判,本土语言和本土概念统统被剥夺;概念与标准全部被西方理论界定。刘瑜和西方派的知识分子每说一个“滚”,新儒家学者就要战战兢兢、抖抖索索辩解一遍:儒家与自由民主不冲突……儒家也可以宪政……儒家也有人权……儒家也讲平等……儒家其实不吃人……
没有人权怎么了?没有平等怎么了?我也不见卢梭罗素讲仁义,讲礼乐,讲忠恕呀!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促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要求公元前五世纪的先哲必须使用西方十九世纪的启蒙话语啊?你读《论语》读着读着来了一串:“子曰:君子讲人权,不亦说乎?君子讲平等,不亦乐乎?既人权又平等,不亦君子乎?”——这不活见鬼了嘛!
自己本土的文化,受这样的蔑视,这样的侮辱。勉强想挤公共话语领域,站在自由女神脚跟前可怜巴巴地求回顾,求平等对话空间。女神回答一个字:“滚。”

一百年前,胡适再鼓吹白话,也要用文言写《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再鼓吹现代化,也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你看鲁迅的杂文底下的一大串注释,总有一半是各种成语典故诗词。到刘瑜的杂文,如果有人有力气给她文章里的专有名词作注,我保证满当当的全是西学术语,简直没有一条中国成语典故了(唯一一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用来批判老子胡说八道的)。
胡适倡导西学,总还要“整理国故”,没到一锤子把中国历史全否定的地步。到刘瑜这里,中国历史还没开口就已经被Out了——因为统统是三聚氰胺。

这段话我将反复引用:“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
两个都失坠得差不多了。
白话取代文言,低俗取代高雅,西学取代国学,西体西用取代本国传承。刘瑜取代胡适。韩寒取代钱钟书。——你觉得这个是“发展”,是“进步”吗?
我明白我明白。我责怪刘瑜不写文言不用典故,就好像摇着曾国藩:你为什么不写英文?为什么为什么?
……可是曾国藩并不是洋人啊。
刘瑜说执著中西之别没有意义。我不相信。就算你不在乎,美国人也会在乎,否则就不会有萨义德义正严词控诉东方主义,不会有美国国内的种族社群隔离,不会有世界范围的南北对立。
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最终都要从各自的文化、国家、种族出发,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自己本国的传统,保留一丁点的温情与敬意,是很过分的事情吗?如果像我这样完全对民主政治无感的小屁孩愿意花时间读刘瑜的美国民主,那么处在话语圈核心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放个屁就可以震动整个知识界的执牛耳者,在参与公众讨论之前,稍微翻一翻中国典籍比如《周易》《礼记》……这样卑微的心愿,在当今的中国,太过分了吗?

***

刘瑜对当代美国的民主实践描述得太理想,太诱人了。她向我们展现了一台运作精密、无懈可击的机器。这台机器就是“民主制度”。因为“制度”的完美,即使个别人失职,也不妨碍机器的正常运作。她不断地强调:不需要精英,不需要圣人;只要制度健全,猪也能治理好国家。
刘瑜引述胡适轶闻。有人引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这句话在另一个场合被另一位德高望众的中国知识分子诟病。贺卫方老师2007年北大演讲《中国冤案》答学生问时,讲到体制内与体制外解决冤案的途径,对比古代中国冤狱与现代西方法学的专业化精神,然后说:“中国古典的儒家学说,说了很多大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听感人得不得了,但实际的事他一点都不去做……”
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在做。如果你觉得儒家不讲制度建设,那满满名物典制的《周官》是什么东西?
可是老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从周公旦到诸葛亮到王安石到曾国藩,三千年无数代先祖的努力,统统否定掉了。
就好像刘瑜用“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轻轻巧巧一句话,把由古到今多少圣贤先哲的心血,全都抹杀掉了。
大概还要冲孔子喊一句:Think outside box, dude!

如果他们是在家里自言自语讲的,我绝对没意见。可是他们当着学生,当着清华、北大两所掌握中国最核心知识话语权力的高等学府,当着校园内外无数求知若渴的年轻读者,当着中国一整个下一代。
他们当着中国一整个下一代的面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糟糕透了,抛弃吧。
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西方的怀抱。
同在清华,观堂先生一定哭死了吧。
啊,他也不过是盒子里的某个境界罢了。

***体制与人心***

刘瑜与贺卫方老师在有一点上相同,他们仿佛认为,体制是可以不依赖人而运作的,它可以独立于人的意志;中国古代所有问题,中国现当代所有问题,统统可以归结到体制问题。
可是,制度难道不是人建立的吗?没有他们这样的精英来启蒙,来抬高“观念的水位”,哪里来的制度改革呢?退一步说,即使你成为具有这个制度的知识的精英,当一个社会所有人都想赚钱的时候,你是掌权者,你干嘛不用权力赚钱,而愿意把权力分配下去,何必费力气来建立这个制度呢?中国建立制度,动力何在?
我始终相信,制度依赖于人心。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是我相信儒家不应该就这样被一口否决的理由。

我认为刘瑜对美国民主论述,最大的缺陷,在于她无视美国政治中的宗教生活。任何一个有过美国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深深感受到宗教势力在这个国家的无处不在。我在耶鲁时,宿舍后面就是圣玛丽教堂;离教学楼不远,有布什结婚的教堂;学校有专门的冥想协会,供给佛教徒的冥想室与供给阿拉伯学生的祈祷室。在伯克利,随处有教会活动,教会基金,教会组织活跃在校园各个角落,发起和参与周边的许多反种族歧视、反哈马斯示威游行。可以说,基督教与一系列宗教在主动担负人道主义义务,承担着给资本主义擦屁股的职责。
对美国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理论论述,JSTOR上很多。输入“美国”、“民主”、“基督教”,38万多的搜索结果。可是刘瑜的书写到第三本,从来没提过信仰。
包括她在哥大的博士论文。毛时代的群众煽动,假如从宗教信仰的推翻、洗牌与重塑的角度做,也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可是她执著于群众路线的机制运作的细节;就像她把民主当成机器来描述一样,她把专制同样当成脱离文化、信仰和人心的机器。在这样的论述里,人心层面的东西都成为机制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论述的价值。
世间万事万物紧密相联。制度与信仰紧密相联。
我毫不怀疑,信仰能为制度提供人心。

民主制度在台湾日本韩国如此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保存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包括宗教信仰。
回过头看,上世纪初几次被强行中止的孔教运动,包括康有为张勋袁世凯等的复辟崇孔,将之与西方宗教对比来看,这些运动也许应该被肯定。可如今“孔教”这个词,被当作“封建专制”的捆绑销售品,因为长期政治宣传,已经负面得不能再负面了。
当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信仰真空。
最搞笑的是,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因为我们沦为殖民地,被殖民者阉割。而是我们在我们本国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心甘情愿,一刀一刀自宫下去。
日本知识分子这样拼命地批判天皇传统、神道传统和佛教传统吗?我没见过。

美国民主如果有它的土壤,第一得是新教;第二,是它的富裕,与经济上的相对平等(不考虑顶层那1%)。经济的平等才有实力的平等,实力的平等才有民主协商的可能。一个投行交易员、大学教授、建筑工人拿着相近工资的国家(我在纽约投行新入职的同学月薪税后6万,耶鲁文科院系新入职教授据说税后6万,伯克利建筑工人2015年平均年薪5.1万)的民主建设道路,天然要比一个银行收入可以比产业工人高三倍五倍乃至十几二十倍的国家容易太多。
农民工保洁员,一个月拿着微薄的工资,走在路上要被人们捂着鼻子绕开。我们家那边下属某县级市的信访办,就设在警察局旁边。信访办一个电话,警察局就过来赶人。上访吧,上访吧你。
中国古代好歹有衙门前的鸣冤鼓,敲了鼓方圆五里都是见证。如今鼓也没了,就剩警察。
这样一个缺乏尊重的社会,这样一个人心比白眼狼更势利的社会,你拿什么贯彻民主的细节。

现在我来回答“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
天地无心,以生者为心。为天地立心,是找到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人不可以高于天地,不可以蔑视天地,而当参与、感激、回馈,以自己成就德性,以个体成就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
以及,用人心,用这天地之心,为制度找到信仰。
……你要是又来跟我谈实证主义封建伦理,我就真的没什么话好说了。

让儒家参与到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该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此鄙薄。
我说知识分子应该有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并不是说不可以批判。可这里的批判,应该是自己阅读、考察、思量以后的独立批判——而不是轻描淡写一句话秒杀三千年。何况儒家自身的构成演变太复杂了,宋儒跟汉儒不是一回事,心学跟理学也不是一回事。批判儒家批判传统,还动不动批评“中国文化”的,拜托指清楚哪个朝代哪个地点哪几个人好不好?
——并且应该清醒自知,如今我们所做的所有批判,都戴着一副西方人的眼镜。

***

现在再说我喜欢刘瑜会不会很矫情?
我真的喜欢刘瑜。
刘瑜在06年哥大博士论文序言里说,在读完Yang Xiguang的Captive Spirits后,“把脸埋在书里,然后哭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他们写点什么。”
我非常感动,非常共鸣。
同时也非常悲哀:一个国家的国民,只有离开这个国家,才能了解关于祖国的真相。
前面我这样激烈地批评刘瑜,绝不是说我不欢迎她。中国永远不缺以取悦钻营来圈钱的人,缺的是既有本事取悦读者,又能同时传递有价值的知识与理念的作者。多几个韩寒一定比多几个郭敬明好,多几个刘瑜一定比多几个畅销书榜上的鸡汤作者好。
中国也不缺诉苦、悲泣、抱怨和谩骂的人,缺的是一边流泪,一边还能为改变而反省、思考、规划蓝图,并愿意为理想而付诸努力的人。
刘瑜毫无疑问是的。

写到这里,我摸到额头上那颗痘痘更大了。
因为我好像把我对刘瑜的生的气,转移到胡适、鲁迅身上,转移到中国当代简直整个知识界身上了。
我真想把胡适鲁迅从坟里扒出来问:先生,中国学者再也不看中国书,不讲中国话了——这是你们想要的中国吗?
我我我……我真是有病。神经病才这么忧国忧民。我洗洗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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