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wudizhao
2015-05-07 看过
为什么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读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有感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后,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上,说出了这样的话“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一时间这句话又变成了总理的金句,成为了老百姓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总理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事业阻挠之大,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之不易与艰辛。那么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对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改革为什么要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呢?
        最近看了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他从利益集团或称分利集团行动逻辑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角度新颖,笔锋犀利,逻辑严密,读来另人击节称快。首先,作者为了引起读者思考,并说明写书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什么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速度?为什么英国经济出现衰落?为什么美国西部和南部在最近几十年发展迅速,而东北部变得衰落不堪?为什么印度实行同样的自由贸易政策,但却享受不到经济的高速发展?
        作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认为这种解释第一,具有权威性,即它可以解释许多种历史现象;第二,具有简洁性,即简明扼要,这样的解释才是一种比较可信的解释。事实上,这也是贯穿奥尔森三步曲的主要原则和写作精神。
        一般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集团,会有进一步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比如,个人为了更高的工资会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集团为了更低的税率会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但是这样的论断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吗?答案是否定的。理性经济人一定是在充分权衡了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才会采取行动。比如一个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工资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他会为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组织罢工或者示威行动,他会为这样的活动牺牲许多时间和金钱。那么他的收获是什么呢?一般来讲,他这样做的收益抵不上他为此付出的成本。如果示威失败,他可能会承担被公司解雇的风险;如果示威成功,他额外获得的工资收入可能也抵不上他组织这样一场活动的花费,而且存在着很多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支付而享受到了提高工资水平带来的好处。所以任何大型集团,如果其成员都是理性人,就不会为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当涉及到公共物品的时候,就可能存在着free rider。公共物品最重要的特点是非排他性,即没有购买这种产品的人也不会排除在对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典型的公共物品有国防、清洁的空气、更好的工资水平等。对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可以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比如一个大学里,各项硬件条件都很差,地处偏远、交通条件差、食堂饭菜超级难吃、宿舍网速比蜗牛还慢等等。但是我们好像鲜有人组织起来进行提高硬件生活水平的抗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人为了组织这样的活动会花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甚至诉诸法律的力量,但是付出了这么多,得到的回报却几乎很少,大部分情况下不足以抵补他付出的成本。另外学校里其他没有参与活动的学生,他们没有任何付出却享受到了学校硬件水平提高带来的好处。从这样的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理性的人也不会自发为了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学校的硬件水平常年很烂也没有提高的原因。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集团中的成员会为了集体共同利益做出行动呢?在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选择性激励分为反向激励和正向激励。反向激励指如果不为集体利益行动就会受到相应惩罚,国家的税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偷税漏税就会受到严惩;或者一个工会,如果不行动,就会受到人身或精神上的伤害。正向激励指的是个人如果为集体利益行动会得到相应的奖励,比如这些人会得到高工资、高保险水平等回报,这些甜头激励着人们采取集体行动。
        集体由许多人组成,而国家由许多集团组成,组成国家的集团就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集体。利益集团的行动也有着类似集体中个人的行动逻辑。奥尔森据此进行了如下重要推论:
        1.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集团和组织。因为为了集体行动而组织起来的集团仅在社会环境友好时才会出现,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壮大,社会稳定时间越长,这类组织发展的机会越多,所以这类组织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2.小集团相较于大集团具有更强的集体行动组织能力。因为小集团往往具有更低的组织协调和沟通成本,因而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意见。
        3.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或组织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首先,社会中的这类特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增加福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通过促进社会总产出的提高,使得集团成员能够按原来的份额得到更多的收益;第二,通过斗争为其成员在社会生产总额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两种方式的成本和收益显然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方式中,成员从社会总产出提高中获得很小比例的收益,不足以抵补他为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所付出的努力;在第二种方式中,通过斗争为成员获得更大比例的份额往往会使社会总产出下降,降低经济效率,但是他只承担社会总产出下降的一小部分损失,相对于他从更大份额产出中获得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理性的集团当然会选择第二种方式。奥尔森将这样的集团称为“分利集团”,真是太贴切不过了,代表一小部分人的组织或集团不会关心怎样去创造利益,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分割利益。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些利益集团的行为就像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会多拿一些,但同时还会打碎一些大家本来可以分到手的瓷器。
        4.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代表了大多数人利益的广泛性组织,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多,因而他们可以从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中获得较大比例的收益,相较于小集团,这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产出水平的提高。
        5.人员众多的分利集团,可能会由于分歧而产生巨大的协商成本,这一成本的存在使得分利集团的决策变得迟缓,议事及协商日程变得拥挤。
        6.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举一个例子可以知之,假设采用一项新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会导致大批工人下岗,这样势力强大的工会就会想方设法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进行抵制,这样新技术的采用就不会很快。
        7.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会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和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使得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尽可能低,另一方面使集团的利益得以保留在集团内部,“肥水不流外人田”之谓也。
        8.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依据上述的推论,对国家的兴衰进行了解释。德国和日本为什么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发展?因为二战对它们国内的利益集团进行了彻底打击,在其国内重新建立起自由的秩序后,生产就相当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为什么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发展的相当迅猛,而现在的经济增长却很缓慢?这是因为英国地理位置远离大陆,享受了很长时间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排他性的分利集团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规模变得很大,而且数量很多,分利集团势力的强大就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使经济增长变得缓慢。美国本土也享受了长期的稳定,上述论断是否适用于美国呢?作者对美国48个州的成立时间和经济增长率进行了统计检验,发现结果是显著的,平均来说成立时间越长的州经济增长速度越慢。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作者的推论。
        按照作者的逻辑,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只有发动一场战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战争或许能彻底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实现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但同时也意味着对生产的严重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倒退。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削弱利益集团,或减小其对经济的破坏?奥尔森提出“管辖权统一”的概念。“管辖权统一”基本就是“自由贸易”政策。因为他发现西欧共同体成员的经济发展速度要快于欧洲其他国家。“管辖权统一”使得成员间建立起关税同盟,彼此有很少或没有关税壁垒,同时生产要素和企业可以自由流动,竞争的加剧削弱了利益集团的势力,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
        奥尔森从分利集团行动的逻辑出发,用一种简明扼要而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对国家的兴衰进行了深刻剖析。他的理论为我们探寻国家兴衰之源提出了新颖的角度,同时也对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深具启发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作是对旧有利益集团的一种彻底清算,这届全会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伟大的改革开放战略。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不仅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功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民主与法制不断健全,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就像奥尔森所说,一个国家稳定的时间越长,各种利益集团就会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的操作手法越来越高明,技巧越来越娴熟,通过他们不断膨胀的势力来影响公共决策,使得一些公权力部门完全变成其集团的代言人。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步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也积累起了相当强大的力量。“深水区”里暗流涌动,在“深水区”里每向前一步,都要冒着更大的风险,甚至有使我们的改革事业倒退或功亏一篑的危险,因此也不难理解连堂堂大国总理也会发出“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遂见改革之不易。
        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会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消极影响。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主要在于,第一,利益集团之间或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互相勾结,削弱市场竞争,巩固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攫取靠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收益,这又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会严重制约市场竞争,降低市场活力,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其垄断地位的存在,会延缓对其自身的革新,使新技术的采用变得迟缓,不利于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第三,既得利益集团因其力量之强大,在政府公共决策上占有很大的话语权,一些政府人员成为其代表。利益集团会利用这种关系迫使政府出台代表其利益的法律法规,这样不仅在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其垄断地位,而且造成社会制度的僵化,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
        在我国,存在两种主要形式的利益集团组织,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的高官,一个是垄断的央企和国企。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速从8%以上下滑到“7时代”,随着增速的下降,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一方面,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需求不足、投资边际报酬率递减、出口疲软,使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变得不断强大,严重拉低了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引起社会不公与贫富分化,也是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因素。所以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在“深水区”进行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对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一系列的改革行动中,我们不难梳理出,针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两条清晰的改革主线,一条是中纪委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一条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两条主线分别对应着国内存在的两大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从行动的剧烈程度、中央的决心看,习总这次是要拿起手术刀玩真格的了。据人民网报道,许多高官都有着自己的“朋友圈”,他们一经落马,其他“朋友圈”里的官员或商人就像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样挨个被揪了出来。从熟悉的四川官场大地震到石油帮再到苦心经营的山西帮,被带走的腐败分子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朋友圈”已经严重蜕变成了利益集团们的“腐败圈”,在这里官员和商人之间进行着肮脏的交易,官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商人谋利,商人再用攫取的利益输送给官员,彼此形成了环环紧扣的利益链条,捆绑在一起。其牢固之程度、范围之广度,从所查处的案件来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中央的“打虎行动”,不仅对腐败分子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重新塑造了廉洁、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官商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对经济发展的重重阻碍。这一动作不仅大快人心,而且可以为新常态下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引入多种经济成分,引入竞争,打破利益集团固有的垄断格局,这有利于在微观上激发企业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新泵力。
        奥尔森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三步曲《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权力与繁荣》是奥尔森一生学术思想精华的浓缩。其中后两部可以看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国家兴衰、民主起源上的实际应用。如果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样的著作,得到一些启示,发现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用其中的原理对其原因号脉诊疗,进而可以对症下药,则善莫大焉。如此,才不算是枉读了大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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