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火的飞蛾,不死的丁玲

渴望年老
2015-04-06 20:17:09 看过

1

1986年3月3日深夜,从老山前线赶回昆明不久的周良沛在一通北京来的电话里得知了丁玲病重入院的消息。电话是丁玲的丈夫陈明打来的,他希望周良沛能赶到北京见见丁玲。周良沛以为生病住院对于八十多岁的丁玲很正常,不会出现性命危险,加上他在大学里还要教课,也无法立即赶到北京。这天晚上,周良沛失眠了。

第二天一早,三月的昆明没了往日的晴朗,像预示什么似地突然下起了大雪。3月4日,丁玲因糖尿病、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周良沛还是坚持去了学校,等上完课再坐飞机到北京送别丁玲。课堂上他教的是中国新诗,但这一天学生们集体要求他讲讲丁玲的故事。面对几十位大学生,他一讲就是三个多小时,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起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如果要拍一部关于丁玲的电影,也许这个场景可以作为电影的开头。那时,周良沛不会想到之后他会为丁玲写传,而我也总想象着课堂上的他会如何开场,如何讲述丁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丁玲死后无数人来送她最后一程,却因关于丁玲的《生平》一直没有进展,追悼会迟迟未能召开。对于丁玲来说,这份《生平》需要组织的盖棺定论,而其中又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和政治,仅有大家的一片热心也无法简单完成。

当然,另一个场景也可以作为电影的开头。那是丁玲4岁那年,她32岁的父亲因为肺病不幸去世。葬礼上穿孝衣、戴孝帽的丁玲不停哭泣,她不是在哭她自己的命运,她“那时根本不会理解那是她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哭泣,只是由于那从未见过的葬礼氛围而已。但那次对死亡的初次印象,让她朦胧地感知到,父亲的死意味着母亲和她都完了。而多年后瞿秋白对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这句评价,倒是真的道破了丁玲与死亡挥之不去的关系。

2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武陵(今湖南临澧),祖辈四代都在朝廷做过官。父亲是清末的秀才,维新变法时期曾到日本留学。但他从小就身体孱弱,因病缠身,不多久从日本归国,潜心学医,然后娶妻生子。他悉心治病,为人慷慨,遇到穷人不收分文反倒相赠。他很喜欢马,终日寻觅好马,遇到同样爱马之人,也会把自己的马免费送人。像沈从文写的那样,“丁玲父亲大方洒脱的风度,遗传到了丁玲身上,成为她一生美丽特征之一点”。后来,左联时期的丁玲在大学里演讲时,常常会提及父亲爱马之事。

父亲的葬礼还没结束,便有不少亲戚朋友到家里来要债。为此,丁玲母亲变卖了所有家当还债,之后只好寄居在丁玲的三舅家里。丁玲能被三舅收留,完全只是出于认她为童养媳的考虑。更不幸的是,丁玲的哥哥在10岁时,同样因患上肺炎治疗无效而夭折,那成了母亲一生中最大的痛楚。

丁玲的母亲丁曼贞出生大儒之家,虽然到她父亲这代已是穷儒,但好歹她还算是大家闺秀,读了不少外国小说,喜欢讲罗兰夫人的故事。无奈面临如此不幸的婚姻,她的生活处境实在让人怜惜。来到舅舅家,丁玲和母亲一起上学,后来母亲先后在不同小学教书。丁玲在母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五四思潮引导下的有关游行活动。

“当时怀着时代的苦闷,要发泄、要反抗的她,思想是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仅十几岁的丁玲,便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三舅是土豪乡绅,还坚决解除了与表兄的婚约,这成为是她自我觉醒的开始,也是她反抗时代、反抗封建的开始。后来丁玲成为作家,让她成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那种处在旧社会与新社会之间的那种苦闷与虚无。这与日后成为中国左联代表作家的那个革命者形象,完全是两个模样。

因为母亲是老师,年轻的丁玲结识了母亲的学生王剑虹,并被这位热衷于妇女解放的新青年带着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她们又去了南京。两人彼此陪伴,互相照顾,没事时就把织好的毛衣拆了又打,打了又拆,“找到事做就不会有绝望的情绪”。

正迷茫的时候,瞿秋白出现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瞿秋白和她们聊了很多俄罗斯文学,还邀请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随后她们就来到了上海大学,听矛盾讲荷马史诗,听瞿秋白讲世界文学。

就这样,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瞿秋白也爱上了王剑虹。但王剑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会表达感情,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它,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讨论或讪笑”。因此,她决定离开上海回老家。丁玲知道她想要离开,十分生气,但发现王剑虹偷偷写的那些饱含深情的长短诗句,才明白了她内心的苦衷。丁玲跑去找瞿秋白,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希望他能用爱情挽回王剑虹。

这么说来,丁玲算是王剑虹与瞿秋白的媒人了。只是,他们过着罗曼蒂克的生活,丁玲却决定要离开上海,先回老家看望母亲,再到北京求学。面对丁玲的离开,瞿秋白还哭了,“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事了”。可丁玲一回到家就收到信说剑虹患了重病,没过一个月,王剑虹就去世了。

丁玲再次回到上海,告别王剑虹后带着悲伤去了北平。那时,丁玲才19岁。报考美术学院失败的她,选择到一家私人画廊画素描。她在北平寂寞无助,常常徘徊在陶然亭边的坟场,沉溺于其中的感伤情思。有一次,她在坟场里想起弟弟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的姨妈以为丁玲不在身边,说了一句“要是死的是冰之也好一点”。丁玲“想着想着,哭了,为夭折的弟弟哭,也为自己哭”。

3

所幸,之后丁玲的生命里出现了胡也频。胡也频曾在海军学校读过两年,后来因为学校停开而未能成为海军。来到北平,他认识了一些诗人朋友,跟着一起编辑《京报》的副刊。左恭、沈从文、丁玲也成为了这个朋友圈的成员。被沈从文称作“海军先生”的胡也频热情、勇敢、乐观、固执,正是这些打动了孤苦无依的丁玲。于是,“两个漂泊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了”。

那时的日子拮据窘迫,但充满了自由和快乐。他们住在香山乡下的简陋租房里,每天看书写作,生活颇为困难。为了让丁玲能自由、全身心投入到她喜欢的创作中,也频在深夜写自己不喜欢的文章,以赚得稿费供养家里,而不愿丁玲为了稿费而创作。迫不得已时,他们会变卖不多的家当来维持生计。在去当铺的路上,他们依然是欢声笑语、从容悠闲。那时的丁玲,因为也频的存在,不再是被沈从文写的“忘记她是一个女孩子”的那个样子了。

通过也频,丁玲认识了同是湘西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想办一份文学刊物,打算让丁玲也参与其中。丁玲倍觉荣幸,又不敢应答,生怕自己不够资格。也频就说:“把你那支写情书的笔拿来写。”丁玲有些羞涩的回答:“我给你写过情书吗?”“海军先生”得意地说:“你没给我写过什么信,我也认得你是个会写情书的人,不信只要我们两个一分开就明白了。”

沈从文带着他们成立了“无须社”,意思是无须别人怜悯、捧场和赐予桂冠,文学社还出了几期《文学周刊》。1927年,丁玲的处女作《梦珂》被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选上并登了出来,随后她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正式发表,在文坛引起轰动,让丁玲的名字闻名起来。

作品发表了,稿费也有了,丁玲便想着到日本留学,因此她找到当时以“湖畔诗人”闻名的胡雪峰学习日语。两人一见便相谈甚欢,文学谈论盖过了日语教学,他们从相遇很快走到了相知。丁玲说,胡雪峰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看上的人,一生中只有雪峰真正燃烧过她的心。但考虑到也频的存在,如果她离开也频,也频会活不下去,所以她没有和雪峰在一起。

后来,有人说《莎菲女生的日记》其实写的是丁玲在长沙岳云男子中学的同学杨没累。丁玲在北平见到她时,杨没累已经有了恋人朱谦之。几年之后,杨没累因重病去世了。朱谦之说,他们虽然同居四五年,却一直没有夫妻之实。很多人不信,丁玲却深信不疑,因为在她看来,“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太理想了,太讲究精神恋爱”。

对于也频,丁玲认为“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玩在一起了。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实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更相爱了。”而对于雪峰,丁玲这样写道:“我只要想着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这两种爱,可能与程度无关,只是不同向度而已。

1930年,丁玲怀上了儿子祖麟。分娩的第二天,也频到医院看她。通宵写作终于完成《光明在我们的面前》的也频,在床头对丁玲说:“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面前吗?”这话不禁让人想起萧红写给萧军信里的那句“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这一年丁玲发表了小说《韦护》,韦护是瞿秋白的别名,也是嫉恶如仇的韦护菩萨的名字。瞿秋白造访时,笑着说应该叫韦护,孩子也是她伟大的作品。可能瞿秋白希望祖麟的诞生能真的保佑丁玲,改变她的生活。在孩子满两个月的时候,丁玲在一家人的合照上写了一行字:“韦护满六十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真的成了远行。那时,他们房东的儿子突然死了。也频出去买白布,准备送给房东做挽联,好让房东继续留他们住下。没想到,也频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包括他在内的五个作家全部被害,成了“左联五烈士”。

也频死后,丁玲在熟人面前不曾流泪,“眼泪算什么东西?在风中会干的,用手巾可揩去的”,好强的她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或许是之前哭过太多次,泪都流干了,也或许是生活没有留给丁玲哭泣哀伤的余地。徐志摩说他看到的,是刚放下奶瓶,小孩又哭食,又去冲奶粉,笑嘻嘻地逗孩子的那个丁玲。丁玲没有把也频的死告诉乡下的母亲,假装没事似的带着孩子回老家给母亲喂养。等到她一个人回到上海,照镜子时才发现自己有了白头发,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的疲倦以及疲倦下的那份坚强。

4

从小便失去父亲、哥哥,而后最好的朋友王剑虹也离开了,现在丁玲又不得不面对爱人也频的去世,她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难以打理。即便这时已是左联成员的她编起了《北斗》杂志,忙碌的工作里也会有充实,但她“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跟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能爱我敬重的人”。

这时,丁玲接触到美国的记者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冯达。冯达是个文弱书生,总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得知丁玲的处境,冯达心生同情,萌生了爱意。受白色恐怖和失去爱人的影响,孤立无援的丁玲很自然地开始冯达往来。冯达常常给她带吃的,帮她做饭;丁玲要写作他就离开,丝毫不打扰她。随后,他搬到丁玲附近住着,再之后两人就住一起了。冯达的甘于付出,让丁玲从过去的哀叹与无力中摆脱出来,两人一起同饥饿、贫穷与敌人抗争。按照丁玲说的,“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租界被绑架,随后失踪。这条新闻震惊了上海,也震惊了全国。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纷纷想办法营救,却始终没有消息。根据大公报的消息,丁玲向国民党自首,且被枪毙。沈从文因此还写了长文《记丁玲》以作怀念。

当时,丁玲和冯达住的房子已经是党的秘密基地。一天晚上,冯达回家发现有人秘密跟踪,察觉出危险,回去便和丁玲约定,第二天中午12点回家,然后离开这里。到了第二天中午,先回到家正准备离开的丁玲,突然遇到潘梓年造访,她不好意思拒绝,又和他在房屋里闲聊,一聊就聊过了12点。此时,冯达在外面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要求他供出住所的地址,他以为丁玲已经离开,索性就说了家里的位置。这个误会,酿成了丁玲与冯达之间最大的隔阂与不理解。丁玲不仅视他为叛徒,更视他为仇人。被捕关押的时候,丁玲一直要求和冯达分开,却始终得不到允许。

丁玲被国民党带走,先是关在旅社里。陆续有人来威逼利诱,丁玲都不予理会。那时有位年轻的看守员,曾经读过丁玲的书,没人时他会和丁玲聊天,给她额外的照顾。1979年他还给丁玲写过信,讲起这段短暂但特殊的相遇仍然激动不已。

离开了旅社,丁玲被关押在一座深宅大院里。那里像一座孤岛,丁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抽烟发呆,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或蹲在院里看地上蚂蚁爬过。最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徐恩曾也来了,因对丁玲写作才华的欣赏,想拉拢她为国民党效力。丁玲自然是坚决回执,但徐恩曾也没有过多为难,反倒下令为丁玲的幽禁生活提供尽可能的便利。

允许看报纸的丁玲,看到上面到处都是胡乱瞎编,说她成了叛徒,还与特务同居。无耻的谎言潮水般涌来,淹没着孤岛上的丁玲。丁玲决定用死来还自己清白,选择了上吊自杀。当然,她并没有如愿,冯达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她死呢?而没有死成的丁玲,以及反而受到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照顾,这些都成了后来指控她为“叛徒”的理由。

5

丁玲还是从南京逃了出来,也没人知道逃离的确切时间。丁玲回到上海,受到朋友们的热情照顾,宋庆龄还托人带给她350元钱。丁玲决定奔赴陕北苏区,参加红军的行动。来到保安,丁玲幸运地与毛泽东聊文学聊诗词,并被毛泽东的魅力深深征服。有一次,她接到毛泽东用诗词写成的战报,里面写到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更加激发了丁玲参加革命、守在一线的激情与动力。

回到群众队伍,见到那些她深爱着的劳苦大众,丁玲重新感受到了自由和生活的复苏。在乡下认识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常到北京找丁玲。丁玲住的小四合院总是留着两间房,专门为他们而设,她会带着他们逛天安门,游故宫,看电影,包饺子。

抗战胜利的时候,丁玲已经和之前在西战团认识的陈明结了婚。土改中,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她把手稿给陈企霞看,受到赞扬时,她却说:你说的可是当真!“那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在文坛二十多年来,不得不保持清醒。”

接着,丁玲又写了筹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报告,经过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央在鼓楼东大街103号正式建立。为了培养文学后辈,任研究所所长的丁玲请来很多大作家来讲课,像郑振铎、叶圣陶、老舍、矛盾、冯雪峰都在其中。当然,丁玲的所有付出,后来都被批判为搞个人崇拜,散步资产阶级思想。

不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拉开了序幕。同时,作协内部也开始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体”政治运动。晚年的丁玲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丁玲和陈企霞是1941年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时一起工作过,而后一起主办了《文艺报》。当丁玲被命为主编,陈企霞为副主编时,陈企霞大发脾气,说主编就是主编,哪有什么副主编。丁玲在请示作协副主席周扬后,同意了陈企霞的要求,两人都成了主编。整风运动中,两人都被批判是对党闹独立,成了反党集团。1955年8月3日-9月6日,作协内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挨个发言,批判丁、陈是反党集团,丁玲有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拒绝党的监督,制造个人崇拜,斥责她的一本书主义。会议一共开了十六次,发言记录洋洋洒洒十多万字。

结果是丁玲在作协的职务撤销了,被下放到北大荒体验生活。而且照上面的指示,她只能体验生活,不能创作,体验生活有工资,搞创作就不给工资。在农场里,丁玲的任务是养鸡,当时已五十多岁的她身体基本吃不消。所幸陈明也调到同一个农场,而且丁玲之后的任务改为带领村里人认字,脱离文盲,也算少了身体的劳累。

很快,文革疾风骤雨地开始了。丁玲被打入牛棚,天天接受审问挨打,接着又去老虎队接受革命群众专政。住在同一宿舍的那些造反派都是年轻的女孩,面对丁玲凶神恶煞,而丁玲不在的时候,她们就显示出天真无邪的那一面。丁玲虽然不满她们的无情拷问,但也会细细想想她们原本的模样。劳累过度的她晚上睡觉打呼噜影响她们的睡眠,她就跑去找医生开药治疗打呼,殊不知打呼噜是自然生理现象,哪里有药可治。平时女孩们在宿舍里开心玩耍甚至唱起歌来,疲惫得想要睡觉的丁玲,觉得要这么睡着了会显得不礼貌,就拿着一张报纸假装看着,以抵抗自己的疲倦。58岁的丁玲因为连日的劳动,视力急剧下降。她以为自己瞎了,幸好在医生开了维生素后,眼睛恢复了视觉,这让她对他多了几分感激。

也许是周恩来的帮助,1970年4月,有人专门从北京来,将丁玲带离了如噩梦般的苦难岁月。她被秘密带到秦城监狱,再一次被关在一座孤岛上。每天她吃了睡,睡了吃,无聊时就背诵唐诗三百首,后来允许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了,她就找到了某种依托。属于文学的丁玲,还是靠文学才能找到意义,以致于最后离开监狱时,她还舍不得没看完的那部分书籍。更让人感慨的是,她出来才知道,原来陈明也同样关在监狱里,都是同一座楼,只不过他是楼上,她在楼下,两人这样各自挨过了五年。

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1984年,中央下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丁玲多年来的不平遭遇给了说法。有一次大家在山野散步,看到青草中的野花即便有人践踏也开的绚烂,有人说这是遍地锦,又叫死不了。她说,她就是“死不了”。刚解放时,由于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直接针对沈从文,沈从文受不了这份屈辱与恐惧,同样选择自杀。丁玲还去看望自杀未遂、颓废落寞的沈从文,热心劝告,还想方设法帮助沈从文度过难关。

1979年,回到北京的丁玲去看望带她进入文学之路的叶圣陶时,不禁感叹:“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不至于受这许多折腾了。”虽然丁玲常常被定义为左联作家和革命者,她一生能撑过那么多苦难也是源于她对党的那份信仰,但我想丁玲最爱的还是文学创作本身。丁玲回北京本是来看病的,在被查出怀疑有乳腺癌需要手术治疗时,已二十多年没有写作的她毅然放弃了立即治疗,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了百万字的文章,她八十岁前后平均每年出一本书。正如她当年对巴金说的,“我爱一个人,但不准我恋爱,我要嫁给另一个我不爱的婆家,又不能说我不爱,还非得在这家做媳妇不可”,这恋爱指的就是文学创作。

6

在丁玲去世四年后,曾与她相处五年多的冯达也因病离世。根据遗嘱,他的丧事不设任何仪式,死后身体器官也全部捐献了出去。

自与丁玲分手后,多年来没人知道冯达的消息,都以为这个“叛徒”死了。冯达晚年独居台北市郊,住在依山傍水的乡间小楼,妻子和孩子在美国生活。在台北的日子,他很少说话,总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与世界完全隔离。晚上八点睡觉,早上四点起床,终日读书散步,很少接受拜访。而桌子上放着的,是三联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丁玲》。他总是说他“是对不起冰之的”,还“相信有一天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我是理解她之实在伟大的人”。

在他死前的半年里,他常常主动对住在楼下、负责照顾他的女基督教徒谈及自己年轻时恋爱的故事。而那人因不知道丁玲是谁,就没有多在意他讲的内容。我想,这倒可以成为丁玲电影的结尾,冯达对着年轻的小姐讲述自己的爱情,像说遗言似的絮絮叨叨,生怕没人能记得他想说的话。但结果是,他讲了那么多,依旧没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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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传 丁玲传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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