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为难以分辨的勇气

奥燃
2015-03-29 看过
在阅读整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时常不由自主地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是由于对胡适先生极为强烈的尊敬之情,以及对他非常令人悲伤的处境的辛酸之感时常交相碰撞。虽然书中经常提及“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等词来概括胡适先生的思想,但于我概括,总体而言,胡适先生是一位极为“现代化”的思想家。他现代化的程度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他一直将自己置于时代洪流之外。他是最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最富有世界角度的博大视野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学者而非政客。他的智慧极富理性。他怀着巨大的热情用尽全力对他祖国前进道路的发出影响的声音,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地下都未曾陷入绝望中无法自拔。而当他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乐观主义终于被打垮粉碎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即将燃烧殆尽了。他所提出的方向,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思考该不该遵循。可以想见,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国家从近代到现在,根本没有一点改变。在序言中有着极为精彩的概括:“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颗对许多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紧密相连的价值准则十分敏锐、领悟深刻的心灵;我们是与一位不倦地、富有创造性地谈论着理想的人在一起的,甚至在今天,这些理想仍是被许多人所珍爱的抱负。”

虽然胡适先生并不喜欢威廉·詹姆士,但詹姆士对他的评价却很具有代表性:“胡适始终是很‘实际的’:经验的、唯物的、多元的、怀疑的倾向兼而有之。”他想要在中国实现的全部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西方化”是绝对不能对等的。他竭力想要实现的“启蒙”,即“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的再生”。他并不是想要推翻过去,而是希望在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新的现代化国家。事实上,只要理解了这一基本,胡适先生一生所作出的评论、行为、言论,也就统统可以理解了。他不过是一个极为纯粹的人,坚定地秉持着简单而最美的理念。正是这种纯粹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伟大。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像他这样拥有如此纯粹而坚定信念的人,寥寥无几。然而,也正是这种纯粹的信念造成了一位伟人个人,又或许是时代的宏大悲剧。由于一种极为饱满的自信,使他看不到自己的偏执与误解,也使他永远脱离于自己的时代洪流之外。这是第一个在本书中反复被论证的观点。

在第三章“文学革命”的末尾,作者写道:“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在第八章“再返北平”中总结道:“它在暴力的时代主张丢弃暴力,在欺诈的时代执着于对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固执地赞颂着理性高于一切。”又在第十章中评价道:“一种由气质上的孤独强化了的思想上的偏见,这种气质上的孤独使他有可能保持在感情上超然于降临到他的国家和人民头上的悲剧之外。”虽然就我个人而言完全能够理解胡适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对政治抱有的偏见以及想要潜心于学术的私心,也认为他的这种与时代的脱轨也许正是由于他那高于一切的崇尚理性的信念,但是正如克兰·布林顿说的那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常社会作用是相反的”。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胡适先生是非常现实的。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所提出的文学改革也好,对五四运动提出的批评也好,对《塘沽协定》的认同也好,都是基于他那长远而现实的目光,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然而,对于他的国家事业而言,他又是太过理想主义的。他太过坚信人的理性了,他相信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志向抱负是存在的,“胡适确对‘人民’最终会有能力承担起自治政府之责有着真诚而持久的信心”,然而当时有这种“世界主义”智慧的人少之又少,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很少。他过高估计了人民理性和舆论的力量,换句话说,他总是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人的一种高尚的自觉之上,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海外的人,这也正是他世界主义的体现。但是他没有充分地理解到,人的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引导的。而且即使人的理性之光被启明,也是不能不被现实和历史上的缘由左右的。即使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些,也一定刻意使自己避开了这种认识。在当时那个混乱的中国,以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是无法成功的,而且对于当时连生存尚成问题的中国人来说,要去探讨“自由”二字更深层的意义,而非止步于从饥饿、征兵、劫掠这三种灾难中摆脱出来的眼前的自由,是有些过于奢侈了。

第二个被本书反复论证的观点是,胡适以及他同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全部毫无例外地继承了儒学思想中的一种极为强烈而坚定的、深在骨髓之中的信念,即解救中国是他们特殊的权利与义务。自古以来,“士”阶层就在自发地担在肩上的兴盛国家的重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在我们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本书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义:杰出人物论。

书中多次提到,在学生运动时,胡适教育大学生们的话无疑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时常告诫他们即使是在思想上最为痛苦的时代,也应该承担特别的权利和特别的责任。留意公众的疾苦,总是希望用进谏就能改变统治者的思想并以此造福百姓,骨子里的儒者特质似乎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共性,即使是胡适先生这样一位现代化的学者也毫不例外。

第三个在书中被反复论证的观点是,胡适先生几乎终其一生的信心和乐观主义。自从1917年从美国归来以后他始终如一的对自己信念的贯彻,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由于他始终旁观的冷静视角,在那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热烈盛行的时代,即使是与国内的新知识分子,他也经常无法与之共事。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英雄式的口号之中时,他认为这种太广泛的呐喊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用一般概括去说明中国具体问题的方式,进而冷静地站出来加以批评。他在国内非常的孤独,他冷静而理智的见地在被热血冲昏头脑的一个民族人民之中显得格格不入而且招人排挤。我以前崇敬鲁迅先生那“绝望正与希望相同”的斗士之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正如书中所说,“胡适的勇气是一种更难分辨出的勇气”。他的勇气正是坚信那些希望之光的勇气。

可以说,这样类似于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时代等庞然大物的胡适先生,使我想起了英国废奴运动时期的威廉·威伯福斯。那竭尽全力要去影响仅凭一人之力明显无法撼动之物的姿态,实在令人感动。即使是在晚年终于失去了支撑他度过种种难关的乐观精神之后,胡适先生仍然坚信着自己所信奉一生的那些精神。

1947-1948年间,胡适为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所做的辩护,今天看来无疑是明智而有逻辑的。可是在当时他却被人们与美国的“帝国主义”阴谋联系在一起了。这些与后来50年代共产党对胡适先生的批判都是相当类似的。假如胡适先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住民,恐怕他逻辑清晰的分析仍然会遭到同样的待遇吧。因为取得胜利的,一直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作者在最后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他奋力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其实现的东西。甚至,即使我们认识到他对于即将来临的事情的理解是不完善的,我们也不能忽略掉他对于未来和前途的想象是明晰透彻的。”胡适先生所理想要达到的“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我们今天仍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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