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not to be seen
我在加拿大工作时，有一年跟北美区的老板做年终考评Annual Appraisal，他跟我说，当你老死之时，没有人会因为你曾做过CEO而记住你。他的意思大概是，不要把全部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家庭同样重要。在年终考评时老板对下属如此教导，从国内公司文化角度可能较难理解，但在北美企业文化里，的确很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而这种影响的形成，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之一的弗洛姆应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看此书时我曾经想，弗洛姆是不是犹太人、信教，网上一查果然是。他1900年生于德国，后移民美国，但受德国哲学影响较深。提倡人本主义。他写的《爱的艺术》一书，对我的爱情观影响极深，看了好几遍，是我相见恨晚的书之一，还买来送给过失恋的朋友。除此书外，他的知名著作还有很多，其中包括《逃避自由》、《人的破坏性分析》等等。
该书翻译的还算不错，虽然前后能看出，不是一个人翻译的。因为反复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弗洛姆的书好像都不是很厚。本书分为3大部分、9章，第1部分前3章从历史、现实举例介绍了占有与存在的区别；第2部分的中间6章详细分析了两种方式的本质、原因及特点；最后一部分则提出了新人、新社会的努力方向与可能性。
个人愚见，弗洛姆提出的“占有”与“存在”的区别，可以理解成量与质、物质与精神、自私与利他、享受与体验的差别。书中，作者有感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重物质轻人文，把人变成机器，这样的局面难以维系，提倡个人应该更多的注重精神文明，关注内心，放弃一切物质享受的追求、解脱束缚，更多的享受分享、主动的爱的乐趣，摆脱时间、活在当下，而社会应该放弃利润、增长的目标，只生产生存必要的产品，把消费社会转变为存在社会，消除贫富差距，控制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发展，健全社会性格，建立以人为本的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弗洛姆受佛教影响较深，书中多次提到把禅宗传到美国的铃木大拙，其对新社会的描写直接是从佛教“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形式发展出来的。另外，他也深受德国哲学家Eckhart埃克哈特与卡尔 马克思的影响。
该书原著写成于1976年（大部分读者应该才刚出生），那是一个二战后人口大爆炸、物质文明经过30年发展开始高度发达、年轻人对未来迷茫并质疑父辈的生活目标、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尼克松水门事件、政治破产的年代，因此产生这样的思想家是有历史背景与原因的。个人认为，就像他自己承认的一样，弗洛姆的新人、新社会的目标很难实现，毕竟对人性缺点考虑实在不足，而且即使他也不否认人为了生存必须满足基本需求（“功能性占有”），我也可以说，如果我衣食无忧，那么我也可以踏实地存在了；不过，在现在的中国，如1976年的美国，很有必要让他的思想广为传播。阿里巴巴上市后，马云简直成了神，书店里有关他的书，没有一百种也有几十种；微信等各种渠道把他说过、没说过的话都当成光辉语录来传播；逢年过节万众痴迷于红包，朋友间各种祝福视频、图片也充斥金元宝、人民币等等形象（这里面当然有幽默充分但形式也能反应内容）；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血腥竞争，我们的精神文明（如果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话）是病态的文明。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究竟怎么了？有钱就是成功了吗？能买到一切，包括精神的富足、真正的智慧与幸福吗？如果说评价一个人是否自私就看ta把时间花在哪里，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赚钱上，是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还有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家人与亲人？
最后，以前不久在《Economist》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写北欧企业家的文章标题来结束“To be, not to be seen” 。
摘录：
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
在这些哲人看来，“知”的起点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常识具有欺骗性。
信仰是一张入场券，一个人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于某一大型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拜托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思考和做出决定。
撒旦代表物质消费以及对人和自然界的统治权力。耶稣是存在的体现，不求占有是存在的前提。自福音书以来，世界一直是按照魔鬼的法则发展的。
罗马教会的修辞学家和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认为，所有贸易都是出于贪婪的动机，在没有贪欲的人中间是不必进行贸易的。他说：商业贸易是与偶像崇拜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他把贪婪称为一切恶的根源。
实际上，贪欲、虚荣、淫欲等，都是一种精神病，即使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算做疾病。（斯宾诺莎）
作为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从恋我心态和自我中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对自己的虚荣是一场一生不休止的战斗，稍一疏忽即会失败）。
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什么，应该更多地思考自己是什么。（埃克哈特）
乔治 格罗德克常说，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在成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深深的沮丧感。。。“一切动物在交媾之后都会惆怅。”
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斯宾诺莎）
基督教只是一个廉价的外衣，掩盖着人的占有欲。
母爱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父爱意即惩罚。
弗洛姆提出的真正存在的新人应该是这样的：
愿意放弃一切占有的方式，以便达到真正的存在。
相信自己的存在，自己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需要兴趣、爱和世界相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安全感、同一感和信心，而不是将此建立在占有欲和控制世界之欲望的基础上，从而成为自己占有物的奴隶。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否定物质的精神才能成为关心他人、与他人分享一切的完全主动性的条件。
人的存在乃是他此时此地充分显示的那个样子。
从给予和分享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积聚财物和剥削中获得快乐。
从各方面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从知识方面而不是从物品和权力方面，这些都是僵死的，唯有生命和适于生命生长的一切才是神圣的。
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消除贪欲、仇恨和种种幻想。
不崇拜偶像、不抱任何幻想地生活，因为人们已经达到不需要幻想的阶段。
培养自己的爱的能力和批判思维、理性思维的能力。
抛弃自恋，承认人类生活中所固有的种种可悲的局限性。
让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使之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认识到纪律和正视现实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只有结构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必须认识到作为生命之属性的结构与作为无生命，僵死之物的属性的“秩序”之间的区别。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状，而是预先考虑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改变不堪忍受的现状。
不欺人，也不为人所欺；可以做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不可做一个幼稚无知的人。
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自己所了解的那个自我，而且要认识自己所不了解的那个自我──即便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有一个朦胧的认识也好。
意识到自己同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统一性，从而放弃征服自然、掠夺、蹂躏和摧残自然的目的，而是努力去认识自然，同自然通力合作。
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成为自身的可能性；自由并不是一大堆贪婪的欲望，而是一各巧妙的稳定结构，它随时都面临兴与衰、生与死之间的选择。
认识到罪恶和毁灭乃是生长停滞的必然结果。
认识到只有少数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这些少数人不应怀有“实现这一目标”的野心，他们应认识到这种野心不过是贪婪和占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在不断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幸福，而不管命运允许人们走多远，因为人们对如此充实的生命感到十分满意以致于很少有机会去进一步考虑自己能否得到什么。
弗洛姆建议的新社会建议：
＊必须禁止工业和政治广告中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一切方法。
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方法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它迫使我们购买我们既不需要也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因为它迫使我们选举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愿意选举的政治代表人物－－假如我们能控制自己的理智的话。但事实上，由于当局向我们宣传时所运用的催眠的方法，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理智。为了阻止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在为政治家和商品宣传时禁止使用一切催眠方法。
在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催眠方法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对条理清晰的批判思维和情感的不受他人控制是十分有害的。我毫不怀疑，全面的研究必将表明，吸毒所造成的危害与我们使用洗脑子的方法所造成的危害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些洗脑子的方法，从令人惊奇的建议到半催眠的手法，如不断重复或借助性欲（“我是琳达，来入温柔乡！”），将人的理性思维引入歧途，无奇不有。广告主要是电视上的商业广告运用纯诱惑性的方法向人们发起连珠炮般的进攻，使人目迷五色，头昏脑胀。这种对理性和现实感的进攻，时时处处都在困惑着每一个人：在看电视时，在公路上开车时，或是在听候选人的政治宣传时，等等。这些诱惑方法的一个显著的后果是，造成一种使人半睡半醒、将信将疑和失落现实感的气氛。
停止这种大规模诱惑的有害做法，对消费者所产生的效果将与吸毒成瘾者停止吸毒时所感觉到的症状消失没有什么两样。
＊必须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毫无疑问，保持和进一步加深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必将导致更大的灾难。贫国已纪拒绝把工业世界对它们的经济剥削看作是上帝的安排。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开端，是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迫使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高价买进工业品的做法的标志。同样，越南战争也标志着结束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开始。
假如我们对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情况将会怎样呢？要么瘟疫将蔓延到白人社会的安全地带，要么饥饿使穷国人民陷于绝望，以致－－也许是在工业国家中其同情者的支持下－－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甚至使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社会中造成一片混乱。
我们只有控制了产生饥饿和疾病的条件，才能防止发生这种空难的可能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业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帮助的方法必须不为富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利益所左右；此外还意味着必须不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适用于亚洲和非洲这种想法的影响。显然，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方式最有效，是一个让经济专家去决定的问题。
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各格的专家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些人不仅具有智力超群的头脑，而且还有一副人道主义的心肠，从而使他们去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为了能聘请到这些专家，为了能听从他们的忠告，占有的倾向必须大大削弱，而团结他人，关心（而不是怜悯）他人的意识必须大大发扬。所谓关心他人，不仅指关心这个地球上的同胞，而且还要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没有比我们大肆掠夺地球上的原料、污染大地、准备发动核战争更能说明我们的自私心理了。我们几乎毫不迟疑地将这块被掠夺的土地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种内部改革是否进行？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世人必须明白：如不发生变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随着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的实行，当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罪恶都可以消除。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有吃饱穿暖、有房可住的绝对的权利。他们将会得到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这一权利表达一种新的观念：每一个人，不管他对“社会是否尽到了责任”，都拥有无条件的生存的权利－－尽管这也是基督教所要求的、以及许多“原始”部落所实行的旧的规范。这是我们向自己的宝贝儿女，而不是向自己的同胞所保证的权利。
这一规律将有大大地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如父母、丈夫、老板）的人，都不会再忍饥受饿之苦；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如果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只要愿意短期内在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牺牲，尝尝贫穷的滋味，便可如愿以偿。现代福利国家几乎接受了这个原则－－说“几乎”，事实上是说，“没有真正”接受。官僚政客仍然在“管理”着人民，控制着人民，使人民蒙受耻辱。但是，有保证的收入计划却不需要任何人“证明”自己需要得到一间简陋的房子和起码的食物。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官僚主义机构来实行一项既导致内部浪费，又违背人的尊严的福利计划。
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将确保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由于这个原因，这是任何一种以剥削和控制为基础的制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专政制度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一贯拒绝任何有关最简单形式的免费商品的建议（如免费的公共交通或免费的牛奶）。免费的医疗服务则是个例外，但也仅仅从表面上看如此，因为在这里，所谓的免费服务是有一个明确的条件的：一个人只有生病时才能享受免费医疗。
考虑到当今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官僚机构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为医治身体疾病，特别是心身疾病、犯罪和吸毒成瘾（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反对压制和无聊的各种形式）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为每一个人提供他所需要的有保障的年收入将花费的钱要比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花费的还少些。这种想法在那些认为“人基本上生来就是懒惰的”人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和危险的。当然，那些人的看法其实并无根据，不过是一种口号，用来反对放弃对那些孤苦无助的人的控制辩解罢了。
＊妇女必须摆脱父权制的控制。
妇女摆脱父权制的控制乃是社会人道主义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大约六千年以前，在世界各地，农业收成的剩余允许雇佣和剥削工人，允许组织军队和建立强大的城邦，就在这时开始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经对早期“母系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作了论述]自那以来，“联合起来”压迫妇女的“男人们”不仅征服了中东和欧洲社会，而且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化。在人类中，男人战胜女人是以男人的经济权利和他们所建立的军事机器为基础的。
两性之间的冲突与阶级冲突一样古老，但其表现形式却更为复杂，因为男人所需要的女人不仅是能劳动的牲畜，而且是母亲、情人、安慰者。两性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公开的、野蛮的，然而更经常的是采取隐蔽的形式。女人在气力下屈居下风，但她们用自己的武器还击，嘲笑男人便是她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
人类的一部分压迫另一部分，已经给而且今后仍会给两性带来巨大的危害：男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女人则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而且即使在那些自觉地反对男人统治权的人中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逃不脱被诅咒的份围，有优越感的男人诅咒它，有自卑感的女人也诅咒它（弗洛伊德是坚决相信男人的优越性的，可惜他以为，女人之所以感到软弱无力，是由于正如她们所遗憾地声称的，她们缺少一根阴茎，而男人感到不安全，则因为象他们所说的，普遍“但心被阉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两性冲突的表现，而不是两性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区别）。
许多资料表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一个集团对另一些软弱无力的人民的统治是何等相似。我们以一百年前南美黑人与当时基至今日妇女状况的类似为例。当时人们把黑人和妇女比作儿童，认为他们感情脆弱，幼稚无知，缺少现实感，因为，不可让其作决策，认为他们不负责任，只会卖弄风骚（弗洛伊德又加上两条：女人的良知[超自我]不如男人发达，却比男人更自恋）。
对弱者行使权力乃是当今父权制的本质，也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制的本质。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对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力原则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假如妇女通过解放运动明确地表示，她们不想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如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权力的话。只要妇女解放运动明确了它的作为“反权力代表”的作用和职责，妇女必将在争取新社会的斗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或许，今后某位历史学家会写道，20世纪最具有革命性的事件乃是妇女解放的兴起和男人绝对统治权的衰落。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低估男人的反抗。男人同女人的整个关系（包括性关系）是建立在他们自称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对于那些拒绝承认男人优越性这一神话的女人已经开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焦虑不安了。
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年青一代的反集权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6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现在，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反对“当局”的人已基本上再次成为“安分守已”的好人。但是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传统崇拜已经荡然无存，看来旧时对“权威”的敬畏心理已一去不复返了。
摆脱权威的运动可与摆脱犯罪感的性解放相提并论：人们不再把性看作是难以启齿的一种罪恶了。尽管人们对性革命的许多方面的相对优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性的问题不再使人们感到害怕；人们不再因为提到它而产生一种犯罪感，因而不可能再利用它来使人就范了。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知识的重大问题上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出谋献策。
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绝对正直的男女。他们将决定在粮食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的新机构，并推选一些人来负责传播情报。
人们对谁是文化各界的杰出代表都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所以我认为，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反对公认观点的人：例如，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然而，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进行挑选，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公众的选举产生，又不能由政府来指定。不过别的选择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开始时不妨先选出一个由三四个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以后再逐渐扩大，直到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以便能委托有关方面对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
＊必须建立一个有效地传播情报的体系。
情报是形成有效民主制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消灭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利益而扣发或篡改情报的现象。但是，即使没有这种不合法地扣发情报的现象，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普通公民所获得的真实和必要的情报几乎等于零。不仅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当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业界领导人也都耳目失灵，他们所获得的大多是由各政府机构所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假情报。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有接受纯粹受操纵的情报的智力，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认识表面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因而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不用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有关他们的自私和不诚实的行为了。诚然，即使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官吏也不可能解决一个面临灾难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除了少数几家“大”报以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料的真实报道也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的几家“大”报，虽然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却也能提供更多被歪曲的情报，其手法是：不把全部新闻完整地报道出来；使大标题具有某种倾向性，加以标题往往与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公正，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无线电生产的是商品，即由各种事件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新闻。不过新闻可以出售，新闻媒介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情报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原原本本、未经分析的报道，它只关心事件的表面现象，很少给公民以机会去深入表面现象，认识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要出售新闻是一种买卖，就很难制止报纸和杂志刊印会（多多少少不择手段地）促进其出版物销售和不违背广告意愿的东西。
要使有根据的意见和决定切实可行，我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情报问题。作为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我仅指出一点：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是收集和传播能为全体人民需求服务，尤其是能成为我们分享民主制中各直接对话的团体进行讨论的基础的一切情报。当然这种情报必须包括作出政治决策的一切领域中的基本事实和基本可供选择的办法。特别重要的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必须将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一起公之于众，让每一个公民，特别是让那些进行直接对话的团体都能知悉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必须负责监督这些由新闻记者组成的新闻机构的工作情况，当然，在传播这类情报的过程中，无线电和电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假如人们对追求知识施加任何限制，那将会妨碍人类的发展；假如将科学思维的一切结果用之于实践，那也将是危险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人们可能，而且必将会误用来遗传学、脑外科、精神病药物治疗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明，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只要工业界和军界能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终止让利润和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来左右科研应用的情况。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局，任何一项新的理论发明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局的许可。不用说，这个管理局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界、政府和军方。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该管理局的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以上各项建议是颇不易实现的，如果再加上建立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我们的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我们经济的一个致命伤是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甚至今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卫生、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挑起国防预算这副重担。一个由于生产武器装备而导致自身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负担社会实验费用的，这些武器装备仅仅是用来自杀的工具。而且，在军事官僚主义日益获得权力、并继续制造恐惧和鼓吹服从的环境下，个人主义和主动性的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
看此书时我曾经想，弗洛姆是不是犹太人、信教，网上一查果然是。他1900年生于德国，后移民美国，但受德国哲学影响较深。提倡人本主义。他写的《爱的艺术》一书，对我的爱情观影响极深，看了好几遍，是我相见恨晚的书之一，还买来送给过失恋的朋友。除此书外，他的知名著作还有很多，其中包括《逃避自由》、《人的破坏性分析》等等。
该书翻译的还算不错，虽然前后能看出，不是一个人翻译的。因为反复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弗洛姆的书好像都不是很厚。本书分为3大部分、9章，第1部分前3章从历史、现实举例介绍了占有与存在的区别；第2部分的中间6章详细分析了两种方式的本质、原因及特点；最后一部分则提出了新人、新社会的努力方向与可能性。
个人愚见，弗洛姆提出的“占有”与“存在”的区别，可以理解成量与质、物质与精神、自私与利他、享受与体验的差别。书中，作者有感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重物质轻人文，把人变成机器，这样的局面难以维系，提倡个人应该更多的注重精神文明，关注内心，放弃一切物质享受的追求、解脱束缚，更多的享受分享、主动的爱的乐趣，摆脱时间、活在当下，而社会应该放弃利润、增长的目标，只生产生存必要的产品，把消费社会转变为存在社会，消除贫富差距，控制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发展，健全社会性格，建立以人为本的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弗洛姆受佛教影响较深，书中多次提到把禅宗传到美国的铃木大拙，其对新社会的描写直接是从佛教“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形式发展出来的。另外，他也深受德国哲学家Eckhart埃克哈特与卡尔 马克思的影响。
该书原著写成于1976年（大部分读者应该才刚出生），那是一个二战后人口大爆炸、物质文明经过30年发展开始高度发达、年轻人对未来迷茫并质疑父辈的生活目标、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尼克松水门事件、政治破产的年代，因此产生这样的思想家是有历史背景与原因的。个人认为，就像他自己承认的一样，弗洛姆的新人、新社会的目标很难实现，毕竟对人性缺点考虑实在不足，而且即使他也不否认人为了生存必须满足基本需求（“功能性占有”），我也可以说，如果我衣食无忧，那么我也可以踏实地存在了；不过，在现在的中国，如1976年的美国，很有必要让他的思想广为传播。阿里巴巴上市后，马云简直成了神，书店里有关他的书，没有一百种也有几十种；微信等各种渠道把他说过、没说过的话都当成光辉语录来传播；逢年过节万众痴迷于红包，朋友间各种祝福视频、图片也充斥金元宝、人民币等等形象（这里面当然有幽默充分但形式也能反应内容）；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血腥竞争，我们的精神文明（如果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话）是病态的文明。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究竟怎么了？有钱就是成功了吗？能买到一切，包括精神的富足、真正的智慧与幸福吗？如果说评价一个人是否自私就看ta把时间花在哪里，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赚钱上，是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还有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家人与亲人？
最后，以前不久在《Economist》杂志上看到的一篇写北欧企业家的文章标题来结束“To be, not to be seen” 。
摘录：
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
在这些哲人看来，“知”的起点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常识具有欺骗性。
信仰是一张入场券，一个人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于某一大型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拜托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思考和做出决定。
撒旦代表物质消费以及对人和自然界的统治权力。耶稣是存在的体现，不求占有是存在的前提。自福音书以来，世界一直是按照魔鬼的法则发展的。
罗马教会的修辞学家和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认为，所有贸易都是出于贪婪的动机，在没有贪欲的人中间是不必进行贸易的。他说：商业贸易是与偶像崇拜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他把贪婪称为一切恶的根源。
实际上，贪欲、虚荣、淫欲等，都是一种精神病，即使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算做疾病。（斯宾诺莎）
作为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从恋我心态和自我中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对自己的虚荣是一场一生不休止的战斗，稍一疏忽即会失败）。
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什么，应该更多地思考自己是什么。（埃克哈特）
乔治 格罗德克常说，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在成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深深的沮丧感。。。“一切动物在交媾之后都会惆怅。”
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斯宾诺莎）
基督教只是一个廉价的外衣，掩盖着人的占有欲。
母爱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父爱意即惩罚。
弗洛姆提出的真正存在的新人应该是这样的：
愿意放弃一切占有的方式，以便达到真正的存在。
相信自己的存在，自己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需要兴趣、爱和世界相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安全感、同一感和信心，而不是将此建立在占有欲和控制世界之欲望的基础上，从而成为自己占有物的奴隶。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否定物质的精神才能成为关心他人、与他人分享一切的完全主动性的条件。
人的存在乃是他此时此地充分显示的那个样子。
从给予和分享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积聚财物和剥削中获得快乐。
从各方面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从知识方面而不是从物品和权力方面，这些都是僵死的，唯有生命和适于生命生长的一切才是神圣的。
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消除贪欲、仇恨和种种幻想。
不崇拜偶像、不抱任何幻想地生活，因为人们已经达到不需要幻想的阶段。
培养自己的爱的能力和批判思维、理性思维的能力。
抛弃自恋，承认人类生活中所固有的种种可悲的局限性。
让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使之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认识到纪律和正视现实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只有结构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必须认识到作为生命之属性的结构与作为无生命，僵死之物的属性的“秩序”之间的区别。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状，而是预先考虑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改变不堪忍受的现状。
不欺人，也不为人所欺；可以做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不可做一个幼稚无知的人。
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自己所了解的那个自我，而且要认识自己所不了解的那个自我──即便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有一个朦胧的认识也好。
意识到自己同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统一性，从而放弃征服自然、掠夺、蹂躏和摧残自然的目的，而是努力去认识自然，同自然通力合作。
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成为自身的可能性；自由并不是一大堆贪婪的欲望，而是一各巧妙的稳定结构，它随时都面临兴与衰、生与死之间的选择。
认识到罪恶和毁灭乃是生长停滞的必然结果。
认识到只有少数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这些少数人不应怀有“实现这一目标”的野心，他们应认识到这种野心不过是贪婪和占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在不断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幸福，而不管命运允许人们走多远，因为人们对如此充实的生命感到十分满意以致于很少有机会去进一步考虑自己能否得到什么。
弗洛姆建议的新社会建议：
＊必须禁止工业和政治广告中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一切方法。
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方法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它迫使我们购买我们既不需要也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因为它迫使我们选举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愿意选举的政治代表人物－－假如我们能控制自己的理智的话。但事实上，由于当局向我们宣传时所运用的催眠的方法，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理智。为了阻止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在为政治家和商品宣传时禁止使用一切催眠方法。
在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催眠方法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对条理清晰的批判思维和情感的不受他人控制是十分有害的。我毫不怀疑，全面的研究必将表明，吸毒所造成的危害与我们使用洗脑子的方法所造成的危害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些洗脑子的方法，从令人惊奇的建议到半催眠的手法，如不断重复或借助性欲（“我是琳达，来入温柔乡！”），将人的理性思维引入歧途，无奇不有。广告主要是电视上的商业广告运用纯诱惑性的方法向人们发起连珠炮般的进攻，使人目迷五色，头昏脑胀。这种对理性和现实感的进攻，时时处处都在困惑着每一个人：在看电视时，在公路上开车时，或是在听候选人的政治宣传时，等等。这些诱惑方法的一个显著的后果是，造成一种使人半睡半醒、将信将疑和失落现实感的气氛。
停止这种大规模诱惑的有害做法，对消费者所产生的效果将与吸毒成瘾者停止吸毒时所感觉到的症状消失没有什么两样。
＊必须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毫无疑问，保持和进一步加深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必将导致更大的灾难。贫国已纪拒绝把工业世界对它们的经济剥削看作是上帝的安排。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开端，是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迫使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高价买进工业品的做法的标志。同样，越南战争也标志着结束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开始。
假如我们对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情况将会怎样呢？要么瘟疫将蔓延到白人社会的安全地带，要么饥饿使穷国人民陷于绝望，以致－－也许是在工业国家中其同情者的支持下－－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甚至使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社会中造成一片混乱。
我们只有控制了产生饥饿和疾病的条件，才能防止发生这种空难的可能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业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帮助的方法必须不为富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利益所左右；此外还意味着必须不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适用于亚洲和非洲这种想法的影响。显然，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方式最有效，是一个让经济专家去决定的问题。
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各格的专家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些人不仅具有智力超群的头脑，而且还有一副人道主义的心肠，从而使他们去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为了能聘请到这些专家，为了能听从他们的忠告，占有的倾向必须大大削弱，而团结他人，关心（而不是怜悯）他人的意识必须大大发扬。所谓关心他人，不仅指关心这个地球上的同胞，而且还要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没有比我们大肆掠夺地球上的原料、污染大地、准备发动核战争更能说明我们的自私心理了。我们几乎毫不迟疑地将这块被掠夺的土地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种内部改革是否进行？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世人必须明白：如不发生变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随着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的实行，当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罪恶都可以消除。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有吃饱穿暖、有房可住的绝对的权利。他们将会得到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这一权利表达一种新的观念：每一个人，不管他对“社会是否尽到了责任”，都拥有无条件的生存的权利－－尽管这也是基督教所要求的、以及许多“原始”部落所实行的旧的规范。这是我们向自己的宝贝儿女，而不是向自己的同胞所保证的权利。
这一规律将有大大地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如父母、丈夫、老板）的人，都不会再忍饥受饿之苦；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如果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只要愿意短期内在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牺牲，尝尝贫穷的滋味，便可如愿以偿。现代福利国家几乎接受了这个原则－－说“几乎”，事实上是说，“没有真正”接受。官僚政客仍然在“管理”着人民，控制着人民，使人民蒙受耻辱。但是，有保证的收入计划却不需要任何人“证明”自己需要得到一间简陋的房子和起码的食物。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官僚主义机构来实行一项既导致内部浪费，又违背人的尊严的福利计划。
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将确保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由于这个原因，这是任何一种以剥削和控制为基础的制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专政制度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一贯拒绝任何有关最简单形式的免费商品的建议（如免费的公共交通或免费的牛奶）。免费的医疗服务则是个例外，但也仅仅从表面上看如此，因为在这里，所谓的免费服务是有一个明确的条件的：一个人只有生病时才能享受免费医疗。
考虑到当今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官僚机构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为医治身体疾病，特别是心身疾病、犯罪和吸毒成瘾（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反对压制和无聊的各种形式）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为每一个人提供他所需要的有保障的年收入将花费的钱要比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花费的还少些。这种想法在那些认为“人基本上生来就是懒惰的”人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和危险的。当然，那些人的看法其实并无根据，不过是一种口号，用来反对放弃对那些孤苦无助的人的控制辩解罢了。
＊妇女必须摆脱父权制的控制。
妇女摆脱父权制的控制乃是社会人道主义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大约六千年以前，在世界各地，农业收成的剩余允许雇佣和剥削工人，允许组织军队和建立强大的城邦，就在这时开始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经对早期“母系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作了论述]自那以来，“联合起来”压迫妇女的“男人们”不仅征服了中东和欧洲社会，而且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化。在人类中，男人战胜女人是以男人的经济权利和他们所建立的军事机器为基础的。
两性之间的冲突与阶级冲突一样古老，但其表现形式却更为复杂，因为男人所需要的女人不仅是能劳动的牲畜，而且是母亲、情人、安慰者。两性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公开的、野蛮的，然而更经常的是采取隐蔽的形式。女人在气力下屈居下风，但她们用自己的武器还击，嘲笑男人便是她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
人类的一部分压迫另一部分，已经给而且今后仍会给两性带来巨大的危害：男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女人则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而且即使在那些自觉地反对男人统治权的人中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逃不脱被诅咒的份围，有优越感的男人诅咒它，有自卑感的女人也诅咒它（弗洛伊德是坚决相信男人的优越性的，可惜他以为，女人之所以感到软弱无力，是由于正如她们所遗憾地声称的，她们缺少一根阴茎，而男人感到不安全，则因为象他们所说的，普遍“但心被阉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两性冲突的表现，而不是两性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区别）。
许多资料表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一个集团对另一些软弱无力的人民的统治是何等相似。我们以一百年前南美黑人与当时基至今日妇女状况的类似为例。当时人们把黑人和妇女比作儿童，认为他们感情脆弱，幼稚无知，缺少现实感，因为，不可让其作决策，认为他们不负责任，只会卖弄风骚（弗洛伊德又加上两条：女人的良知[超自我]不如男人发达，却比男人更自恋）。
对弱者行使权力乃是当今父权制的本质，也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制的本质。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对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力原则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假如妇女通过解放运动明确地表示，她们不想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如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权力的话。只要妇女解放运动明确了它的作为“反权力代表”的作用和职责，妇女必将在争取新社会的斗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或许，今后某位历史学家会写道，20世纪最具有革命性的事件乃是妇女解放的兴起和男人绝对统治权的衰落。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低估男人的反抗。男人同女人的整个关系（包括性关系）是建立在他们自称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对于那些拒绝承认男人优越性这一神话的女人已经开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焦虑不安了。
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年青一代的反集权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6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现在，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反对“当局”的人已基本上再次成为“安分守已”的好人。但是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传统崇拜已经荡然无存，看来旧时对“权威”的敬畏心理已一去不复返了。
摆脱权威的运动可与摆脱犯罪感的性解放相提并论：人们不再把性看作是难以启齿的一种罪恶了。尽管人们对性革命的许多方面的相对优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性的问题不再使人们感到害怕；人们不再因为提到它而产生一种犯罪感，因而不可能再利用它来使人就范了。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知识的重大问题上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出谋献策。
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绝对正直的男女。他们将决定在粮食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的新机构，并推选一些人来负责传播情报。
人们对谁是文化各界的杰出代表都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所以我认为，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反对公认观点的人：例如，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然而，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进行挑选，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公众的选举产生，又不能由政府来指定。不过别的选择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开始时不妨先选出一个由三四个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以后再逐渐扩大，直到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以便能委托有关方面对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
＊必须建立一个有效地传播情报的体系。
情报是形成有效民主制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消灭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利益而扣发或篡改情报的现象。但是，即使没有这种不合法地扣发情报的现象，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普通公民所获得的真实和必要的情报几乎等于零。不仅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当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业界领导人也都耳目失灵，他们所获得的大多是由各政府机构所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假情报。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有接受纯粹受操纵的情报的智力，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认识表面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因而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不用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有关他们的自私和不诚实的行为了。诚然，即使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官吏也不可能解决一个面临灾难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除了少数几家“大”报以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料的真实报道也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的几家“大”报，虽然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却也能提供更多被歪曲的情报，其手法是：不把全部新闻完整地报道出来；使大标题具有某种倾向性，加以标题往往与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公正，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无线电生产的是商品，即由各种事件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新闻。不过新闻可以出售，新闻媒介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情报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原原本本、未经分析的报道，它只关心事件的表面现象，很少给公民以机会去深入表面现象，认识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要出售新闻是一种买卖，就很难制止报纸和杂志刊印会（多多少少不择手段地）促进其出版物销售和不违背广告意愿的东西。
要使有根据的意见和决定切实可行，我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情报问题。作为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我仅指出一点：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是收集和传播能为全体人民需求服务，尤其是能成为我们分享民主制中各直接对话的团体进行讨论的基础的一切情报。当然这种情报必须包括作出政治决策的一切领域中的基本事实和基本可供选择的办法。特别重要的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必须将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一起公之于众，让每一个公民，特别是让那些进行直接对话的团体都能知悉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必须负责监督这些由新闻记者组成的新闻机构的工作情况，当然，在传播这类情报的过程中，无线电和电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假如人们对追求知识施加任何限制，那将会妨碍人类的发展；假如将科学思维的一切结果用之于实践，那也将是危险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人们可能，而且必将会误用来遗传学、脑外科、精神病药物治疗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明，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只要工业界和军界能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终止让利润和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来左右科研应用的情况。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局，任何一项新的理论发明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局的许可。不用说，这个管理局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界、政府和军方。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该管理局的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以上各项建议是颇不易实现的，如果再加上建立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我们的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我们经济的一个致命伤是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甚至今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卫生、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挑起国防预算这副重担。一个由于生产武器装备而导致自身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负担社会实验费用的，这些武器装备仅仅是用来自杀的工具。而且，在军事官僚主义日益获得权力、并继续制造恐惧和鼓吹服从的环境下，个人主义和主动性的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