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的“路”与鲁迅的“罪”

小城鱼太郎
2015-03-15 看过
柔石的《二月》,用的是外乡人怀着“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相对乐观的憧憬,来到与己异质的某地,却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与一整个原先严丝合缝地运转着的齿轮机械搏斗,最后心有余而力不足,如鲁迅所说,像“一粒石子”,无可奈何地“轧了几下,发几声响”,被弹了出去的经典模式,让人想到了巴金《憩园》里的叙述者,以及《围城》里赵辛楣方鸿渐赴三闾大学任教的故事。当然就风格而言,柔石细腻温淡的笔致,哀婉自怜的姿态,与巴金更相似些。

鲁迅的《小引》一直被当作解读本书的关键是有道理的——看似只是印象式的概括,实则形象的语言中蕴涵了犀利深刻的洞见。对于主人公萧剑秋的处境,他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作为异质者的萧涧秋,便是这样一个夹在无知无觉、掩盖矛盾的上层既得利益者和倾身实干的革命者中间的“启蒙者”和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和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们有相当程度的类似:受过新式的教育,接触了现代思想,个人意识觉醒,理想中的民族国家的前景在眼前招摇,能用全新的、更加自觉而分明的眼光打量别人习焉而不察的世界。然而他们在被“唤醒”、用所谓“摆脱了蒙昧”的眼光环顾四周时,却发现身边是无所措手的沉沉黑暗——文中文嫂的儿子生了重病,整个芙蓉镇却找不到一个西医,成为这一处境的巧妙象征。同时,主人公萧涧秋目睹身边充溢着无量的悲哀、残忍、不公,如置身于荒野,找不到鲁迅所说的“路”,却不忍袖手旁观,于是尽一己所能,散发光热,笑骂由人,资助文嫂母子,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以及与自己相爱的陶岚的幸福(拒绝陶岚,与文嫂离婚)。这样的举动和精神,简直有了耶稣荷担人类罪恶的风范。(虽然在另一方面,这样的“牺牲”是自私的:萧涧秋通过对陶岚这一美好的诱惑的硬生生的拒绝,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升华,获得了因自我施虐带来的审美的满足。)

然而他终究不能做耶稣,鲁迅看得很准,“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不能如革命者——也即“弄潮儿”——一般作“韧的战斗”。他立身清高,虽然是行动上的矮子,却在思想上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对于人格品行低于己者,虽然愤怒至极,却毫无应对的办法,只在心里鄙夷不屑,表面却一言不发,将负面情绪畸形地扭曲为一种对自我的强烈厌弃和对环境的无望诅咒,这是一种毫无生产性和建设性的情绪和态度。过高的洞察和高尚的品德反而成为了最脆弱的软肋,完全暴露于外人面前。

鲁迅从萧涧秋的形象中“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并寄望读者们(我想更多是青年读者)“由读时所产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这样的陈述大概解释了这样一篇小说为他另眼相看的原因。早在《呐喊·自序》的“铁屋譬喻”里,鲁迅就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更在《头发的故事》,以及后来的文章言论中多次重复言说。他深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启蒙的危险之处:他向人们暴露出眼前的黑暗,描述了光明的样子,却不能指出通向那光明的路径。正如在就要窒息的铁屋里惊醒了可怜的数人;又如青年们在革命之前义愤地剃去了头发,徒然招惹毒嘲恶骂、检举告密,却没有半点护卫自身的武器。鲁迅因此陷于两难的自责与彷徨,觉得唤醒了青年,却无法“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因为这一“光明”是他本人也不知在何处的——只能将他们弃置在野兽横行的荒野里。于是面对着热血沸腾,却浑然不知世间鬼蜮利害的青年,觉得自己背负了无从摆脱的责任,罪孽的阴影始终覆在心头。他自知历史的进步是要以一代或几代人的牺牲为代价获得的,自己安于做一个“历史的中间物”,却不忍眼看别人经受同样甚至更加悲惨的命运,这是鲁迅和那些“泡着温泉”,放手让他人去流血的代价论者的不同之处。在绝望中,他因此喃喃自语,向钱玄同的天真作了某种妥协,悬起了“希望”的概念:“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同老舍模拟了一种情境进而雄辩地证明了祥子这“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堕落的必然性,柔石也在写作萧涧秋小小的搏斗与失败中发现了高尚而孱弱的一人或几人是没有力量抵挡那混沌的人群的恶意的——后者即使什么都不要做,几条流言就逼得他难以存身,而解决之途大概是马克思的观点:“一个人的解放要以一切人的解放为前提”——这不仅是外在的压迫所致,更是内在的需求:对于萧涧秋这样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世间还有一个文嫂这样的人在受苦受难,他那颗敏感博爱的心就不会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幸福。可以猜测,在将这种心灵的迷乱通过《二月》淋漓尽致地从头至尾演练了一遍后,柔石在思索中走向了组织化与集体主义的道路,随后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另一方面,“左联”五烈士的死,也在鲁迅的心中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不但使他旧有的预知得到了令人悲伤的印证,也必然地使他内心的罪感与绝望愈加深重(这恐怕是柔石所不乐见的),并且将一直徘徊于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夹缝中的鲁迅多少向左推了一把,使他缓慢而不无犹疑地接近了柔石的道路——无论如何,对鲁迅来说,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毕竟在芜杂的野地里踩出了一条道路,不是吗?

不过,柔石不曾想到的一点大概是,萧涧秋所目睹与经受的苦难,是否真的都可以归罪于某一些人,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种势力?是否不存在恶意煽动流言的钱正兴,流言就不会存在?是否一旦镇上有了高明的西医,文嫂的儿子,采莲的弟弟就不会病死?是否在革命后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便不会再有难以消弭的距离和误解,人们便不会互相倾轧与伤害?也即是说,人世无涯的苦难,是否全都可以归罪于社会的黑暗、某些奸佞与愚昧之人,或其他明确可见之物?是否革命与理性的光辉真能扫除一切名为“无常”或“命运”的“迷信”?不过他已经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了,一个更易分辨、形象具体的恶,已经迫在眉睫,并不由分说地、粗暴地夺去了他未来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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