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停止反思邪恶

剧旁
2015-01-19 看过
从伊格尔顿最畅销的著作《文学理论引论》就不难看出,他对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或文化理论已经谙熟到了可以随意摆弄的地步,后来也许是理论疲劳,也许是洞穿了理论的本质,他干脆横空炮制出“理论之后”来为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庄严地宣读悼词。也许,听着老先生絮絮叨叨讲了一堆,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来勾勒理论之后的学术地图,但是不难看出的是,他显然已经厌倦了飘忽不定的理论能指,抛开文化理论家们所热衷的“手淫政治”,转向更切乎实际的“中东政治”。

“邪恶”算得上是他在“理论之后”的思考中开掘出的新大陆,而这一点也许与他跟理查德·道金斯等新无神论者的争论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在9·11这样的被鲍德里亚称为“全球范围内的象征性事件”之后,“邪恶”这一古老的神学母题获得了新的生命,我们通常会在一种被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新闻关键词下对之进行思考。虽然伊格尔顿的书出版于多年之前,但是,环顾遍地狼烟的今时今日,从伊拉克的ISIS到新疆的暴力恐怖袭击再到查理周刊事件,我们的世界从未如此焦虑地思考着性质高度相似的“邪恶”。可大多数情况下,电视画面和新闻报道带来的恐惧,并未促进我们的反思,而是让我们本来就显得稀少的思考更趋于灭绝,因为在不明所以的恐惧助推之下,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被媒体冠上了“恐怖主义”之名的邪恶群体,都应当像患了病的阑尾一样切之而后快。伊格尔顿想要告诉我们的关键一点正在于,不要停止思考。

虽然出身剑桥,师从被尊为文化研究泰山北斗的雷蒙·威廉斯,但伊格尔顿似乎没有养成严谨呆板的风格,他的文风一直都是老顽童式的戏谑斗嘴,所以他的文章从来都像桑德尔的公开课那般有趣,如果说桑德尔信手拈来发人深省的例子都是思想史上的有名悖论,那么文学教授即便披上了文化批评家的袈裟,仍会抛不开文学的法杖,所以伊格尔顿讨论邪恶也是驾轻就熟地摘取文学史上的经典果实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养料。戈尔丁的《品彻·马丁》、《蝇王》,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以及《奥赛罗》都成了伊格尔顿说明什么是“邪恶”的筹码,当然,偶尔他还不忘谈谈《驱魔人》之类装满了恶魔的电影。

《论邪恶》中对文学、电影作品的分析的确丰富了《理论之后》对邪恶的论述,品彻·马丁或伊阿古之类的文学形象在伊格尔顿的笔下扮演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角色,他们的登场引出的是伊格尔顿对于邪恶本质问题的思考。什么样的人才是邪恶的?熟悉文学经典的人会说《奥赛罗》中那个出于几乎难以信服的理由害死了奥赛罗的伊阿古是邪恶的,熟悉科幻小说的人会说,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里,完全由人性阴暗面凝结而成的怪物海德肯定是邪恶的。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的读者,你即便不知道艾希曼是谁,但你绝对会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如果你碰巧是个中国人,那么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是邪恶的。我们非常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这样一个苍素可辨的论题,可伊格尔顿却提到一位英国新主教在1991年认为被撒旦支配的标志包括“不恰当的笑声、不可理解的知识、假笑、苏格兰血统、当煤矿工的亲戚、穿黑衣服和坐黑汽车的习惯性选择。”我们也许要暗自庆幸,还好这个不可理喻的人是个英国人。但是,如果伊格尔顿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的话,他的案例说不定就会变成肯德基里那个大呼“恶魔”并将女孩给打死的全能神教成员。

其实,我们也许并不太清楚邪恶的本质。伊格尔顿说,邪恶至少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一种存在感的匮乏;另一方面,正相反它体现了一种无意义之物的巨大存在。”对于前者,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有着极好的解释,他说:“这种邪恶是撒旦对神的拙劣模仿,是在毁灭行为中找到上帝在创世行动中得到过的那种极度快乐的释放。”伊格尔顿借来弗洛伊德的理论说,人类在死亡驱力的推动下制造了这种邪恶,它的目的在于摧毁存在本身,以及更进一步地摧毁意义本身,这种邪恶不为任何目的而存在,它像上帝一样是自为的。对于后者,伊格尔顿曾经在批判原教旨主义者时提到,这种邪恶将世界看得过于富足,太多不该存在于世界的人或物挤满了本已过度拥挤的地球,他们就像是“牡蛎中的沙砾”,这些无意义的存在被伊格尔顿称之为“非存在”,他们可以是狡诈的犹太人,也可以是同性恋,总之,他们本来就不该存在。无论是哪一种邪恶,隐藏的目的都是排除异己,最终,奥斯维辛成了邪恶最好的范本。

当宗教信仰者面临邪恶所带来的灾难时,更多地会去质疑上帝的存在,面对奥斯维辛时,会去思考上帝是否在考验我们的虔诚,最终在约伯的启示中,重新拾起对上帝的信心,无条件地爱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可置疑的。伊格尔顿对约伯的嘲讽显然在中国人更能得到认同,这个历史上缺乏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的国家,从老子时代起就流传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名言,从佛教兴盛起就流传着六道轮回的传说,仁慈宇宙一直都不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世界之中。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得怀着批判的眼光去思考邪恶,正是因为将大脑奉献给集体,才造就了艾希曼的平庸之恶。

那么,我们所生存的时代也会如此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伊格尔顿念念不忘他的仇敌——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因此,他驳斥了道金斯对历史进化的乐观想象,恐怖主义战争绝不会是时间老人的一个嗝,同时也不屑于伯恩斯坦将世贸大厦的倒塌看做我们时代一切邪恶缩影的论调,他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杀死的平民数量大概是这场悲剧中的几百倍。”如果我们要划定一个圆圈,把美国统摄范围之外的地方,一律划归撒旦的辖区,那么这就是对阿拉伯遭受西方世界凌辱的漫长历史的遗忘。在伊格尔顿看来,也许真正应该做的是去缓和冲突,不要把恐怖主义简单地定义为邪恶,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一切为时已晚,至少就他自己而言,似乎也只剩摊开双手看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伊格尔顿不是个哲学家,他给不了答案,甚至给不了思辨的理性分析,他只是喜欢在文学艺术的维度里打情骂俏。不过也许这种问题就像他的另一本著作《人生的意义》一样,根本就是无解,宽容会变成纵容,反抗会变成镇压。也许唯一能给出的答案不过是:不要停止反思邪恶,如此而已。

[英] 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本文原为媒体供稿,因各种原因未能发表,稍作修改后在此首次贴出,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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