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的材料解读

南郡筠生
2014-12-31 看过
王曾瑜先生为贾志扬此书作了序。序里漂亮话没多说,却谈到了“史学家容易犯的错误”这一话题,其文如下:

“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够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办了。田浩说,他很注意听我这番表白,但他认为,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味,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接着,王氏在文中举出日本人可能难以从“而公”联想到“你老子”的例子。

以上文字,读来有益,但若是做卷首弁言,总觉不甚恰当。读罢贾志扬此书,方知为何有此一节——书中史料解读的问题实在太多。

举几个有趣的例子。第49页,贾文引王珪《华阳集》,云:

“一次,仁宗鼓励宗室子弟学习虞永兴的书法,宗望研究了他们的字法,呈交了一份千字的奏章。”

关于“虞永兴”,贾氏诚实地在下加注曰:“虞永兴的身份,我还不能确定。”赵冬梅的译注不仅帮助他解答了译文,同时又牵出一个问题:“虞永兴即唐初名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世南初封永兴县子,后加至永兴县公。”又,“根据《华阳集》卷54《赵宗望墓志铭》,宗望所写为《千字文》一卷,而非关于字法的千字文奏章。《千字文》是练习书法的范本。”

又如第109页,赵子淔督造土木工程一段,贾氏以为,子淔的熟人们“因为这些工作太过俗气而瞧不起他”。赵冬梅不以为然,引《宋史》卷247《宗室四·赵子淔传》:“崇宁、大观间土木繁兴,子淔每董其役,识者鄙之。”在此处,“瞧不起赵子淔的人士有见识的人,原因是他跟着徽宗、蔡京大兴土木,大有助纣为虐的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误读,如将“支吾”一词,解释成“支付我的俸禄”;将“日未中,文就,徜徉笑谑若不经意者”一句,仓促间从对赵子昼才情横溢描述,转而解释为考生们应试时文章没写完就嘻嘻哈哈随意出入。这些讹误并不大,但也颇具规模,对于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来说,既是大失误,也是“硬”失误。

程章灿老师在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朱雀》一书所作的序里,提到了海外汉学所面临的某种危机。大抵如薛爱华这般,曾受赵元任等汉语专家亲炙,具备深厚语言功底的老一辈汉学家,在海外汉学界正渐次凋零。若是略带不恭敬的眼光,可以说,当今正当壮年的海外汉学学者,不仅中文水平不如前辈,中国文学和古代文化知识也多有逊色;另一厢,投身海外汉学浪潮的中国学者们,又大多是外语或外国文学出身。

这不免让我想到前不久某位旅美学者的来访:她自承是因为机缘巧合,迟至博士阶段才古典文学的研习,在此之前,她不过是一名专修英语的学生,对此道并无太多兴趣。所以,当拿到一篇六朝隋唐的赋文时,受困于文字、句法、用事,她感到有相当的困难。与此不同的是,历史研究要求高度“考实”,对材料解读的要求,较之文学文本理当更高。这不免让我这杞人,也忧心一下“胡天胡帝”。北齐邢子才说:“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赵冬梅老师作为译者,在诸位读者之前好好地享受了一番“思适”的乐趣,我们需要对此表达感谢。贾志扬教授已经在中文自序中提出了谢意,对错误有所自责,在此就不多说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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