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湖

南郡筠生
2014-12-31 看过
有关宗室的尴尬处境,让人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件发生在萧梁,侯景之乱时。建康台城陷落后,邵陵王萧纶奔入郢州,致书时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希望他与侄子萧誉放下矛盾,一同勤王。书中言辞恳切,陈以利害,晓以大义,萧绎确认为萧誉有罪当讨,暂不东向。纶得到回信,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

另一件,则见于《新唐书·武宗纪》。甘露之变后,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的主导下,原为太子的陈王李成美别置监国,继而被害,而于宗室所居的“十六宅”中,迎颍王入宫,立为皇太弟,隔日登基,是为唐武宗。尔后宣宗亦出自十六宅。《旧唐书·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目已睨于六宅”,这个动作捕捉得相当精彩。在皇帝这个“模范监狱罪囚”(陈寅恪语)外,同为受缚之人,宗室的角色尤为暧昧。

情节迫切,矛盾自然显现。宗室身上有着洗脱不掉的政治隐患,这一点不必多言。殷鉴不远,宋人对宗室始终以优厚豢养之,则两百年波澜未生。贾志扬如此评价宋代宗室的独特性: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皇帝后裔的赡养维持、控制和使用是如此成功,阴谋、争位和叛乱几乎从未发生。”

那么,如果简单的整理一下思路,不难发现,以“转向内在”的两宋之交为界,除去少许特例,此前与此后的宗室形象却有不同。简单说来,他们的主体面目从“竞争者”,变成了“寄生者”。历史性变故与勇于自省的制度,为他们改换了标签,以至两种观念有时竟错综起来:明末清初的历史关节,他们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屡屡被讥以无能,而在王夫之《读通鉴论》处却被强调作自私。明眼人一览即明,当他们谈论宗室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寄生者的被豢养身份让“主人”感到安全,但“生存的意义”——这一颇具形上哀感的话题,却令宋代宗室心感寂寥。如贾志扬所说:

“宗室最基本的公共职能是参与种种仪式,包括朝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在儒家国家以礼为维系君权与天理的基本要素的背景下,宗室的礼仪功能绝非无足轻重。但他们实际上的职能却近乎没有,这不免让人感到焦虑和绝望。”在北宋,宗室虽然幼时即被授官,但不能参与官吏之事,不能承担哪怕有一点点重要的实际责任。张方平的《赵士褒墓志铭》,即记载了一位宗室壮志未酬的遗憾。在北宋时期,对于这样怀才抱器却无处施展的痛惜,贾志扬理解为一种“人才浪费”,或许允当,但也可以说是某种安全措施。在贾看来,此时的宗室或许还不“成熟”。其实,在礼仪场合之外,宗室人才并非全无出路,他们的理想道路,乃是在文化艺术方面尽情施展才情。这样的消磨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难免会遭受这样的评价:“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所以如此,原因只在北宋初年的皇帝们,不能做到对宗室“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日知录》卷九引宋祁语)

个别宗室的实际表现,与严苛的制度做着间歇性对抗,这令历史学者和读者都感到欣慰。在贾志扬的书中,第三章“文学与拘禁”与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尤为精彩。在这两章中,分别为两宋的宗室回应了在“寄生”之外的生存意义,他们试图对制度有所超越,这样的案例如同粒粒碎金。北宋宗室由于受限严格,大多无所作为,在教育与应选方面,即便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缺乏所谓“生存的意义”,宗室们竟也鲜有见树,文学艺术只不过是温柔的禁锢。南宋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出现了赵汝愚这样的宗室英杰,着实为本书所述的沉重历史氛围中投入一丝清爽。制度对宗室政治索求的些许放宽,让赵姓子孙之间的身份认同化作政治热情。他们大多无法任职于朝堂,但就贾书所陈史料来看,这些在地方上的作为也是颇为可观的。在南宋即将覆灭的关口,宗室心中可贵的自我认同时常让人怅然不已。

对此,“制度是否矫枉过正”的话题似乎可以重新带入思考。宗室们在南宋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似乎很好地表现了“家国一体”、“保家卫国”之类可能具备特殊语境的成语,无论是服内近亲,还是服外远支。这样的一种情态,是否表示皇权应该对严苛的宗室政策多加反思,或是宗室已经被制度“驯服”,进而证明严苛宗室制度确为有效,这样的疑问似乎都很难回答。

因此,贾志扬就像许多欧美汉学家一样,用“以史代论”的方法避过了这一追问。在书中,贾氏从以下几个方面,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成系统的宗室群体:

一:管理机构——宗正
二:社会定位——区别
三:群体结构——五服
四:个体结构——婚姻
五:群体认同——丧葬
六:群体反馈

大抵以此六个方面,两宋宗室的特殊性被明确揭示出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点,宗室如何被定位、以及自我定位,这关系到前文所提到的有关宗室生存意义的问题,在两宋这一长时段的播迁中,宗室的这一要点,同其他组织结构特性互动,方才在南宋末年获得了比较令人欣慰的生存势态。如果略加发挥地进行阐说,在定位这一点上,宗室的遭遇诠释了discrimination一词的多重向度,在“区别对待”、“别加判定”的意涵上确立了自身的特有价值。这种需要“别样观察”的定位不仅为旁人拿来评弹这一特殊群体,同时,也被宗室们自觉铭刻于心,化为行为的轨范。由此动态地观察,这一群体所以特殊之处,则更加凸显。“名曰天枝,实为弃物”的批评,显然是过于武断的,缺乏“理解之同情”。

贾志扬对两宋宗室有“天上的湖”的比喻,很是贴切。根据赵冬梅的译文:“宗室不同于‘流俗’,令人联想到宗室就像是天上的湖。……朝廷……提供充足的津贴和特权,让他们得以维持‘天湖’的纯洁。”是否是因为误解了“流俗”的意思,进而偶发妙喻,在此不得而知。然而“天湖”的说法,已然将两宋的宗室的诸多特性一一勾勒出来,它的固守、壅滞、与世悬隔、区别对待、高贵而落寞……当围绕它的天上土地渐次崩溃、瓦解,湖水四散,化成涓流,自霄而壤,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那些零散的水脉,竟还清晰地记得他们曾经同属于一个伟大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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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 天潢贵胄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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