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讨厌广场舞?

阿罪兄
2014-12-17 看过
1

有段时间,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经常见诸媒体,而且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居民们驱逐广场舞大妈的手段也逐渐升级:扔水弹、泼粪、铺碎玻璃,一直到鸣枪、放藏獒……有广场舞大妈的辩解倒是道出冲突的本质:“我们是业主,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活动?”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在他研究噪音的著作《噪音书》里,引用了噪音信息交换所的创始人莱斯·布隆伯格的观察结果:每个有关噪音的争论背后,都是一个社区内部的分裂。

国外没有广场舞,但也有社区对立派间的冲突。《噪音书》里举过一个例子:纽约有个游艇俱乐部,会员们有一部分是退伍老兵,老兵们一大爱好就是傍晚在游艇上放放炮听听响,这下附近居民们不干了。

老外们比较讲究程序,居民把俱乐部会员们告上了法庭。老兵们辩解,作为退伍军人,发射大炮的仪式对他们来说有情感上的需求。法官表示理解,但当法官亲自来到码头,炮声退去,烟雾散开,法官说:“如果我是个母亲,孩子正在做作业,我不会喜欢这样的声音。”基泽尔在书里评价,成年人在游艇俱乐部点个大炮这类“制造噪音的行为披着爱国和无私的外衣时”,它是愚蠢的。

说大妈们跳个广场舞多么愚蠢,有些刻薄。但即便广场舞披着“健身锻炼”之类的外衣,有“缺乏场地”之类的客观原因,我不相信大妈们不知道音乐声会吵到邻居,就好像老兵不可能意识不到炮声对普通人肯定是恐怖的巨响一样。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危害,但你假装不知情。噪音总是伴随着这样的借口。

2

有些时候,噪音会披上更加“正义”的外衣。在“给孩子们的玩具”慈善活动的旗号下,丹佛的摩托车公司发起所谓的拉力比赛,以此募集玩具。纽约“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协会发起慈善演出,在纽约中央公园大唱摇滚堂会。两者都遭到扰民的抗议,面临政府的禁令,后者还成为史上涉及言论自由的知名案例。但摩托车赛和玩具募捐、摇滚和种族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甚至摇滚乐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重灾区。

《噪音书》里,基泽尔还提到了“恐怖机车”问题,也就是越野类汽车、摩托车等等。根据科学家十几年前的估算,光喷气式摩托艇对海岸上其他游客造成的财产损失就是每年9亿美元。这些车主不但喊冤,还结成了各种联盟、协会,有些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为自己辩解。他们认为,开着“恐怖机车”的公民,都是“普通的美国人”,花着自己的辛苦钱享受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而反对这些人的人都是所谓“精英”。

如果细心挖掘,这小小的争论又引出一连串的话题:这些“普通的美国人”驾驶的机车可是相当昂贵,42%的喷气式水上摩托艇的购买者年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一项关于密歇根州越野车主的调查显示,94%的车主是男性(其中1/4拥有两套房子)。这些车主拥有越野车生产商和木材加工厂等机构提供的经济、政治支持,两类企业都热衷于开拓并利用更多的土地……再细说下去,信息量就更大啦。

在争论中,随着政治术语被双方引入,这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娱乐方式的冲突而已。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噪音也披着“发展”的外衣在全球扩张。爱尔兰过去“到处都是自行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2008年都柏林市中心90%的居民在夜间忍受着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限定的45分贝的噪音。西班牙人过去有午休的风俗,这期间噪音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如今跨国公司和国内的改革者要求废除午休,让西班牙人按照“标准的”时间表工作。同时,西班牙马德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欧洲最吵的城市。

3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经过在全世界大量走访调研之后,他总结出噪音产生的两大根本原因:一是“否定肉身”,人们为了克服肉身的局限,通过技术发展不断超越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限制,制造出“恐怖机车”等制造大量噪音的东西;二是“蔑视弱者”,我们轻视那些看似弱小的人或事:“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口、“弱势”的性别、“劣等”的民族,“下等”的文化、环境中“没用”的部分、“不现实”的解决方法……

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政治,基泽尔认为噪音与政治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音量就是政治,真正权势的一方声音总是最大的。和平和安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社会财富的分配又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人们推动着技术不断革新进步,一部分人自我膨胀之后,他们的声音对别人来说也变得刺耳。

至少受广场舞大妈骚扰的邻居还都有表达态度的能力,往往最不容易引起关注的人群也最难逃避噪音的威胁。在《噪音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午夜被吵醒的罗马市民,18世纪伦敦街头被贵族流氓欺凌的穷人,盼着庄园里的狂欢以恶作剧结束的奴隶们等等。为什么80万非裔美国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贫民窟内?答案可能要涉及低劣的立法机关、带有偏见的司法系统、糟糕的学校、城市社区里泛滥的毒品,或者还要讨论下种族主义。

基泽尔认为,噪音是我们解决地球上其他重大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社会矛盾、文化冲突还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和噪音问题产生的根源如出一辙。而这种对“弱小”的忽视还正在全球蔓延。

基泽尔提出,每个由人制造的“不需要的声音”都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4

那么这个社会绝对安静,就是好的吗?

《噪音书》里,作者讲过关于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一个故事。卡莱尔在伦敦买下一栋“又便宜又好”的房子,但就在他着手写作不朽巨著《腓特烈大帝传》时,“钢琴演奏声、鹦鹉学舌声、狗叫声、附近公园燃放烟花的声音,还有经常来讨钱的街头音乐家的琴声”都在困扰着他。他下决心要为整栋房屋实施隔音改造,结果这项工程不但耗时耗力耗钱,施工中的噪音本身就逼得他搬到别处。等工程完工,他发现有些噪音被隔绝了,有些则更清晰了。本该安静的房间成为整栋楼里最吵的一间。

也许,执迷于安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占有它。

在整个工程中,住在地下室的女佣范尼被忽视了。楼上和街头的噪音包围着她,她还伺候着“那个年代最神经质最难讨好的两个人”,但谁在乎呢?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听范尼这类人的声音。她们没有能力搬家,雇不起律师,也不会用抽象的理论或者修辞手法来“思考”噪音问题。好在隔音改造工程中,范尼和一个工人成功的私奔了。

我们不可能完全占有安静,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噪音,走哪个极端都是不现实的。一个更安静的世界也应该是能听到各种各样声音的世界。很多时候,周围有些人活动的声音,让人感觉安全有保障。就好像在树林里露营,如果没有声音提示附近有人,会让人觉得害怕。

由此带来的启发是,我们好些时候热衷的“可持续发展”、“替代能源”是否是那些导致我们环境灾难的态度和方法的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真的考虑到女佣范尼这类人的需要了吗?我们需要“你不能”来保护私人空间的宁静,保留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你必须”超过一定限度,也会让人感觉不安。

5

从政治角度解析噪音问题,基泽尔并不是第一人。差不多在1977年,加拿大的莫瑞·谢弗出版了《声音风景:为世界调律》,法国的贾克·阿达利出版了《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前者的理论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在中国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后者在2000年出版过中文译本,印了曲曲5000册,除了在二手书市上卖得高价,在社会上根本谈不到影响力。两本书都是学术著作,影响力却远在学术领域之外,它们也可看作《噪音书》的师承。

《噪音书》书的原版标题是《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A Book about Noise》,大意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发出)我们不想要的声音”,用巧妙的文字游戏概括了书里人类的窘境。我们一度很为自己总是心有不甘、乐于挑战极限而自豪,如今我们的急速发展延伸出来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里指的当然不光是噪音问题。由于难以简单概括书中包罗万象的内容,《噪音书》是个非常勉强的译名,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绝对不是一本声音物理学著作。

噪音是个很抽象的话题,基泽尔却把噪音从史前历史一直讲到当今的全球化,靠翔实的资料生生写出厚厚一本书,满满全是干货。最根本的结论还是,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快乐的社会。越是这样的社会,噪音越少,其他的问题也就越少。要实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打开紧闭的阀门,让不同的意见流通。

欧美有个NIMBY运动,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运动,或者简称“避邻运动”。现在NIMBY分子已成为滑稽的存在。因为大家意识到,各种问题不在你家后院,就会跑到别人家后院,到最后谁都逃不过。就好像广场舞一般,不在自己小区跳,就会跑到别的小区跳。你是小区业主,我也是小区业主,到底该听谁的?怎么让互相不肯妥协的对立派在同一个小区里共存,可以成为解决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

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噪音:一种说“世界是我的”,另一种说“世界也是我的”。我们需要让前者的声音更小,让后者的声音更大。一个“也”字中,我们能听到整个世界。
6 有用
0 没用
噪音书 噪音书 7.2分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4条

添加回应

噪音书的更多书评

推荐噪音书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