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

狭长眼睛
2014-11-25 看过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8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三十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无奈,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见识太短,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点,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宁、苏联在19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对列宁构建的政党、政体的纪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时的苏联,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和亚洲以后,特别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运动进入之后,“反赤化运动”在中国在亚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幸发生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制度,一枝独秀,这也是中国急剧“北向”的一个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转向苏联已由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由此反观近代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应该看到这都是中国人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泽厚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实用理性”的评估。如果用这个观点回望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所作出的每一个重要选择,我们都能感到中国人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系统讨论近代中国政治选择当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这一点感想只是在拜读了叶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国运》之后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以供叶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评指教。
3 有用
1 没用
山河国运 山河国运 7.8分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山河国运的更多书评

推荐山河国运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