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山川
对时间的感觉与思考蔓延在沈从文的文字中，而我相信，任何对于自我生命状态有所觉察的人，其思考最终会落脚于时间的维度，因为，存在像寄居蟹一般占据着时间之壳。
缭绕于死亡、循环、永生的话语，都源自时间这一终极问题所引发的焦虑感。死亡是托尔斯泰或者福克纳的命题，幼年目睹死者的“浮肿的手”与“白袍”后，托尔斯泰无数次将时间尽头的想象投射到对他人死亡的书写上，《喧哗与骚动》则直接以昆丁的自杀宣布放弃“抵抗时间”；循环与轮回是博尔赫斯的命题，他以零度情感追踪着时间衍变的脉络，减弱情感色彩的时间显得剔透明亮，反射出存在的巨大黑洞——“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个无限的黑暗循环中归来；而昆德拉，响亮嘲笑着人类试图无限制延长时间的渴望，显然，永生抑或不朽不过是一场臆想的狂欢。
沈从文的时间哲学全然不同，在古老东方生死观的斑斓底色上，它不仅是智力与思辨的产物，更是“有情”的结果。似乎能够察觉，他的观念中夹缠着两种时间观，一种是对钟表时间的计算，一种则是对自然时间的归化。《湘行散记》中，相思的刻骨催逼使得沈从文对时间刻度的计算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而书信成为摄取和保存时间（记忆）的必要手段。在每一封给张兆和的信中，他都以极大的毅力记录着钟表时间的流逝：“你走了两天”、“十天之后就能到家”、“已经走了三个钟头，还可以走两个钟头”，甚至更细微处：“这时节还只七点三十分，说不定你们还刚吃饭”；“九点四十五分，我小船停泊在一个滩岨乱石间，大家从从容容吃了早饭。还吃鱼。”离别之苦使得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将时间视为一条可丈量的绳索，拼却命来拉回一段，绳那头的三姐也就近了一寸。
但同时，自然时间仿佛是不动的。时间的流动沉淀为空间的静止，仿佛一个人原本在时间的介质里拖着两条腿走路，然而介质越来越稠密，他走不动，停下来，成了一幅古画。舟行水上，“一切声音皆冷得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这里已无雪，山头皆为棕色，远山则为紫色。地方静得很，无一只船，无一个人，无一堆柴”。显然，与钟表时间相比，自然时间沉默而壮阔，不可丈量，不可计算，劫灰寸寸却亘古不变。最终，岁月化入了山河，时间凝固在千年一日的山色与河水中。这一时期，沈从文对钟表时间的体认与对自然时间的知觉并行不悖，它们具有某种同一性，都指向存在的安宁与温柔。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材料，沈从文观念中两种时间感觉的分野愈加明显。只不过，引发其对钟表时间关注的重心，从对妻子的相思转向了对身体衰弱以及人事变化无常的哀叹中。“一切永恒、一切常在”的，还是那山与那水。五一年随土改团去四川，看到山里“那些保存太古遗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的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两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时可以想见的”；更有这奇异一笔，说五千人敲锣打鼓地开会，但是声音却逐渐消失在“丘陵竹树间……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而与此同时，由钟表时间所记录下的是“历史”的状况：国家动荡变革、个人抱负不得舒展、老友纷纷伤逝、各种老年疾病不可避免地吞噬着健康的肉身。山河照影，晴川历历，一切未曾改变，反而更衬出人在钟表时间中的委顿。
接下来几年的局势更加严峻:个人的钟表时间不再可能。私人生活与日常话语被绑架后，人失去了从个人经验出发形成体认的机会，大写的“历史”旋即成为了钟表时间的载体。这“历史”的逻辑是进步主义的，“大踏步迈进”与“日日向前”的，其宏大的时间景观是对山河所具有的自然时间的戏仿与改造，以“计划”之名，它改造大自然，它筹措与规划着时间，为当下点染些欣欣向荣的粉扑。但是，这一壮丽的景观未曾给沈从文以安宁温柔，反而令他觉得“不知从何说起”甚至“感到一种奇异”。通向未来的路径一旦被精心规划，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像一颗海德格尔形容的果子，沈从文裹挟在历史时间里，感到无法敞开自身，只能萎顿。他说：“在悬崖上站着，只想哭。”
一哭，心里就温柔了，也就愈发沉迷于与世界的隔膜中，愈发将个体这小小的生命流注到自然时间中的寓所中。沈从文与当下世界的“隔膜”来自于他的“回心”。“回心”本是竹内好刻画鲁迅的一个词，但沈从文同样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与决断，回到了年轻时就确立的信念中，对鲁迅来说，是弃医从文，对沈从文来说，则是回归到自然时间的慰藉中。为什么“回心”?固然，当下的历史（钟表时间）对人折磨不已，但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从自身时间的断裂推测到了整个历史的断裂。在这本传记中，多次提及沈从文对目前的“历史传统模式”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无望意味着未来的时间性的断裂，这使他不得不返回内心。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回心”过程的表征就是以沉潜的文物研究的方式代替了向外发散的文学创作。
有了这种隔膜，他才得以将自己抽绎出历史的钟表时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下。动不动的，他开始自然而然地说起自我与周遭的隔膜，“总是隔着一层”、“头晕晕的”，这层隔膜，将他与闹哄哄的红尘隔开。五十年代末，沈从文观察上海的街道：“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在超然的隔膜中，沈从文找回了私人的时间经验，再一次的，这种私人时间经验的感觉与他对自然时间的理解契合了。他谈过这种自然时间的沉静温柔的气质的好处：“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使得一个人的生命更有光辉。”显然，凝固在山形水色中的自然时间，默默滋养着最坚韧的德行，而德行，本就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关乎个人的独一性。”历史的钟表时间是最不稳固的，风俗、准则、法规都可能一夜间就发生改变，一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走出去或者“回心”的尺度，完全在于如何对待自己，沈从文，将自己将付给了山川。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个人将脆弱的肉身交付山川，并非试图借助山川的崇高延续自己的存在时间，毋宁说，是想从那千年不变的时间光谱中，寻得一点温柔、一点坚韧、一点胆色。
缭绕于死亡、循环、永生的话语，都源自时间这一终极问题所引发的焦虑感。死亡是托尔斯泰或者福克纳的命题，幼年目睹死者的“浮肿的手”与“白袍”后，托尔斯泰无数次将时间尽头的想象投射到对他人死亡的书写上，《喧哗与骚动》则直接以昆丁的自杀宣布放弃“抵抗时间”；循环与轮回是博尔赫斯的命题，他以零度情感追踪着时间衍变的脉络，减弱情感色彩的时间显得剔透明亮，反射出存在的巨大黑洞——“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个无限的黑暗循环中归来；而昆德拉，响亮嘲笑着人类试图无限制延长时间的渴望，显然，永生抑或不朽不过是一场臆想的狂欢。
沈从文的时间哲学全然不同，在古老东方生死观的斑斓底色上，它不仅是智力与思辨的产物，更是“有情”的结果。似乎能够察觉，他的观念中夹缠着两种时间观，一种是对钟表时间的计算，一种则是对自然时间的归化。《湘行散记》中，相思的刻骨催逼使得沈从文对时间刻度的计算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而书信成为摄取和保存时间（记忆）的必要手段。在每一封给张兆和的信中，他都以极大的毅力记录着钟表时间的流逝：“你走了两天”、“十天之后就能到家”、“已经走了三个钟头，还可以走两个钟头”，甚至更细微处：“这时节还只七点三十分，说不定你们还刚吃饭”；“九点四十五分，我小船停泊在一个滩岨乱石间，大家从从容容吃了早饭。还吃鱼。”离别之苦使得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将时间视为一条可丈量的绳索，拼却命来拉回一段，绳那头的三姐也就近了一寸。
但同时，自然时间仿佛是不动的。时间的流动沉淀为空间的静止，仿佛一个人原本在时间的介质里拖着两条腿走路，然而介质越来越稠密，他走不动，停下来，成了一幅古画。舟行水上，“一切声音皆冷得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这里已无雪，山头皆为棕色，远山则为紫色。地方静得很，无一只船，无一个人，无一堆柴”。显然，与钟表时间相比，自然时间沉默而壮阔，不可丈量，不可计算，劫灰寸寸却亘古不变。最终，岁月化入了山河，时间凝固在千年一日的山色与河水中。这一时期，沈从文对钟表时间的体认与对自然时间的知觉并行不悖，它们具有某种同一性，都指向存在的安宁与温柔。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材料，沈从文观念中两种时间感觉的分野愈加明显。只不过，引发其对钟表时间关注的重心，从对妻子的相思转向了对身体衰弱以及人事变化无常的哀叹中。“一切永恒、一切常在”的，还是那山与那水。五一年随土改团去四川，看到山里“那些保存太古遗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的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两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时可以想见的”；更有这奇异一笔，说五千人敲锣打鼓地开会，但是声音却逐渐消失在“丘陵竹树间……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而与此同时，由钟表时间所记录下的是“历史”的状况：国家动荡变革、个人抱负不得舒展、老友纷纷伤逝、各种老年疾病不可避免地吞噬着健康的肉身。山河照影，晴川历历，一切未曾改变，反而更衬出人在钟表时间中的委顿。
接下来几年的局势更加严峻:个人的钟表时间不再可能。私人生活与日常话语被绑架后，人失去了从个人经验出发形成体认的机会，大写的“历史”旋即成为了钟表时间的载体。这“历史”的逻辑是进步主义的，“大踏步迈进”与“日日向前”的，其宏大的时间景观是对山河所具有的自然时间的戏仿与改造，以“计划”之名，它改造大自然，它筹措与规划着时间，为当下点染些欣欣向荣的粉扑。但是，这一壮丽的景观未曾给沈从文以安宁温柔，反而令他觉得“不知从何说起”甚至“感到一种奇异”。通向未来的路径一旦被精心规划，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像一颗海德格尔形容的果子，沈从文裹挟在历史时间里，感到无法敞开自身，只能萎顿。他说：“在悬崖上站着，只想哭。”
一哭，心里就温柔了，也就愈发沉迷于与世界的隔膜中，愈发将个体这小小的生命流注到自然时间中的寓所中。沈从文与当下世界的“隔膜”来自于他的“回心”。“回心”本是竹内好刻画鲁迅的一个词，但沈从文同样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与决断，回到了年轻时就确立的信念中，对鲁迅来说，是弃医从文，对沈从文来说，则是回归到自然时间的慰藉中。为什么“回心”?固然，当下的历史（钟表时间）对人折磨不已，但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从自身时间的断裂推测到了整个历史的断裂。在这本传记中，多次提及沈从文对目前的“历史传统模式”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无望意味着未来的时间性的断裂，这使他不得不返回内心。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回心”过程的表征就是以沉潜的文物研究的方式代替了向外发散的文学创作。
有了这种隔膜，他才得以将自己抽绎出历史的钟表时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下。动不动的，他开始自然而然地说起自我与周遭的隔膜，“总是隔着一层”、“头晕晕的”，这层隔膜，将他与闹哄哄的红尘隔开。五十年代末，沈从文观察上海的街道：“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在超然的隔膜中，沈从文找回了私人的时间经验，再一次的，这种私人时间经验的感觉与他对自然时间的理解契合了。他谈过这种自然时间的沉静温柔的气质的好处：“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使得一个人的生命更有光辉。”显然，凝固在山形水色中的自然时间，默默滋养着最坚韧的德行，而德行，本就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关乎个人的独一性。”历史的钟表时间是最不稳固的，风俗、准则、法规都可能一夜间就发生改变，一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走出去或者“回心”的尺度，完全在于如何对待自己，沈从文，将自己将付给了山川。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个人将脆弱的肉身交付山川，并非试图借助山川的崇高延续自己的存在时间，毋宁说，是想从那千年不变的时间光谱中，寻得一点温柔、一点坚韧、一点胆色。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