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晚清

本阿弥·光悦
2014-09-29 看过
         王德威先生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与《被压抑的现代性》两书中都收录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寻了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在反思“五四”话语模式的基础上回答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就其创造力和丰富性而言,不仅仅只是“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而堪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高潮,以此来力求打破以往人们对于晚清小说的僵化论述。

        对于晚清小说创造力和丰富性的挖掘和重新审视,王德威交给了我们一份漂亮的答卷,他向我们点明了晚清小说在写作,印行,流通,议论方面的方式之多和内容之深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数量丰富,商业化蓬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在立意上推陈出新,打破常规的实验冲动从而造成的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学局面。而在这两本书的其余部分,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和广泛的举例,从繁芜的晚清作品中抽取出一个个有趣而重要的片段,以此来充实自己的判断,这是任何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不会抹去的重要价值。

    回到本篇文章,“没有……何来……”的句式似乎暗示了文章在表达一种前后的继承关系,然而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本文作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样一个大的题旨的引题,其实是在说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即文学现代性并非发端与“五四”,而是在晚清就已经达到了高潮而随后在五四衰落,甚至是遭到了背叛。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1.什么使得晚清堪称现代性,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
    2.作为前者的晚清,它的这种现代性又为何被“五四”传统压抑?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全盘审视作者这一行为的结果和意义,本文第一节将对本文及全书所表达的观点做出梳理,而第二节将对其展开全面的批评和思考。

1.求新与多元:作为现代性的晚清
          探究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要对“现代”一词做出定义,王德威认为它追根究底是“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在别处又强调这一词的“古典定义”:求新求变,打破传承。以此为基础来审视晚清文学,在中西碰撞,社会渴望变革的环境压力下,晚清文学从多个方面开拓了自身,产生了诸如《新石头记》,《新中国未来记》等一大批求新求变的文学作品。

         从传统说部到现代文学,晚清文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做出了变革:首先是技巧上,由古典说部的“模拟”手法(说话人作为社会尺度的代言人借助历史的方法获得权威式表达)转为“似真”(抒发个人愿望的主体性声音)甚至是“谑仿”(夸张扭曲)的手法来达到众声喧哗;其次是价值观和文化上对固有正统思想的颠覆性,各种玩弄成规的谑仿与歧义,对于新的价值观的探索和思考。最后是语言上,白话和各种方言的运用也开始出现并成熟。
 
      在书中,王德威主要针对四类晚清文学来详细分析,就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丑怪谴责小说和科幻奇谭小说来对“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四个主题进行了探索,表现了晚清小说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反叛,肯定和解构。

       就狭邪小说而言,它实现了对古典情色小说“感伤与艳青”传统的突破,打破了浪漫的公式化理想描述(《海上花》),才子佳人的僵化模式(《品花宝鉴》),甚至是传统道德与性伦理规范(《男孟母教合三迁》),但又在对扭曲错位的规范进行反抗时凸显了规范本身的在场(《海上花》),对道德和欲望进行了双重讽刺(《孽海花》);在公案侠义小说中,对于权力的反抗和服从合二为一,执法者和违法者的和解造成了法律和正义概念的不确定性;在丑怪谴责小说里,叙事模式通过戏弄,反转,扭曲主题来表述故事,借助夸张变形来暴露现实的危机,它以一种笑与闹的姿态来颠覆精英话语与现存秩序,另一方面又消解了革命式的激进反抗;最后在科幻奇谭小说中,对于他者的一种乌托邦寄托激发了各种对未来的想象,激发了无数知识和发展的可能性设想。
 
      正是这些作品,王德威认为它们“是20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知识观念的温床”,如狭邪小说对于道德欲望的探索之于五四新女性,狭义公案小说之于革命,谴责小说之于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消解,科幻奇谭对于乌托邦未来的想象,然而它们却被后人斥为“琐屑,颓废,反动”以至于被压抑。作者在分析“被压抑的现代性”时举出了三点:1.传统内部不息的创造力被作为旧的传统抛弃,被西洋的旧观念取而代之;2.五四的时代风气形成了意识形态审查机制造成了作者的自我压抑;3.晚清的许多文学实验被作者、读者、批评家、历史学这否决,替换,削弱或者嘲笑。
 
       按照“五四”的视角看晚清,它们已经“现代”了,却仍不够“现代”,仍然和传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说仍然不肯接受新的“五四传统”的编制。在这里,“现代”成了一个独立于时间和历史的抽象概念,晚清的现代性只能被当做“传统”而丢弃,西方的现代传统(过去时的)却被当做追寻现代性的灯塔,这无疑抹杀了晚清文学孕育的多元创新的现代价值而陷入概念的僵化模仿。

    综上所述,王德威基于“求新求变”和“多元可能性”两点来试图恢复被五四压抑的晚清文学现代性,以此作为对“五四”后革命左翼文学的拒斥,他试图让我们发现,那直接诞生于晚清现代性的“五四”传统是如何背弃并压抑自己的母亲,走上了一条似乎是宿命的正统叙事之路。


2. 从晚清到五四: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题目首先暗示了两种继承关系,一种是时间上的前后相连,二是本身的遗产继承,而根据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历史本事就具有着延续性,只要不发生小行星撞地球一样的末日灾难,历史的发展就始终有着它前后的逻辑且很少具有过于突兀的断裂。受马克思史学遗毒影响,现代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人往往怀着巨大的偏见谈论着所谓的“封建社会”,把封建的结束视为现代的开端,如五四之于晚清,启蒙时代之于中世纪。任何具有基本历史学素养的人也有应该清楚,被人瞻仰的五四大师大多有着旧学的深厚背景,晚清也早已开始了近代的一些雏形探索,而“黑暗的”中世纪则为科学和现代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母乳。因此,在今日仍然保持所谓的“五四”划分本身就是一种僵化和偏见。然而,“现代划分”的僵化并不就意味着就不可以存在一个“现代”或“现代性”的定义和描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确全面而正式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并确立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雏形,五四也在激烈的思想冲突后确立了自己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走向。那么,现代究竟在哪里?

    首先我们应该考量一下“五四”这个概念。王德威所谓的“五四”究竟在指什么?考察全文,它似乎意味着晚清多元思想的开始衰退,新的意识形态开始无形地压抑晚清那种半旧半新的文学形式,即使并没有一种强大到可以几乎彻底压抑文坛的权力,这种对现代精神的灭绝也即将来临。如此看来,“五四”并非确切的为文学的分割划下了一个时间节点,而是标画出了一个历史节点,它在程度上并不明显,但充满了历史意义,历史路径由此开始清晰的偏离理想的轨迹,进入到革命和民族主义的激进观念伴和正统文学观的快车道。

    王德威继承了夏志清对于“五四”传统“感时忧国”的批判,同样强调了其对于“想象力”或“文学可能性”的限制,他所持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令他反感与“五四”传统对于晚清自我生发的传统的压抑以及对后来近乎独裁的革命之路的开辟。晚清和“五四”在王德威眼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多元的价值观念走向了一元化。 与其说革命、左翼、进步、正统这些词,用一个最本质的词语来定义这种发展轨迹应该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强迫内部一体化从而形成共同体,但更灾难的在于,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完全是纯粹的历史发明,中国按其本质是一种类似于欧洲的政治联盟,有着多种语言,文化观念共存,而这些多元的文化即将开始它们的“被大一统”之旅。

    什么是现代?它与其说一个时间划分概念,不如说是人为的约定和发明,体现了我们对于自身基本境况的认识,哈贝马斯称之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并非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谓的英国革命和启蒙运动,而是诞生于罗马共和国之为跨民族国家之时,因为在这个时候,“文化多元”的现象作为“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出现了。在前现代社会,国家即一个道德文化同质化的文化共同体,政治被视为承载一切人类事物的领域,社会先于个人,遵照美德(善观念)生活是人生的全部内容。而当政治事务跨出一个同质化共同体转为跨文化与族群的社会事务,文化多元就成了问题,在一个异质化的群体中,多元的价值取代了唯一的善观念,于是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对于个人权利的关注,即正当性优先于善观念,也就是价值中立原则,这就是一种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的现代性政治共识。
因此,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施特劳斯笔下智慧的哲学精英给出万事万物价值排序的古典德性世界,而是一个自由多元的异质世界,而它总被保守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等学者怀疑为混乱无序和缺乏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文学确实散发着这种现代性的自由多元色彩,从而被传统主义者视为缺乏德性,被五四进步人士视为混乱无序且品质低下,但在王德威看来—虽然他并不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种多元的价值是极其珍贵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作品的质量好坏,而是这种自发多元的自身合法性和内蕴的可能性,而多元本身就保证了善的可能性。(但要注意的是:多元价值并不必然是价值中立的结果(即使今日吾国也未有这种成熟的观念),也可能只是权力暂时的缺席造成的自由假象)

       如果晚清文学确实散发着现代性的光芒,那么被王德威嫌弃的“五四”传统是什么呢?他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只是简单的重申了自己对现代性重新梳理的立场从而认为其只是“现代性追求的收煞” 而非“开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夏志清-王德威的立场上回望历史,我们发现了一条近乎宿命的螺旋轨迹:华夏文明经由中央集权式的儒家古典社会走向崩溃,在其传统道德与秩序衰朽的晚清之际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就是多元与解放的潮流,然后一个转弯,利维坦的庞大身躯再次吞噬一切,陷入到了“感时忧国”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去。传统的以文载道的古典说部变为写实主义的以文载道,正统和秩序再次确立,异端再次被自觉和不自觉的压抑和排挤,儒家的正统叙事转为民族国家的启蒙革命叙事,那稍纵即逝的自由时光再次成为乱世中的历史。重新审视王德威给出的定义可以发现,现代性对于他来说只是历史长河中时机成熟表现出来但又转瞬即逝的一种精神气质,而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共享的社会价值,它没有一个社会的现代性来支撑,而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气质或者说精英诠释,但对于一个处于危机即将崩溃的社会,这种精神气质又如何长久呢?而无生命力也就谈不上什么“可能性”,从而无法开启未来。上文提到的现代主义坚守的“价值多元”在晚清并未化为社会价值共识而根植于国土,也没有一个现代性标志的“宏大叙事”,反而是模仿西方现代性的“五四”传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实践最终改变了社会的走向,前者只是脆弱的花朵,后者才是扎根的大树(仅此,后来学者仍多有批评其理论之未深入社会生活,而只留下了民族主义)。
           
         这种熟悉的话语不禁让我们在“古今之争”的探讨后陷入了另一个争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学者多有探讨,总而言之,是启蒙哺育了现代性,它以理性主义、科学观念、自由主义和世俗化为特点被康德等人阐释。新文化运动也是打着启蒙的旗号来痛斥传统,宣扬民主科学,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建构。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一书中,文学被王德威视为一种对于未来可能性进行想象和叙述的方法,而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而方法就是通过媒体、印刷术、方言、地图、人口调查等手段来进行,小说(以及统一的白话文,国语运动)作为一种“想像中国的方法”,为后来的民族主义革命提供了充分的动能。如此看来,“五四”传统表现出来的的的确确是一种中国式的不成熟的现代性建构,相比之下晚清就成了一场“混乱的实验阶段”。

       既然“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气质,那么“价值多元”似乎并不一定是现代性的光辉,也可能是后现代精神的自我狂欢,在晚清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一切都面临着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更多的是秩序失去后的自由放肆,价值虚无,对现状的嘲讽戏谑和颠覆,对乌托邦的追求和想象,以及一种自我解构的精神状况,而非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充满信心和理性自负的建构与价值正统重构。

         在后现代看来,现代性成了另一种替代宗教的“暴君”,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理性对“非理性的他者”的压抑,是一种专制的元叙事,对差异粗暴的根除。基于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例如福柯提出的权力通过知识和道德话语对人的规训,以及理性对“疯癫”的压迫。利奥塔从元叙事危机入手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来强调叙事话语的多元和平等,追求一种区别于现代性的整体性、统一性的差异性与多元性,法兰克福学派甚至认为启蒙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极权主义观念,理性主义必将陷入一种革命与独裁者交相更替的僵化政治。比起理性主义,后现代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自我消解而非建构,打破权力而非运用,破碎异质而非统一整体的气质,如此看来,晚清则洋溢着后现代精神,而五四精神则朝气蓬勃地怀有理性乐观主义精神向现代进发,而后迅速地被民族主义绑架,压抑“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恰恰是一种“现代性的遗产”(即民族主义,理性和进步观念)。

   纵观王德威全书,他对于巴赫金以及福柯理论的运用充斥在每一篇文章,“谑仿”、“扭曲”、“颠覆”、对时间空间、性别、道德、规则、权力的边界模糊化,对立项的消解,尤其是对巴赫金的“多声复义”、“众声喧哗”、“嘉年华”等概念的运用,表达了一种对“五四”现代性专断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巴赫金理论中蕴含的对于等级的颠覆和权威的打破从而体现出的对于多元的异质的价值的肯定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征兆,可以说,后现代精神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笑”的精神:笑声可以瓦解权威和秩序,也同时消解着严肃的事业,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后现代的“胜利乃是通过放弃神圣性或弄空自己而取得的”。

    这种既“现代性”又“后现代性”的状况是为什么呢?我想王德威的意思大概是:晚清作为文学“现代性(自由多元的气质)”的高潮,更大程度地体现着“现代性”,而“五四”传统虽然是现代性的,但自我堕落和受污染了,从而丧失了捍卫多元价值的“现代性”。在文中我们必须区分一个基于我们生存境况(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性”观念和一个文学中散发出来的“现代性”气质,如此看来,王德威眼中的晚清就像是一个老顽童,你可以说他散发着年轻人的气质令你欢喜,但不能强说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小说是作者想象中国的一种方法,而文学史则成了王德威想象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3.后记
        虽然普遍意义上学者都要声明自己研究立场的客观和中立,然而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没有人能做到纯粹的中立和客观,立场在保守主义看来不仅是一种古老而质朴的智慧,也是一种对道路和视野的自我定位,作为保守主义立场的王德威嗅到了“五四”传统散发出的令人厌恶的进步傲慢且不宽容的气息,从而在理论上对晚清与五四划出了新界限。诚然,这种界限和旧界限在历史实证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是一种义理上的划分,表达了今人看待历史的方法和角度。王德威追寻的“现代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人为建构,而是一种由传统自发地演化而来的现代文化,他想要的是真正的自己的“现代”,而非模仿的理性建构的“现代”,但问题在于,晚清不是他真正理想的,而只是在对“五四”传统的失意中一种暂时的寄托,一种保守主义的对于历史的乡愁(“如果历史没有被……就好了”)。
 
       中国在现代性的道路上步入癫狂,丧失了自己多元的可能性最终失去了自由,甚至反过来压抑文学现代性。这条路与其说是现代性的追寻,似乎更像是中国利维坦式原子散沙社会的一次恐怖进化,对于民族大一统的追求挟带着极权的宿命诅咒终于绽放出了恶之花,事实证明,它没有顺利的进入西方式的现代社会(民族政治与市场经济),而是成了一个远比古典集权社会更恐怖的存在,距离真正的启蒙精神还分外遥远。我们将之归于国民性也好,地理-历史演化的宿命怪圈也好,它总是令保守主义者甚至是现代主义者都忍不住叹息的。
晚清文学究竟是一种现代性的多元价值展示,还是一种后现代式的解放与狂欢,我仍未能得到答案,王德威不自觉的运用了后现代作为武器来分析它,中国文化也素来有后现代精神的传统,如佛教的禅宗化,儒学向理学心学的演变,它们伴随着商业经济和大众平等精神的崛起而越发强大,而基督教式的宗教永远处于缺席的状态。假使晚清文学现代性不断地发展,本人虽然并不持决然的悲观态度认为其注定陷于自我消解的狂欢而无甚大的建树,然也并不乐观地认为它能结出世界文明之花,况且,历史学上来看,晚清基本上注定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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