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眉边上的边上

夸克
2014-09-26 看过
读钱老先生的文章不敢用评价这两个字,毕竟依然太年轻浅薄,不能说真正懂了大师想表达的。我想钱钟书先生并不愿被成为“大师”,又或许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师”,可能在他眼里,真正的大师站在卢梭、歌德的位置。可我姑且先用大师二字形容他,一是表达对钱先生的崇拜,二亦是对当今中国再无大师的遗憾。

《写在人生边上》序言便让我反复咀嚼。先生明确的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和他写作这本集的目的。他说若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他便属于那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示,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又能和耐心做那些事呢?”短短几行字,先是表示他的作品只是消遣时的议论、生活中的感慨,而如果观点前后矛盾、语言稍有激进也不以为然。这是一种极为淡定出世的态度,此话一出,即便有人对他的文章有反对意见,也不好意思再提了,毕竟即使提了先生可能也只是笑笑不予理睬。如此看来,钱先生像是性情冷傲,有点文人的“酸病”。可反过来看,我便觉得自己更显俗气,总像多数书评人一样,每每阅读完总想评论一下、评价一下。先生在之后《人生边上的边上》的《论俗气》中提到他对俗气的理解:“(一)他认为这桩东西组织中某成分的量超过他心目中以为适当的量。(二)他认为这桩东西能感动的人数超过她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听上去这两句话是非绕口,其实无非是说,一个东西俗,要么是表达太过火,比如涂着厚厚的脂粉卖弄满手钻戒的女人;要么是崇拜大多数,或者说多数人赞同的事物。钱先生的“不教育”、“不争论”的态度便是不过也不多,也许我们就可以将这概括为“不俗”吧。

这部薄薄的《写在人生边上》收录了整十篇文章,其中最吸引我的议论便是《论快乐》。这样俗气的名字钱先生却写出一句句令我胸闷的文字。他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文字极尽朴素,却偏偏这样得人心,甚至不用多做解释、不用展开议论,大家便都懂得。我们总在追求快乐,可若每天都是快乐的,那我们便不知道“快乐”为何物了,只有痛苦作对比才能体会到快乐的含义,而越痛苦才越容易快乐。我们总想摆脱痛苦,可这时快乐往往不想和我们交朋友。于是我们便又陷入痛苦中轮回“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看到这里我想,钱先生应该去做一名哲学家,将这些道理讲得如此直白,甚至有些露骨,让人生的希望不再那样性感。也许是想安慰我们这些玻璃心的读者,他又补充道“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这样的安慰却让我更加胸闷。我们宁愿慢死以追求快活,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快活过,才这样抱着一丝希望支撑自己的生命。可是命运总与我们玩笑,于是那样多的老人归去前都留有长长的遗憾。幸好他在文末又用几笔解释了他的狠毒,他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读钱老先生的议论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机敏、一开口便是语惊四座,灼灼其华。他的字里行间并没有我们应试写作中的所谓“标志词”来强调文章的结构和逻辑,也没有很明确的论点的那么一句话。可他行文极为流畅,把逻辑融在词汇里,把学士藏在满篇的引用里,让你自己提一掉书袋去体悟。而最令我认为有趣的是,先生一篇文章反反复复就着题目把各方观点全议论了,甚至有时用到诡辩术让我们觉得是“歪理”,却又挑不出错来。再拿“论俗气”举例吧,先生议论事物太过或太多便是俗,于是我们自然要脱俗求雅,这时候他又说这是装腔作势,且引用了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人但只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来补充。我变笑,也许在先生眼里,俗人怎样都是俗,即便追求风雅,也是“雅得这样俗”罢。

杨绛先生为《钱钟书集》写了代序。每每是从季康夫人嘴里,我们才能了解更可爱的钱先生。杨先生说,钱先生“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测人大是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这两个特点正和当今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拒绝浮夸,拒绝炒作,拒绝是非。他认为做学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启功先生曾说:“我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老师,其次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人员,书法绘画作诗填词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业余爱好,是你做这个工作本应该会的,值得一说吗?”我想这才是学问家,或者说文人该有的气节与风度。真正的学识是不需要卖弄的,是禁得住推敲的,并不是上几个电视节目说几句“金玉良言”、“心灵鸡汤”就该被崇拜的。说起学识,我倒想起黄永玉先生写过的和钱先生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八十年代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黄先生用了一个月时间画了一副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国画作为礼物。结果在写“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的时候问题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全都没有!黄先生只好挂电话给钱先生,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 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马上解决了黄先生的问题。如此学问简直是行走的图书馆、从前的百度google!

黄永玉先生在《北向之痛 - - 悼念钱钟书》说过,“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而现在世界和平、经济平稳了,真正的学问又去哪儿了呢?我们都在怪制度,怪时代,怪环境,却都忘了怪自己。据说钱先生是当年全清华借书最多的人,他那些拽文的书袋可不是百度而来的。黄永玉先生在书里写过,当年他都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钱先生说他虽不可能这么野性的生活,倒能开一张关于打猎的书目,结果他顺手在全聚德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他们是这样崇拜书籍,而我们现代人呢,却对老是捧着书读的人嗤之以鼻:微博百度上几秒钟就知道的事情你这个傻字怎么花这么久,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于是这浮躁的快节奏社会满街尽是连股票名字都记不住的“经济学家”们、总爱“教化众生”点醒百姓的“社会公知”们,还有满口不找边际空话连篇的“文人”们。杨绛先生在代序中写:“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这样的智慧谦虚和努力,才是最值得人尊敬学习的,这样的淡然才是这个社会应该珍惜的。钱先生的成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写出来的,是真本事。我们的未来也要一步一步夯实下去,有真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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