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悔史学”的氛围中重读革命寓言

小J快跑
2014-09-24 看过
有很长一阵,我很不适应汪晖老师的文风,像许多左派学者的著述一样,太过曲折奥晦。理论穿上了文学语言的外衣,理论本身也就露出了它和虚构不相伯仲的叙事本质。对思想史的研究也让人觉得早已脱离文学。不过在经过了多年的理论武库的筹备工作后,如今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作品的阐释上了。之前的《声之善恶》和最近的这本《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以及看来即将要推出的《故事新编》解读,都是他对鲁迅的重新阐释,都以公开演讲和课堂教学为底本,文风简明,篇幅适中。说到底,是他自己对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命题已经思考的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论说起来自然思路清晰,举重若轻,非常好读。
汪晖重新发掘《阿Q正传》,指出争论了一个世纪的“国民性”问题是具有“两重性”的:“国民性不是单面的,将自身作为审判对象也意味着自身已经具备了审判者的潜能。”换言之,“国民性”不仅是被表达的对象,而且也是表达对象的动力和方法。日本学者在翻译这篇小说时,注意到了序言里一句“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歧义性,汪晖由此得到启发,由此对“鬼”做出追踪:正统的书写“历史”是一套对秩序的维护的权力机制,人被分成不同等级,获得叙述,成为“有”,或者被排除在外,成为“无”。【有意思的是,“历史”成为一种“虚假的”记录,甘地也有类似论述:历史只记录暴行,不记录真理。】
阿Q就是这样一个无名的“鬼”。 阿Q是没有自我的,他的历史是秩序的历史,精神胜利法就是这样一套维护秩序,帮助他在悲哀的情境中编造一套叙事以便感觉良好的机制。但它也有失效的瞬间,只有那些偶然的“非历史的”瞬间才是他自己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瞬间中,阿Q的生存本能跃跃欲试,产生了走向革命的潜能,但马上就被压制和规训。【沿着汪老师的思路,我们进而能够感受到阿Q的名目和最后的画押的强烈意义:阿Q无法在象形文字的历史中将自己记录在册,只能在拼音文字中被叙事者记录下,他自己则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
因此,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这些契机提示了“轮回”和“重复”的区别:后者虽然也重复,但又有对具体情境的回应,具有不可重复性。这些契机又是如何被压制的?“正传”这个词不但表达了那些被排除在正史图谱之外的谱系,而且“正”这个字也反讽地将正史的谱系给颠覆了。为阿Q写正传是一个将被压抑的“无”召唤为“有”的革命行动。革命的政治因此必须在“无”中诞生。这种行动本身体现了国民性的二重性,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并在“鬼”中得到统一。
鲁迅没有回答革命的开端问题,而是讨论为什么会变成“循环”。“鲁迅不但用革命审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审判了革命。”不过,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汪晖认为,在阿q生命中的这些瞬间与“呐喊”之间依然有一个距离,他称之为“生命主义的政治化”。其实也就是他一直关心的中国革命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革命,是一场道德上的革命,是一个所有人都要直面的新开端。在他对阿伦特的引用中,透露出汪老师的用以:用极曲折的方式,极文学的修辞风格,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给予了不可动摇的肯定,回应了现在泛滥的所谓革命的“后悔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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