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似云
2014-09-18 看过
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汪曾祺的传记,但全书又不局限于汪曾祺一个人。它以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为核心,把外延扩展到那些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影响的人身上。作者孙郁在后记中说:“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在那个文化和制度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一群人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不多,但有一种文化却被保留了下来,及至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写出了诸多备受赞誉的名篇佳作,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这份文化脉络的影子。
  
  说起汪曾祺的生平与创作,最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就是沈从文。当年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除了考试用书外,所带两本书中,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自报家门》中说:“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一名“特别”的教师,他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著作,上课的风格也不是学问家那一套。但对汪曾祺来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那么多知名教授,沈从文却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有帮助的一位老师。多年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汪曾祺已成为知名作家时,他先后写下《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转业之谜》《梦见沈从文先生》《与友人谈沈从文》,向世人介绍沈从文这样一名沉默了几十年的作家,回忆当年受教的点点滴滴,分析沈从文的文字与生平,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倾慕与怀念,也为自己的老师争取文学史上的价值。
  
   在孙郁看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或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不是生硬地解释这个世界”。 在残酷的时代保持着文字温润的美,是他们恪守的信条。沈从文写乡野间的风景礼俗,把自然与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呈现出来。汪曾祺后来的作品延续了这些,两人在思想路径上有着深切的联系,无论是文风还是境界,都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另外,他们灵感的源头创作的源泉,很多都来自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都因他们笔下的故事而被世人熟知。
  
   废名也是一名对汪曾祺有极深影响的一名作家。汪曾祺在《谈风格》中谈到废名:“他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相当多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流到地面上来。”他评价废名的作品:“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流溪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他的文章也常常很难分得清楚是“散文”还是“小说”,大段的风景描写,对民俗的娓娓道来,都让汪曾祺的小说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小说一般也不刻意去讲故事,结构大多比较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向读者详细描绘了好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美好又微小的事物和情境,这种手法总是让整篇小说显得格外自由,格外丰盛。
  
   那个时代的作家,在经历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后,几乎都经历了写作上的“断裂”。沈从文投身文物研究,废名则在晚年完全变了一个人,思想趋于红色,心甘情愿放弃了过去的自己。和他们相比,汪曾祺是幸运的,尽管被打成右派,又被赶到河北张家口乡下去改造,之后又在“三突出”的要求下进行红色样板戏的创作,然而,晚年的他,仍然接续上了由废名沈从文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作品。在《受戒》中,在《大淖记事》中,在那些20世纪80年代才写成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依然是沈从文笔下那些宁静、美好又略带伤感的乡土世界,你几乎看不到几十年时光已悄然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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