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黄永年的脾气(张旭东)

焚香听琴
2014-09-09 看过
  近年来,题为年谱长编或编年事辑者渐多,名为年谱者略少,以上两种不过年谱之变体,其间关系请略作疏分。

  年谱长编之名当仿自通鉴长编,但年谱与年谱长编、通鉴与通鉴长编,其间关系颇有异同。长编为通鉴之草稿,匆遽之间,力不能剪裁,心吝于删减,故以草稿存,不定之意。故先有长编,再有通鉴。而年谱长编乃因已有年谱,新材料陆续发见,在旧年谱基础上编年而入,比排而成,篇幅往往溢出原年谱数倍,不仅年谱,几成日谱,故称长编。(亦有前无年谱,一“出生”即是长编者,以其资料繁复,不似年谱,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者,则与通鉴长编同。)

  编年事辑则正相反。乃原无年谱,又觉收罗疏略,仅大事具,而小事缺,或竟大事亦缺,不足称年谱,故称编年事辑。以待异日再集,先成轮廓耳。故若以繁简论,由简至繁,其次序当为编年事辑、年谱、年谱长编。虽由资料该备讲是此顺序,然曰长编胜于年谱,年谱又胜于编年事辑,则未必然。

  西洋传记有极佳者,我国廿四史虽皆纪传体,然自《史记》灵光一闪以后,尊亲贤三讳使作者畏首畏尾,便少佳作。且就《史记》言,亦各篇之间相互勾连,在某人一传之内,决不能尽述其人,尽知其事。能与西洋传记相媲美者,大约为年谱。年谱之佳者,述一人之品德事功与学术,家世交游与行踪,又能在其间表时代之变动与世风之升降。其在史学,并非在文学。其体能提供画面叙述其人一生遭际,又不必费词分析议论其功过得失,较之西洋传记,无声胜于有声,精炼敌过繁冗。

  以此标准,则知不能徒以名称定优劣。蒋秉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虽短,刻画生平不尽详,描摹风范却最著,踵其后者竟不能超越。究其因,著者充斥感情,又反映时代,浩然之气每入笔端,吁天之叹常在肺腑。虽在史学,又似文学。近年佳作,长编中如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体例最严,材料最多,一丝不苟,然作佳传读,恐一气不能读完。年谱中如张晖《龙榆生年谱》,正文勾画传主大概,若某日某人致函传主,则在注脚将此函录出,谱文清清浅浅画出肖像,小注繁繁密密提供资料,难怪少年便惊长者。二书虽体例不尽相同,然皆能令读者掩卷而思,其人如在目前。

  概言之,事辑、年谱、长编三者虽有不同,大抵应抵传记读。若要抵传记读,取材与剪裁最难,文笔亦要求凝重简练,勿复而重,重而复,絮絮叨叨,旁生枝蔓。文笔之中,首要者是用文言或浅近文言,未闻用白话作年谱者。谱文太白,终落小样。此体有其长处,故盛而不衰;亦有其要求,故得体不易。若不得其体,则为破体。如穿错衣,戴错帽,周身不适,左右别扭。

  近刊曹旅宁先生《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不能得体,编纂亦乱,或材料不注出处(陆扬一段),或前言不搭后语(16页,13行),或名字倒错(113页),或一个书名两套书名号(52页末),或诗词格式不合(19页),或不识集句诗以为自作(35页),体例不精,用语太白。同时新刊沈建中先生《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篇幅甚大,都一百二十五万言。究其源,“事录”不过“事辑”之变体,不能谓新创一体。虽然有人喜其资料丰富,但不事剪裁,读之茫然无从,只能看作年谱之草稿。二书皆不能称精心之作。不意提前刊出,鸳鸯未绣出,先请旁人看,乐亦在其中矣。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颇好读,非因编撰甚佳,实因传主有趣。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口无遮拦,于来新夏、胡厚宣、郭沫若、王永兴、谢国桢、范祥雍诸名人,皆有不足之语,讥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事辑》作者亦有春秋笔法,如“一九八四年四月”条:“史念海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具体编纂研讨会。总主编白寿彝亲来主持,分卷主编史念海与陈光崇及部分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先生因故未参加编写工作。”在页下作注云:“周勋初说:‘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全二十二册的《中国通史》。这部分大概是目前篇幅分量最大的中国历史著作。因编纂人员太多,又分散编写,体例较难统一,水平参差不齐。主编白寿彝也是顾颉刚的学生。因系回族,少数民族学者不多,身份较突出。与国内同行专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145页)读后令人莞尔,黄永年先生“未参加编写”之原因不言而言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请黄先生点校《类编长安志》,又请徐苹芳先生审读,徐致函中华书局,谓“《点校后记》上次已给作者提了意见,除漏用平冈武夫的资料这一点他接受外,其他各点,概不接受”。徐说“我没什么意见”,明显很有意见,讲了“此致敬礼”之后,又写道:“说桑原骘藏和那波利贞时,给戴上了‘他们的东洋史专家’的帽子,太刻薄了点。”又嘱“前言”说明来历即可,要短(133-134页)。桑原被“最憎恨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恶名,批又何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黄永年致函中华书局云:“年近来精力渐衰,疏略之处(包括几处点了破句之处)多承纠正,免得贻误读者,实功德无量。年所写前言,数年前贵局谓‘长了决不能用’,但近拜读《大唐西域记》新校注本之季公序文,其长何止拙撰数倍。惟贵局现有成见,不用自可!年尝谓是否可改为附录,迄未蒙见答。拟另送呈后来写定之本,乞审阅。如附录亦不能用,赐还可也。至正式前言则请贵局代劳,不必由年过目,只要让读者得出不出点校者之手即可,以免掠美之嫌。”(165-166页)

  八十年代出书不易,黄先生并非只会背后骂人,面对面亦行直道。文人骂人,一贯被看做名士习气,冠以文人无行,以鼻嗤之。到宋明,更猛批误将习气作性情,称“认贼作子”。总之,是性情还是习气,不易区分。刘九生先生说:“臧否学人,口无遮拦,或引起非议,其实只要了解他这个人就可以原谅了。他没有吾人之世故,循古人‘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之训,眼高手高,视学术为至高。”(92页)用今天的话说是“批评不毒舌,奖借没分量”。黄先生性情与学术合一,形成有性情的学术。

  黄永年为学生改文章,删掉开头两段,不忘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最后定稿,当然由您自己酌定”(316页),又挺客气。但“世不世故”,是人总是有一点。刘先生一句话,又不能把事情说死。黄永年感谢史念海,对史筱苏先生的态度就很微妙。又,当初龙榆生在狱,张寿平与黄为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去看,一个没去(龙家所告,故厦材待张特厚)。夏承焘出死力救龙,黄反谓夏人品不佳(38页)。不得其详。

  黄先生学有所成,以下就其师承及其学术源流略说几句。黄先生自谓无家学,先是在地摊买到吕思勉《经史解题》走上文史之路,然后在高中听了吕思勉四门课,提前“上了个大学”。吕思勉是典型的文本细读,讲究从单词只意悟入,就是随着兴趣一点一点进入,往往能在某个领域找到问题,而绝不会在这个领域死扎下去,而是有许多个兴趣点同时跳动。经年的努力后,很多点能连成片,由此完成博和精的变奏。这些特点,在后来的黄永年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在柳存仁身上也是,在童书业身上同样;杨宽似乎稍窄而专。

  一九四六年由童书业介绍登门拜访顾颉刚,十一月在复旦只听了顾颉刚的“一回两次四节课”(24页),要是按黄侃的标准肯定不算入门,按“野翰林”的思路,只好称作“野学生”。但顾提携后辈,关系一直不错。黄填表,在社会关系一栏即填顾。黄永年身上透露出的特点是“横通”,这种“横通”和顾颉刚最相接近。

  受顾影响还是读他的书,读什么?当然是一套《古史辨》。而《古史辨》是什么?它是一套杂志,它不是顾个人的一套书,它是一批作者写出来的。顾颉刚自谓辛树帜最了解他(后来辛去世,顾谓“此实为我当头霹雳”),辛树帜就说:“《古史辨》和《禹贡半月刊》为近代两部大杂志。”(《顾日记》卷十一,507页)所以,黄永年所受影响与其说直接来自顾,不如说来自这一批作者。这些人一个共同点,发现问题,疑的态度,还有处理问题的手法。二人相较,顾比较散,黄比较精密,路子不一样。顾在古史,黄在中间。

  在唐史领域引黄入门的是陈寅恪先生。我们一般认为黄专与陈立异,陈谓“不树新义,未负如来”,黄便给书房起名树新义室。然事实并不如此。黄云:“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看热闹的;(1946年)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22页)到一九四八年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剪寄陈寅恪,陈先生嘱夫人代笔作复并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27页)。于此足见源流。

  学问源自某人,不一定终生佩服。黄陈二位情况如何呢?刘九生回忆:“寅恪先生文集没有行世之前,他发愿自己要编陈先生文集。”(92页)到了一九八〇年,学生郭绍林回忆:“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治学方法。”(103页)后来课堂上又说:“陈先生不管正误如何,总能看出问题,但他的考证也有不少问题。”(176页)终生服膺,又不盲从。此态度至正,人有短长,正不必是者金科玉律,非者不值一钱。

  跟陈学到了什么?除了用常用书看出问题以外,还有一点在黄先生文字里时时闪现,即“分析入微”。我们看《唐代史料学》自序:“这(指史料学)和史学史不一样,史学史只要是史学著作都得讲,不管这部著作有没有提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史料,史料学则不论是否史学著作,只要有史料价值就要讲到。例如北宋时范祖禹的《唐鉴》,只是一部对人君说教的史书,并无史料价值,史学史可以讲,但唐史史料学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而不是史学著作,史学史里不能讲,但唐史史料学却必须讲,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207页)与叩盘扪烛者迥异。

  三位名师再加上岳父,黄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但其实从以上分析看得很清楚:以自学为主。现在有不少人借着名校名师招摇,不过靠着师门借光增重,去掉人家,自己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人,钱锺书也有现成的话,叫作“门户虽高脚色低”(《槐聚诗存》)。可见自学才是基本。

  关于黄永年和顾颉刚的关系,还需要补充一点。《事辑》“一九七三年”条:“先生将童书业遗稿《春秋左传札记》修改完毕,寄北京顾颉刚处。”又“一九八零年”条:“十一月,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札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代顾颉刚撰写了序言。”“十二月五日,顾颉刚因脑溢血病逝,先生因为要为研究生上三门课,不便请假,只好略寄赙金,以志哀悼。”检《顾颉刚日记》卷十一,“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九号”条云:“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史札记》一稿,三年前由其三女教英寄来,嘱为校订。此事固予所愿为,因其稿纸过狭,不便加墨,因倩李希沁夫人以大张纸重抄一过。不幸前年受‘四人帮’之干扰,各学术机关接踵来询‘儒法斗争’史,及《管子》等书意义,应接不暇,无暇为此工作,去年又终岁在病中,身在医院,更不能为,然此事未敢一日忘也。前旬接教英来书,即答以俟秋凉动笔。乃彼不待我之复书,又去函历史所,嘱组织上索取此稿,恍若吾将吞没之者,使予大怒,心疾又作。因嘱湲儿作复,且将原稿寄还。此真吴谚所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也。”这是《事辑》所不应漏略的。

  黄永年这种学术风格,是很有精神的,所以即使不在很中心的城市,也很能影响学生。很有名的学生辛德勇,其实硕士也不是黄的,博士也不是黄的,但最终却是黄的。话说回来,北大、清华入学门槛高,英才多;其他地方,老师不一定差,学生一般来讲是差一点。但现在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进去时候厉害,出来时候不行。真的要问个为什么。黄永年先生曾有感于分配不公,曾说过“北大一条狗跑出来也比我们强”的话。仿《现代学林点将录》所附赞诗之例,戏作一首云:徘徊应是念前贤,只怪先生地太偏。若在金台居上痒,或教文史换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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