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的抑郁症和神经衰弱

一个人
2014-09-01 看过
凯博文是全球杰出的医学人类学家,自1969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从事有关中国社会中病痛和医疗照顾的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其中1969-1977年间,凯博文主要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华裔族群中从事调查和研究;1978年开始,他进入中国大陆的湖南地区进行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化等相关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研究结果已撰写成《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此后,他还对2003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SARS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
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凯博文主要分析了神经衰弱、躯体化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中国社会出现大量神经衰弱和躯体化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根据1968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发布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二版》(DSM-Ⅱ)的表述,神经衰弱是一种包括虚弱、容易疲劳、易激怒和精疲力竭等诸多症状在内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但其实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美国的精神医学家就开始争论神经衰弱是否是一个统一且有用的疾病种类,很多精神医学家指出,缺乏内部联系的多种多样的症状以及不加区分地使用已经使神经衰弱成为了一个包含多种障碍症的的杂物箱和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所以,在1980年发布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Ⅲ)中,神经衰弱已经不再被列为一种疾病实体,代之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分辨性更好的疾病名称。就在美国和西欧不再认可神经衰弱为一种疾病实体的时候,神经衰弱在中国社会中仍被广泛运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而同时凯博文在湖南长沙的调查诊断却发现在那些被中国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已经不被认可的神经衰弱概念在中国却依然流行?带着疑问,凯博文开展了一项对100名被中国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的包括患病史、患病原因和家庭、社区、政治背景等因素在内的整体性追踪研究。
通过研究,凯博文首先指出,神经衰弱的症状和解释与传统中医的躯体—精神导向(即身体变化导致心理和情感的变化)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如中医常说气虚导致五脏系统(心肝脾肺肾)功能变化,由于这种文化上的相近性,所以神经衰弱的概念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使用。其次,因为抑郁症意味着被污名化的精神病、社会的失调和遭受歧视的可能性,而神经衰弱却是一个包含着身体虚弱、劳累、疲劳、头痛、胃肠不适等症状在内的模糊性概念。也正是因为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保证了它在使用上的安全性,所以,人们愿意选择使用神经衰弱以区别于抑郁症。再次,凯博文在很多神经衰弱患者身上发现了“文革”所遗留的影响,他指出,在“文革”期间,很多人都遭受了来自家庭、工作、学习、婚姻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痛苦,面对这些无可奈何的痛苦和问题,疾病成了唯一可以利用的借口,因为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应对这种痛苦也许比通过在社会和政治上离经叛道安全得多。而恰好在“文革”期间把错误的政治思想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这种公开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扩展到神经衰弱问题上,所以,获得了文化认可和社会合法性的神经衰弱自然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安全阀。由于以上原因,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条件下,神经衰弱被医生和患者普遍接受,并且在中国,神经衰弱的使用不仅维护了患者的自身安全和利益,也承担了抑郁症所不能承担的、将社会问题医学化和缓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功能。
凯博文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还发现,那些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大多都表现出了躯体化的现象。所谓躯体化,是指个体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来表达所体验到的苦痛,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凯博文通过13个病人的故事详细阐明了作为一种病痛体验的躯体化现象和躯体化的社会文化根源。凯博文指出,神经衰弱更多地强调压力反应的躯体性成分或生物性成分,而抑郁症更多强调压力反应的精神因素,他认为神经衰弱既是一种疾病(由医学分类系统所列出的一个疾病类别),也是一种病痛(一种由社会和文化形塑的躯体化类别)。在中国,人们认为神经衰弱是一种生物—精神性疾病,同时也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精神性病痛,只是相互联系的文化、社会、精神、生物决定因素把神经衰弱的病痛体验主要建构为躯体性的,忽视了它的社会—文化含义。其实,在中国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抑郁症的心理症状,但是他们由于害怕中国文化中对精神疾病的强势污名化倾向而压制和掩饰他们的抑郁感受。此外,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认为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高于个性的情感表达、对于在家庭范围之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借助丰富的文化代码对心理社会问题使用躯体化的隐喻、以及希望避免情感疾病给家庭带来的强势污名等诸多文化因素共同形塑着中国人的心理,导致他们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倾向于使用躯体化(身体性术语)来表达精神和情感上所遭受的苦痛。因而,受传统文化概念和规范影响的中国人习惯于采用一种身体性术语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苦痛(即躯体化)以及以此作为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
凯博文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神经衰弱在中国社会里所隐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含义,同时也反映了文化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渗透和规训,它驯化着个体身体,使个体的身体从属于身体政治。在著作的最后,凯博文指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类似于中国社会中神经衰弱的精神健康问题,关注这些问题,从宏观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寻找和修正根源因素,同时除去把一切精神—社会问题医学化为疾病的狭隘做法,将是理解和解决现实生活中一些苦痛和疾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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