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安妮日记》写作地:永远的 15 岁少女

WindyYe
2014-08-27 23:44:58 看过
6月,突然接到一个老友的邀请,于是匆匆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程。

刻板印象中,从这座城市联想到的除了郁金香,自行车和运河,就只有大麻和红灯区。

却没有联想到,这里还拥有大量梵高,林布兰特,哈尔斯等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这里还是那本家喻户晓的《安妮日记》的真实还原地。那段中国青少年反反复复翻阅了无数次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王子运河大街,鳞次栉比坐落着色彩缤纷的房子,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等8名犹太人躲藏了两年的阁楼,就掩藏其中,若不是门口那永远长达百米的购票队伍,一不留神就会错过。

这里的门牌是267号,曾经的避难所,如今已成为“安妮之家”(Anne Frank Huis)博物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娓娓道来这段“二战”炮火中历史,同时,它也成为当地反战反歧视的教育基地。

《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安妮和家族的其他犹太人,在纳粹逮捕他们前的1942年7月8日至1944年8月4日,一直躲藏在这间屋子内。

6月12日,恰是安妮诞辰85周年纪念日,安妮之家发起了“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并邀请知名人士造访、发表演说,铭记战争的残酷,呼吁种族平等,世界和平。

“小时候读到《安妮日记》的时候,我与故事里的安妮一样大,如今我已经60岁了,安妮的故事陪伴着我的成长,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努力珍惜生活的美好。”一位荷兰网友留言。

博物馆的一楼与二楼是安妮之父Otto Frank经营的果酱公司,如今摆放着密室模型和历史遗物,滚动播放各类资料,介绍着当年历史和相关当事人背景。

再往上,一个古旧的活动书架微微倾斜,书架上方贴着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这便是当年安妮等8人躲藏了2年之久的住所入口。

两层的居室如今空空荡荡,家具已全部撤出,只能通过墙上残留的海报和相关照片遥想当年。居室的空间十分逼仄,难以想象这8个人是如何在如此恶劣条件下生存两年。

窗户被严严实实地盖住,正如日记里所说,“白天,不能打开一丝窗帘,怕别人看见,晚上只能打开一点点窗户透气,但马上就要关上。”

只有二楼尽头上方的小阁楼,隐约可以看见从木头缝隙里透出的阳光,这里,就是安妮和彼得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奢望着鸟语花香的地方。

我注意到安妮卧室的一堵墙上,划着数十条笔迹,旁边标注着日期,这是安妮父母记录安妮姐妹身高的地方,在躲藏的25个月里,安妮一共长高了近10厘米。

8个人大部份时间都无法大声说话和移动,厕所经常堵住,只能使用便盆,连续十几天只有莴苣和快发芽的土豆可供充饥,甚至连一张小桌子也要分时段使用。

走出居室,在博物馆的另一头,贴着8位躲藏人的死亡登记卡。8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Otto Frank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

安妮后来被盖世太保送到卑亨贝尔森集中营,就在盟军解放荷兰前,不幸因伤寒于1945年3月死亡,那年她15岁。

“如果安妮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或许她可以坚持下去,她死的时候,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展厅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着安妮故友的叙述,每每听到这一段,总能激起人群里的一阵叹息,“那个时候,安妮告诉我,她已经彻底绝望了。”

当年帮助安妮一家的4位核心人物幸而躲过了德军的责难,他们趁德军搜查之前,偷偷拿走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争结束后,转交给安妮的父亲。

1947年,安妮遗留的日记付梓出版,这本日记在这60多年间已被转译成70余种文字,销量高达9000多万本。

《安妮日记》也是我年幼时最爱的一本书。她在日记里记录的平凡小事,青春期少女的迷思与悸动,就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小女孩那样平常。

“我看见世界正在被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雷声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来临。”

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支撑着安妮的心灵。然而,这本日记彰显的不仅是一曲悲歌,更在于对人性意志的深层探讨。

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担惊受怕的环境的环境里,一群失去自由、离开优越生活的犹太人是如何坚持住对生活的希望,几个完全可以置身之外的荷兰人是如何不计风险和回报,尽心尽力给予援助。

战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英雄的流血牺牲,不在于炮火连天,而在于它对于个体精神的消耗,直到最后一丝希望都消磨殆尽。

可是他们足足坚持了两年。

他们在封闭的日子里靠学习和阅读度日,范夫妇看传记读小说,弗兰克夫妇学英语拉丁语,杜先生学习英法西荷四门语言,而3个青少年——安妮、彼得、玛格——均在封闭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文学、数理、历史、经济等课程,涉猎广泛。

他们分析局势,将收音机调到最小,贴着耳朵了解战事的最近进展,在地图上画着红线,追逐盟军的步伐,通过外界的巧妙协助维系着2年的生计,并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也时不时幻想着,当重获自由时,好好泡个澡,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亦或是和久别的朋友相拥。

安妮记录了他们在这两年里无数次的争吵,即使是再平淡不过的语言,也不难理解,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消磨着人的意志和耐心,但爱与包容却不曾泯灭。

记得在最后,日记戛然而止,德军上门逮捕,安妮发抖的双手系不了鞋带,平日与其争吵最凶的杜先生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帮她系上了鞋带。

8个人轻轻地踏出密室,面对久违的世界,他们甚至来不及对彼此道一声再见。

博物馆里循环播放着对安妮父亲的采访,满脸沟壑的老人,平静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得到安妮的日记,如何一步一步联系到出版商,让这段故事走向世界。

当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得知盟军步步获胜,以为离自由已经不远,却在最后时刻梦碎。这种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瞬间转变,至今仍抨击着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她告诉我爱从未消亡,因为爱早已镌刻于灵魂,她的灵魂亦将永存,无论身处怎样的黑夜。”在纪念安妮诞辰85周年的“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中,一位网友写道。

毗邻博物馆的西教堂前,摆放着安妮的塑像,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这里与她合影,并时不时有人送上鲜花。

门前的运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岸开满了鲜花,载着游人欢笑的船只不时经过,那些途经的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切,正是几十年前,躲在河边小屋里那个小女孩心底最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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