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下沐恩光

鲁伊
2014-08-23 看过
沈醉,湖南人,军统戴老板得意门生,前国民党中将,49年卢汉起义被挟持,遂被关进监狱,后又转至北京功德林,与杜聿明、廖耀湘、王陵基是狱友。第二批特赦人员之一。政府安排这些做了十年牢监的高官上将写回忆性文字,安排进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月薪百元,尚有稿费可拿,于是又跟溥仪等为同事,戏称帝王将相工作组。
      《我这三十年》就是沈醉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以被迫参加云南起义成为阶下囚始,至改革开放初期获准香港探亲终,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时代变迁。以一个前朝老臣的视角,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描摹自己在新中国的心路历程,是思想史,也是忏悔录。
       沈醉十八岁因学运被除名,从此混社会,通过姐夫的介绍进入军统,从小喽啰干起,多得戴老板青睐,平步青云,二十八岁官至少将。云南起义前为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长,职位不算高,但手握重权,可以调配飞机飞港台或者缅甸,这在49年下半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结果被卢汉摆了一道,从此“对镜无言只自伤”(沈醉诗)。沈醉一直感念戴老板的提拔,对新政权嗤之以鼻,尚有夷齐之风,对狱友献媚一事多有嘲讽,可是1957年后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意识到自己罪恶重重,“屠杀人民,摧残革命,两手尽鲜血。”于是勉励自己“加深改造,早入建设行列”,终于第二批特赦,“天安门下沐恩光”。(注:引号内皆为沈醉诗)。
        这里我对沈醉的思想转变非常感兴趣,同一批被俘或者起义的人中,出于真心也好或做做样子也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写一些歌功颂德之词,这些可能都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很难说沈醉1957年的转变属于哪一种,抑或是被共党关了八年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亦不可知。从书中,沈醉的转变应该说来自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认识,来自新政府对个人的尊重(与旧社会相比),来自参观新社会新气象得到的时代感召。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统战是很强大的,但很难说,这些是他无条件思想彻底洗红的原因。沈醉是特务出身,做到高级特务,对于心理学、刑侦学谙熟于心(国民党军统培训教材即为此人所撰),所以不好揣度沈醉是否真的“能不终生感戴”。
在《我这三十年》中,我们会随时发现一些空洞,一些有意忽略的掩体,惯常的话语形态,由此可知沈醉的思想展露的限度。
        我总结沈醉的人生以1949为限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让别人坐牢的人生;二是自己坐牢的人生。前半生费尽心机抓地下党,为此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风里来雨里去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后半生被地下党抓了,接受劳动改造,苦心脱胎换骨。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文革时,沈醉“二进宫”,没想到同房的狱友似曾相识,竟然是当年盯梢过的地下党。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这下殊途同归了。这或许让人唏嘘不已:当年因着革命信仰,在国统区白色恐怖里同敌人斗,置生死于度外,为新政权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没想到革命成功后,竟然被自己人打成了反革命,当年沈醉们使出吃奶的劲儿都没办成的事儿,自己人给办成了,这他妈多么荒诞啊。且看沈醉是怎么写的:他在上海干革命,我在上海搞反革命,他住在法租界,他曾经是被监视的对象之一……眼前活生生的事例告诉我,过去曾经监视、甚至准备逮捕的革命人士,今天却和我同被囚禁在一个房间内。他在解放前为党做过那么多年的工作,在那种白色恐怖下能够幸存下来,没有坐过反革命的监狱,解放后,又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工作,今天却反而被关进了监狱,这不是值得发人深省的吗?(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252页)。
         整个书中,就这句问话最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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