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日本

AOI
2014-07-28 看过
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提出“中国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的论点,借用他的这个说法,我也想提出“作为方法的日本”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希望破除将研究对象作为异文化的客体、标签化、脸谱化的研究思路,走出“我们”、“他们”这样旗帜鲜明的阵营,站在作为个体人的这个基本立场,同时也是世界这个最广大的立场,去研究日本和日本文化,作为对人类共同课题的探讨。我认为在我这一代的新人中,是具备具有这种立场和能力的。
最近重读竹内好的书,再一次确认了这个想法。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许多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多少也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因而让我觉得很亲切。竹内好作品选中最有名的是《鲁迅》和《近代的超克》,但读下来最吸引我的却是作者在战后到六十年代的一些篇幅相对短小的文章,如《国家的独立与理想》、《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等。日本的六十年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时期,以安保斗争而始,以赤军事件而终,私以为这是承前启后了解日本的现在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时,国家的理想与再建,成功与失败,对于当下的我们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而诸如战争体验的继承等,更是东亚国家延续至今的共同课题。竹内好的文字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与共鸣,也让我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参与到历史、参与到历史中去。如同萨义德所说,“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竹内好正是如萨义德所言的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他也许不够“正确”,却足够真诚,而这种真诚是知识人最应有的品质。
竹内好的思想中有一条非常明晰的主线,那就是对日本这个国家应有的面貌的思考,从对日本在亚洲中的地位、战争的体验、宪法的感觉等方面各有展开。其中《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一文,参照当下的一些焦点问题来看,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感觉。在战后的六十年代,竹内好、丸山真男与晚于他们一个世代的开高健座谈时,就已经谈到战争体验在两代人中已经有了代沟的问题。事实上,代沟是必然存在的,每一代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认识的基础上去继承战争的体验,而苛求一致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竹内好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经历战争的一代人一味将战争体验作为封闭的意识产物保留起来,那么年青一代不予理睬反而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因为年轻一代没有正视战争体验,所以他们也没有真正超越战争体验。拒绝遗产的姿态本身就是遗产的俘虏。因此,战争的认识是无法割离的。事实正是如此,在今天的日本,不少年轻人都将战争体验当作与己无关的老生常谈,忽略了其对当下的世代的意义,而许多老一代人,虽然拥有战争体验,却无法将其开放融入新的时代中,因此新旧两代人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与信息传递。因此,如何在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战争总结与一般化,对于每一代人都是创造性的课题。在和平的时代容易把战争看成历史的突发事件,但如果分析前因后果,从连续性的角度上看,不难发现战争也只是政治活动的延续与激化,导向战争的因素潜伏在和平之中,只有每个人建立起清醒的自省,才不会让战争重演。这里的自省,重要的并不是站在加害者或者受害者的角度,而是对一种共通的经验的吸收,即个人良知向极权的投降。萨义德说过,“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知识分子论 p.79)我认为,将战争体验作为人类的一般经验共同继承与吸收,更有利于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共识,打破集团利己主义。
如果说对战争经验的吸收是面向过去的探讨,那么《国家的独立与理想》中体现的则是作者面向未来的思索。竹内好认为,国家与人一样,也需要有理想的支持,没有精神一味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是无法立足的。“比起利欲和民族本能,民众追求的是更深层能够触动心灵的东西。”战前延续下的明治教养人注重国家外在形式的独立,却没有反思其实际内涵,因而走向了失败。与此相对,像中国和印度这样虽然形式上失去独立的国家,却能提出触动人心的理想,如孙中山所说的“我们在今日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的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竹内感叹在同时代的日本,却只有弱肉强食的短浅目光。而在战后的精神真空中,无论是曾经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还是左翼意识形态的理想,都没有真正触动民众的内心。真正的理想应该是由内而外诞生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就像战后的新宪法,虽然大家都承认这是一部非常漂亮非常优秀的宪法,但是却不是日本人自己内部诞生出的东西,因此不可避免的有隔离感。但是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对宪法精神的了解吸收中将其民族化、内在化,并且为了保护它展开自觉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把这个宪法化为自己的东西,成为重塑国家理想的一个基点。六〇年的安保斗争,就是在这样理想觉醒之下产生的,竹内好认为这是“本应该在战争中产生的经验推迟了十五年才发生。这本该是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时期应有的抵抗的类型。”在六十年代后日本大众运动走向低谷,社会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国家理想的重建也被悬置起来,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在今日,在日本政界日趋保守,加快修宪的动作时,日本民间各地自觉发起的“九条之会”活动,我又一次看到了这种抵抗精神的延续。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它可以在思想日趋滞怠的商业社会中,唤起更多人的思考与行动,连接起上下两个世代的精神传承,重塑国家的理想。
从竹内的另一篇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则让人反思为何日本社会出现的右倾、保守化的趋势。对于进步、反动这样价值判断鲜明的概念,我们习惯用一刀切的标准来划分,非敌即友,对对立面直接采取拒绝、谴责的态度,没有任何交流的余地。竹内则指出,在任何运动中反动是必然存在的,变革越大,反动则越强烈。但是历史上同样存在制服反动的力量,这在英法两国的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日本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不少文化人都感到忧虑。日本对于新事物的吸收能力是有目共睹,但是没有碰撞抵抗的吸收是否是真正吸收,却令人质疑。正因为没有真正的吸收,所以才在另一个方向上产生了国粹主义、保守倾向。明治维新对于西洋所谓先进概念的吸收是一个例子,形式上的照单全收,内涵上却鲜有触动,对待战后民主主义概念也有同样的倾向,神国史观仅仅是被驱赶到角落里,未曾经过思想的交锋,因此也未曾经历内在的转化。因此它虽然受到知识界的批判,却在平民中以便于为权力利用的形式不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动的出现才是正常的表现,思想只有在正面的碰撞中才能实现发展,而碰撞形式本身,也是郁积释放的形式。如果没有释放的出口,被郁积的力量将以更恶性、更具破坏力的形式爆发出来。相反,如果以合理的形式释放出来,反而很有可能转向建设性的方向。
竹内好的文字,也让我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也仅仅是个人,那么以个人如何肩负起社会的责任呢?在当下社会出现有趋向两极分化的认识,在一端站着权威,一端站着民粹,前者以居高临下的面貌出现实则诉诸于非理性的盲从,后者则以庸俗平面化的姿态否定知识分子的存在。从这两个角度,都无法确立知识分子的正确价值。在我看来,知识分子首先应是一个自省的人,他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应有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原本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说出正确的声音,这固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可如果自认为正确而把声音强加在他人之上,这就又陷入了权威主义的误区,但同时,如果放任谬论流毒而不奋起斗争,同样也是对自我良知的亵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应该在启迪人们思考、反思,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需要他们斗争、说真话与不盲从的姿态,这种姿态某种意义上比结论的正确更重要。即使在主流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应基于独立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大众提供另一种思考的选择,以激起更多人的思考与行动,每个人思考的结论并不一定相同,但是摈除盲从、摈除偏激与仇恨,更易趋向成熟理性的结论,也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更多地走在文明与进步的方向上。而在远未成熟的阶段上,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做出为人的表率,不是作为社会的调解者,决不把团结架于正义与价值之上。问题是,如果期待在社会中起到作用,知识分子必须形成自己的力量,但是谋求团体思想一致的形式本身就是建立另一种霸权,因此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形式,只有个人行为,以个人唤起个人,由无数独立差异的个人组成的合力,才是最成熟最强大的力量。这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是可以实现,也值得追求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深深敬佩身为知识分子的竹内好,也敬佩那一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风骨,一定以某种形式被社会继承下来,即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与打压,还是深深播下了未来的种子,也只有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走下去,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健康、民主、为世界所尊重的国家。而对我而言,远不止限于对日本的正确认识以及建立健康友好的对日关系,更在于从他们探索的道路上借鉴到精神与方法,以应对我们当前自身的问题。更进一步,也期待在未来的世代中,能够跨越国境的限制建立起全世界关心人类和平与未来的知识人的同盟,以人类的良心说话,追求共同的进步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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