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摘要

江绪林
2014-07-25 16:25:55 看过
【按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是哈贝马斯思想的雏形和灵感发源地,也应该是哈贝马斯最锐利、最左翼、最批判的时期,将社会学和历史学洞察精彩的糅合在一起。虽然哈贝马斯后来另觅资源来挽回此书中的悲观阴郁,但öffenlichkeit/公共性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是哈贝马斯的灵魂——甚至也决定了哈氏思想的边界。个人觉得,此书完全可以媲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比阿伦特几乎同期的《人的境况(1958)》则更胜一筹:两书都辩护一种类似的平等对话和商议的政治性,但阿伦特纯恃个人才华,而哈贝马斯此书则具有一种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的可靠性。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从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到当代福利国家的历史-思想变迁提供了最出色的框架描述。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历史-社会学地界定出一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存在:这一领域即由自律的私人(作为物主和家主)组成的公众或市民社会,分别于并对立于国家权力;公众藉着沙龙、咖啡馆、报刊等形成公共舆论,对政治和国家权力具有批判功能。相应地在思想史上,洛克-康德则将公共舆论明确为道德与政治的桥梁;黑格尔-马克思则批判了公共舆论的虚伪性;托克维尔和密尔则辩护和修正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哈贝马斯说,批判和修正都不行,因为公共领域转型了:随着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变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国家与社会再度融合了,公共领域的赖以存在的社会与国家的分立消失了;于是公众舆论变成了宣传和广告、批判变成了操纵、个人领域也公共化了。不过章6中哈贝马斯也说在律令性的自由主义权利与强调参与的社会主义权利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

 

“初版序”

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只限于Bourgeois public sphere;“阐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及其在社会福利国家层面上的转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页003】

“1990年版序言”

简述了《转型》的一些后续研究和批评;指出三个可能的修正:1放弃整体论的社会观念,“市场调控的现代经济制度不能任意从金钱转向管理权和民主意愿形成,这样做势必会威胁到经济制度功效的发挥。”【014-5】;2操控性的大众传媒替代批判性的公共领域这一判断过于消极;3对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多元论过于苛刻。理论框架上也应该调整:1、从历史哲学假设转向更深的交往行为理论,“它消解了规范和事实之间抽象的对立。”【020】2、放弃社会整体论,转向生活世界-系统的双层结构,支持激进民主的方式“阻拦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的干预。”【021】3、应用话语伦理学。(该书的中心问题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029】)当代市民社会的新理解:摒弃了经济领域,建立在非政治的、非经济的自愿的协会基础上;而哈氏认为自己的具有政治面向的public sphere概念提供了良好视角。总之,哈氏不会像30年前那么悲观。

“章1: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界定(demarcation)”

Offentlichkeit词义很多;功能主要是批判性,处在Private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古希腊起源:公民基于autonomy;罗马法中的公私范畴。中世纪不存在公私对立或仅仅次要地有“公地”等,有一个代表型的公共领域,“他们(领主等权威者)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7】

而哈氏关注的是市民社会这一真正自律领域构成的公共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新的bourgeois构成公众和市民社会,主要由政府官员、法官、医生、牧师、军官、教授和学者,还有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出版商和制造商;而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真正的市民则地位较低。【21】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出现,“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23】杂志。

“章2: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理性的公共使用(das oeffentliche raesonnement)。”【32】私人是物主和家主。公共领域处在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领域(国家)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35】从文学公共领域产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诸机制:宴会、咖啡馆、沙龙、语言协会:参与者非社会地位平等,而是“单纯作为人(parity of common humanity)”的平等;讨论一般问题;文化具有商品形式。音乐协会、画家的解放;艺术评论,道德周刊、“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46】

私人非在社交中产生,而是从私人生活中即小家庭中走出来的。虽然依附于经济领域,但私人自律否定其经济起源,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爱的共同体,受过教育,“自愿、爱的共同体以及教育这三个因素在一起就是人性概念,这种人性应当扎根在人自己身上,真正占据统治地位。”【51】这种纯粹私人尤其表现为书信。“真正属于人性活动场所的正是家庭私有天地,而非像其希腊蓝本所说的那样是公共领域本身。”【55】

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私人性的经验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公共性对抗secrecy原则。洛克将法律与公共认可联系起来;孟德斯鸠将法律追溯到人的理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意识,针对专制统治,它提出了普遍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57】“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59】

“章3: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首先是18世纪的英国,废除检查制度,内阁政府,“最终导致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本身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69】反对派创造大众舆论,Bolingbroke,“报刊才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的批评机构。”【71】议会特权的收缩;Fronde和内战被批判的论争取代;选举和民意的区分。 大陆:法国直到大革命前,公众缺乏机制化形式。大革命时,一夜间的俱乐部政党和派别、政治日报;德国,主要在资产阶级私人聚会中,读书会。

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84】私人意味着私人自律和所有权。“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从公共权力机关的指令下彻底解放了出来,从而使得政治公共领域在这时能够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里得到充分的发展。”【89】

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含混的法律概念。“法治从根本上是要消除统治。…要求一切国务活动都必须遵守公众舆论认可的规范体系。”【91】理性和意志在discussion中的统一。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私人其实只是少数人即资产阶级上层。因此仅仅是意识形态:冒充普遍真理的私人利益主张。

“章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idea and ideology)”

这一章梳理“公共领域”的观念史或思想史。Locke的舆论等于习俗和良心,间接控制社会,但并非在公共讨论中形成;Steele和Bolingbroke那儿舆论具有了启蒙特征,与公众舆论等同了,“其来源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讨论。”【112】Physiocrates认为公众舆论属于有教养的公众。卢梭那儿,公众舆论是未经反思的舆论,而且由于其财产公有的观念,卢梭持有的是非资产阶级的的政治社会,最终假设了操控权力的合理性。【114-6】Guizot的“公众舆论统治”:讨论、公共性和新闻自由。

康德: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桥梁原则。“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121】启蒙以公共性为中介;“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付诸实现。”【125,与卢梭的区别】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公共性进行了批判。黑格尔:公共舆论只是表面知识,“科学处于公众舆论之外。”【135】需要体系充满了混乱和冲突,这摧毁了公众舆论的自我理解,“它沦落为众人的主观意见。”【136】不是公众舆论(公众的政治批判)而是国家才保障一致性。 马克思:“公众舆论…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141】机会均等虚假、私人占有限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一级作为其核心组织原则的公共性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143】普选权将导致激进民主,“随着政治权力转化为公共权力,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公共领域也找到了其社会主义形态。”【145】资产者与人的同一性被公民与人的同一性所取代。

自由主义含混的公共性概念(密尔和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辩护比社会主义的批判要高出一筹,因为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辩证模式所共有的社会前提都进行了追问,并坚决捍卫一种修正的、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密尔和托克维尔都支持普选权,但都赞同作为过程的公共性原则而非其结果。“涌进公共领域的各种利益相互之间变得难以调和;…使得公众舆论(作为主导舆论)成为一种强制力量,尽管公众舆论的使命在于通过洞察秋毫而消除一切强制。”【150,对Mill的分析如此深刻,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密尔和托克维尔反对多数的暴政: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保障的不再是权力机关的侵犯,而是公众自身对异己的侵犯。“密尔提出了一种和宗教争执相类似的公众舆论冲突的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ance)。”【152】防止公众舆论的权力吞噬其他所有权力,因此密尔赞成代议制来净化大众。托克维尔更进一步,还关切行政专制:日益官僚化的国家专制统治。【155】

最后,哈氏说无论社会主义模式或自由主义模式都不适合渐渐瓦解(转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章5: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转型的几个因素:一个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171】1775-1875的自由主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市场权力的集中和普选的出现,“促使弱者通过政治手段与占有市场的经济强者相抗衡。”【173】国家除了传统的制度功能(治安、司法、税务、军队外交等),又发展出形成性功能(formative function):保护、平衡和补偿弱势社会群体,调节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均衡。管理社会行业。福利国家(state making social welfare),社会法规的出现。财产权受限、契约自由为集体契约补充。

另一个是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的两极化。社会劳动的私人领域失去私人特征,不再是私人自治的领域;“内心领域便退到了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179】家庭财产变成了个人的工资和薪水收入,家庭失去传统功能。

第三个是文化批判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学在消费领域发展起来,“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87】画报取代了杂志。“讨论本身具有了消费形式。”【190】知识分子从市民文化公众中鼓励出来,“自诩为漂浮的知识分子。”【199】

当公私重叠时,公共领域的资产阶级模式就不再适用了,出现了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202】

“章6: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

私人写作变成了大众传媒的消费宣传。传播机构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224】“广告应该绝对让人看不出是私人利益的展示。”【229】人为营造的共识。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公共领域丧失了许多沟通功能,成了公共关系表演。批判原则变成被操控的整合原则。选举活动为例的人为公共领域和非公众舆论。“意志的形成,与其说是适合社民主义法治国家,不若说是适合开明专制体制下的极权主义社会福利国家。”【252】

这一切可以总结为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像所谓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转变。如果要在两者之间维系连续性,则律令性质的自由主义基本权利必须被社会主义基本权利所补充:形式保障为实质保障补充。“那组保障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权利(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说明,他们在应用到结构已经发生转型的具体公共领域当中时不再仅仅通过律令,而是必须主动地解释为对参与的保障。”【259】保障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也具有了参与权的特征。私人自律变得具有了派生性。【261】社会福利国家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中介化了的公共性,“其权利被各种组织中介了的(mediatized)公众应当通过这些组织推动公众交往的批判过程。”【264】

“章7:论公众舆论的概念”

这一章可以算一个附录:就公众舆论而言,在传统的公法意义的和社会心理学意义的解释之外,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区分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意见系统。

江绪林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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