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在中国
每个民族都应该有独自的价值标准,道德观,也就是它的灵魂,否则,民族这个有机的共同体就难以持续生存。
——尼采
莫言曾说一部长篇小说不应该像一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而应该有多种思想的矛盾冲突。同样一个故事可以写成一篇短小的心灵鸡汤式的文字,也可以写成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著,前者通常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最后在结尾告诉读者其中的道理,这道理总是很片面。而后者则如一幅长卷徐徐铺展开来,它并不像寓言故事那样图穷匕见,相反,在在作者铺设的矛盾冲突中,我们一点一点地领会作者写这部书的良苦用心。
《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花边新闻或是杂志《知音》上的随便哪个故事都比它更加劲爆,但如果一部小说光是以情节取胜它就失败了。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英译普及本写序的曼纽埃尔·科姆洛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孜孜矻矻地苦心探索的专题概括为四个R:即揭示人的心灵隐秘(Revelation of Man's Secret Heart),革命(Revolution),俄罗斯(Rusia)和宗教(Religion)。真正使一部小说成功的,应该是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这些东西给俄国的读者带来了很深的触动,当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读者的共鸣。但我觉得我们并不必急着为俄罗斯的信仰危机担心,因为这场危机已经在我们国家肆虐了很久。
现在关心这个的人并不多,但我们在学校里偶尔会提及这些敏感的话题。我们的政治老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在一节政治课上,他说:“其实社会主义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从讲台前走下来,他又补充道:“从社会主义的讲台上走下来我才跟你们说这话。”的确,这比课本上所写的”使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要露骨得多。只有宗教能作为信仰,这种说法是狭隘的,一种学说,一种理念,只要能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作为信仰。现在中国老百姓的信仰状况大致是这样:有人受现代科技的熏陶,相信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和唯物主义来解释;有人什么都不信,排斥几乎一切,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一样;还有人十分愚昧,装神弄鬼,但迷信的人们相信有鬼神存在与”信仰“是两码事。他们的鬼神并不像能成为信仰的东西一样能解释人生,解释生死。
信仰缺失这个问题时常让我感到迷惘。又一次我同学问我玩不玩塔罗牌,我说我不信这个,他说如果你信了它就很准,我说我唯物思想根深蒂固,信不了啊!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相信塔罗牌对未来的预测算是有信仰——这很可笑,只是当时说完那些话我就感到迷惘而且悲哀——我希望我能信点什么,除了唯物主义,因为它只让我们面对现实世界,世界没有这么肤浅。但我究竟信什么?
每年我爷爷奶奶去人满为患的庙里抢头香,庙里的电子显示屏上还滚动着这样的字幕:“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共建和谐寺庙”,香炉前写着烧香的步骤(烧香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和“文明烧香”的字样,但烟熏黑了写着这些提醒的纸,他们继续一捆一捆地像烧柴火一样烧香,然后求佛保佑。我常嘲笑他们,因为我不信这一套。但我究竟信什么?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毫无信仰的卡拉马佐夫?
我相信科学能解释很多现象,但我也坚信科学的能力有限,它到不了人的思想深处。高更有一幅画(我曾一度觉得这幅画很难看),它的名字是三个无比深奥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信仰“应该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科学并不能。
对于这幅画,艺术评论家罗博学写了一段对心灵冲击力很强的话:”也许,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商品经济时代,思考18世纪法国画家提出来的命题,无疑是一种冒险,所有具备这类思想的人,我们都成了疯子,成了白痴,成了畸形儿。我们也是苍天的宠儿。
大多数人在我们看来,只是自我麻醉行尸走肉一般活着。他们的灵与肉从来不肯结合。如此活着,如此死亡;如此开幕,如此谢幕。一切都是了无生趣,一切注定走向虚无和悲哀。”
陀氏为人们的信仰危机而感到惶恐,尼采却喜闻乐见,因为这有利于他“超人哲学”中的“超人”的产生,有的人可以陶醉于音乐艺术,陶醉于学术研究,但大多数人像叔本华《凡夫俗子的批判》中的“凡夫俗子”一样,如果失去了上帝,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于是就像伊万所说的那样,人们心底的道德根基将动摇,人们的行为将无所不可。没有来世,没有灵魂的救赎,人们都会这么想: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泛滥。这种想法在我国老百姓当中见的实在太多太多。
根据本书的序言:陀氏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万一上帝不存在了怎么办,那么对于陀氏来说,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闹剧,别的什么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无所不可,干什么都是合法的,甚至包括犯罪。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须把它们造出来。足以说明,这里的“上帝”并不仅仅是“背后世界”的造物主,而是一种信仰,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意义,找到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藏在人心里的魔鬼会指示人干很多不好的事,这样的事在我国时有发生,就举近一两年的例子: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大学生开车撞人以后为了避免麻烦直接把人砍死,还有农民捞到尸体之后挟尸要价等等,不胜枚举。有些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让那些人受到现世直接的惩罚,而有些事尽管被我们唾弃但并不触犯法律,但这些事不断触碰人的道德底线,活着根本没有底线。跟那些人说什么报应,什么灵魂不能得救,他们才不在乎。
一部好的小说要体现多种思想的绞杀,《卡拉马佐夫兄弟》显然是一部好的小说。比如,米嘉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米嘉的辩护人和公诉人的两番话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对同样的基督教义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这也是作者脑海中激战的思想。思想给人带来痛苦,一如它给高更带来折磨,对基督教义解释的多样性和其中的矛盾冲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作者忧心忡忡的那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一种理念或是一种价值观由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再加上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诠释者的不同意图,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就拿尼采的学说在中国受到的前后大相径庭的待遇来说。在20世纪,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由于尼采否定旧传统,旧道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跟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相吻合,尼采在我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拥有大批的鼓吹者,比如蔡元培,傅斯年和高长虹,但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一边倒一切都唯老大哥的马首是瞻,尼采也变成启示录中的古蛇那样“被扔在无底坑里关起来,用印封上,免得它再迷惑众人。”于是尼采成了反动哲学家,而改革开放后,又掀起了一股尼采热潮。
在这大起大落的变化中,并不是这一套学说本身产生了变化,但它的确被演绎成了完全不同的学说,更不必说二战期间被纳粹分子厚颜无耻地加以扭曲再奉为圭臬的尼采学说,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解释。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学说,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总会被人信仰,被人质疑,被人狂信,被人推翻。出于同样的原因,陀氏对上帝之死忧心忡忡。
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是儒教在中国的发展,儒教一开始的引人向善,后来成为官方正统哲学用来统一思想,之后逐渐没落以至于新文化运动时否定一切旧事物,连孔庙都不能幸免,被砸得粉碎。前几年却又在天安门广场塑了一尊孔子的青铜像,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宣扬传统文化,更有其他的利益关系。
在“破四旧”的时候,宗教信仰被斥为牛鬼蛇神而遭到彻底的摒弃,那时人们的信仰只能有一个就是毛主席,当时的社会环境应该使人生活得十分痛苦,但大多数人并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们没有思考,只需要信奉他们唯一的信仰,但有少数人有那样的勇气和清醒的意识去冒险。他们质疑两个凡是的方针,质疑那种绝对正确,没有局限性的理论,于是他们成了异类,但也正如罗博学所说的:“他们却是苍天的宠儿”。阿辽沙·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生追求真理。刚才提到的他们是中国的阿辽沙。
直到现在,虽说仍有余孽,当年的那股红色的狂热劲儿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但人们的精神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空虚。现在我国的米嘉·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很多,他们或者生活放荡奢靡,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毫无信仰,或者学识渊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同样毫无信仰。我国当下的社会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但这并不影响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而最可怕的莫过于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消费主义让我们听腻了“物欲横流”这个词,而极权主义控制了思想资源,思想资源决定意识,于是大多数人的精神都很空虚,造就了这个毫无信仰,无所不可的局面。生产食品的人毒害消费者,他们也互相喂对方吃毒食,旅游业的发展让当地居民变得越来越刁蛮,官商勾结日渐无法无天,总之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完全绝望,因为阿辽沙还是有一些的,他们追求真理,有献身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在思考。
中国的米嘉们,伊万们还有阿辽沙们,我看到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挣扎与顺从,迷惘和清醒,延期和热忱,还有他们本身的善良,邪恶,理想,现实,污浊,纯洁,这些兄弟三人集于一身的极端。
是否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让我们去信仰?以我浅陋的学识说不出它是否客观存在,但是人类一直在寻找,又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其他的地域因素,便像尼采说的那样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灵魂,中国也是,我们也在不停地寻找,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焦虑地等待戈多。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现在所笃信的。
——尼采
莫言曾说一部长篇小说不应该像一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而应该有多种思想的矛盾冲突。同样一个故事可以写成一篇短小的心灵鸡汤式的文字,也可以写成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著,前者通常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最后在结尾告诉读者其中的道理,这道理总是很片面。而后者则如一幅长卷徐徐铺展开来,它并不像寓言故事那样图穷匕见,相反,在在作者铺设的矛盾冲突中,我们一点一点地领会作者写这部书的良苦用心。
《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花边新闻或是杂志《知音》上的随便哪个故事都比它更加劲爆,但如果一部小说光是以情节取胜它就失败了。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英译普及本写序的曼纽埃尔·科姆洛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孜孜矻矻地苦心探索的专题概括为四个R:即揭示人的心灵隐秘(Revelation of Man's Secret Heart),革命(Revolution),俄罗斯(Rusia)和宗教(Religion)。真正使一部小说成功的,应该是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这些东西给俄国的读者带来了很深的触动,当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读者的共鸣。但我觉得我们并不必急着为俄罗斯的信仰危机担心,因为这场危机已经在我们国家肆虐了很久。
现在关心这个的人并不多,但我们在学校里偶尔会提及这些敏感的话题。我们的政治老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在一节政治课上,他说:“其实社会主义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从讲台前走下来,他又补充道:“从社会主义的讲台上走下来我才跟你们说这话。”的确,这比课本上所写的”使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要露骨得多。只有宗教能作为信仰,这种说法是狭隘的,一种学说,一种理念,只要能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作为信仰。现在中国老百姓的信仰状况大致是这样:有人受现代科技的熏陶,相信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和唯物主义来解释;有人什么都不信,排斥几乎一切,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一样;还有人十分愚昧,装神弄鬼,但迷信的人们相信有鬼神存在与”信仰“是两码事。他们的鬼神并不像能成为信仰的东西一样能解释人生,解释生死。
信仰缺失这个问题时常让我感到迷惘。又一次我同学问我玩不玩塔罗牌,我说我不信这个,他说如果你信了它就很准,我说我唯物思想根深蒂固,信不了啊!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相信塔罗牌对未来的预测算是有信仰——这很可笑,只是当时说完那些话我就感到迷惘而且悲哀——我希望我能信点什么,除了唯物主义,因为它只让我们面对现实世界,世界没有这么肤浅。但我究竟信什么?
每年我爷爷奶奶去人满为患的庙里抢头香,庙里的电子显示屏上还滚动着这样的字幕:“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共建和谐寺庙”,香炉前写着烧香的步骤(烧香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和“文明烧香”的字样,但烟熏黑了写着这些提醒的纸,他们继续一捆一捆地像烧柴火一样烧香,然后求佛保佑。我常嘲笑他们,因为我不信这一套。但我究竟信什么?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毫无信仰的卡拉马佐夫?
我相信科学能解释很多现象,但我也坚信科学的能力有限,它到不了人的思想深处。高更有一幅画(我曾一度觉得这幅画很难看),它的名字是三个无比深奥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信仰“应该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科学并不能。
对于这幅画,艺术评论家罗博学写了一段对心灵冲击力很强的话:”也许,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商品经济时代,思考18世纪法国画家提出来的命题,无疑是一种冒险,所有具备这类思想的人,我们都成了疯子,成了白痴,成了畸形儿。我们也是苍天的宠儿。
大多数人在我们看来,只是自我麻醉行尸走肉一般活着。他们的灵与肉从来不肯结合。如此活着,如此死亡;如此开幕,如此谢幕。一切都是了无生趣,一切注定走向虚无和悲哀。”
陀氏为人们的信仰危机而感到惶恐,尼采却喜闻乐见,因为这有利于他“超人哲学”中的“超人”的产生,有的人可以陶醉于音乐艺术,陶醉于学术研究,但大多数人像叔本华《凡夫俗子的批判》中的“凡夫俗子”一样,如果失去了上帝,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于是就像伊万所说的那样,人们心底的道德根基将动摇,人们的行为将无所不可。没有来世,没有灵魂的救赎,人们都会这么想: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泛滥。这种想法在我国老百姓当中见的实在太多太多。
根据本书的序言:陀氏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万一上帝不存在了怎么办,那么对于陀氏来说,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闹剧,别的什么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无所不可,干什么都是合法的,甚至包括犯罪。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须把它们造出来。足以说明,这里的“上帝”并不仅仅是“背后世界”的造物主,而是一种信仰,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意义,找到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藏在人心里的魔鬼会指示人干很多不好的事,这样的事在我国时有发生,就举近一两年的例子: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大学生开车撞人以后为了避免麻烦直接把人砍死,还有农民捞到尸体之后挟尸要价等等,不胜枚举。有些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让那些人受到现世直接的惩罚,而有些事尽管被我们唾弃但并不触犯法律,但这些事不断触碰人的道德底线,活着根本没有底线。跟那些人说什么报应,什么灵魂不能得救,他们才不在乎。
一部好的小说要体现多种思想的绞杀,《卡拉马佐夫兄弟》显然是一部好的小说。比如,米嘉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米嘉的辩护人和公诉人的两番话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对同样的基督教义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这也是作者脑海中激战的思想。思想给人带来痛苦,一如它给高更带来折磨,对基督教义解释的多样性和其中的矛盾冲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作者忧心忡忡的那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一种理念或是一种价值观由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再加上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诠释者的不同意图,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就拿尼采的学说在中国受到的前后大相径庭的待遇来说。在20世纪,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由于尼采否定旧传统,旧道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跟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相吻合,尼采在我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拥有大批的鼓吹者,比如蔡元培,傅斯年和高长虹,但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一边倒一切都唯老大哥的马首是瞻,尼采也变成启示录中的古蛇那样“被扔在无底坑里关起来,用印封上,免得它再迷惑众人。”于是尼采成了反动哲学家,而改革开放后,又掀起了一股尼采热潮。
在这大起大落的变化中,并不是这一套学说本身产生了变化,但它的确被演绎成了完全不同的学说,更不必说二战期间被纳粹分子厚颜无耻地加以扭曲再奉为圭臬的尼采学说,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解释。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学说,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总会被人信仰,被人质疑,被人狂信,被人推翻。出于同样的原因,陀氏对上帝之死忧心忡忡。
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是儒教在中国的发展,儒教一开始的引人向善,后来成为官方正统哲学用来统一思想,之后逐渐没落以至于新文化运动时否定一切旧事物,连孔庙都不能幸免,被砸得粉碎。前几年却又在天安门广场塑了一尊孔子的青铜像,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宣扬传统文化,更有其他的利益关系。
在“破四旧”的时候,宗教信仰被斥为牛鬼蛇神而遭到彻底的摒弃,那时人们的信仰只能有一个就是毛主席,当时的社会环境应该使人生活得十分痛苦,但大多数人并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们没有思考,只需要信奉他们唯一的信仰,但有少数人有那样的勇气和清醒的意识去冒险。他们质疑两个凡是的方针,质疑那种绝对正确,没有局限性的理论,于是他们成了异类,但也正如罗博学所说的:“他们却是苍天的宠儿”。阿辽沙·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生追求真理。刚才提到的他们是中国的阿辽沙。
直到现在,虽说仍有余孽,当年的那股红色的狂热劲儿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但人们的精神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空虚。现在我国的米嘉·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很多,他们或者生活放荡奢靡,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毫无信仰,或者学识渊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同样毫无信仰。我国当下的社会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但这并不影响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而最可怕的莫过于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消费主义让我们听腻了“物欲横流”这个词,而极权主义控制了思想资源,思想资源决定意识,于是大多数人的精神都很空虚,造就了这个毫无信仰,无所不可的局面。生产食品的人毒害消费者,他们也互相喂对方吃毒食,旅游业的发展让当地居民变得越来越刁蛮,官商勾结日渐无法无天,总之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完全绝望,因为阿辽沙还是有一些的,他们追求真理,有献身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在思考。
中国的米嘉们,伊万们还有阿辽沙们,我看到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挣扎与顺从,迷惘和清醒,延期和热忱,还有他们本身的善良,邪恶,理想,现实,污浊,纯洁,这些兄弟三人集于一身的极端。
是否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让我们去信仰?以我浅陋的学识说不出它是否客观存在,但是人类一直在寻找,又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其他的地域因素,便像尼采说的那样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灵魂,中国也是,我们也在不停地寻找,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焦虑地等待戈多。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现在所笃信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