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造的东西减少，人造的东西增多
神造的东西减少，人造的东西增多
木叶
美国散文家约翰•巴勒斯说，有的人把自己像种子似的播撒在土地上。我想，苇岸便是这么一个人，一粒种子。
是《瓦尔登湖》改变了苇岸，这不仅指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更关键的是，他的生活和自然真正相遇了。在梭罗看来，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有同时改善房屋中的人。梭罗的思考与践行，均指向生活的意义，自然与人类文明、野性与社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更高的和谐。再加上诸多作家作品和岁月的洗礼，苇岸的文字越发趋近大地的美学。
苇岸曾表示对工业文明感到悲哀，并有所抵触。事实上，他并不是无视城市的意义，以及现代文明和科技向上的一面。而现代精神，也理应包含对现代文明中负面部分的审视。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隐退，“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神性消减，自然在远去，那些耗损甚至毁灭人类的因素不断到来。他心性柔软，葆有一种在这个时代更可能萌生也更可宝贵的、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宇宙保持最原始的亲密，以谦卑而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世界。
“人的完整性”，也是苇岸所珍视的。在这方面，梭罗和托尔斯泰极具感召力，他们避开了很多，也开启了很多，内心无限缤纷。苇岸39岁的一生，未止息对自我的完善，彰显了文本、思想和真实生活三者的合一。他活得很认真：为邻居胡蜂做小传；观察太阳的道路怎么会发生弯曲；定时定点记录田地上的节气更迭；心无怨恨，相信每天所见的人都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倾心于非暴力的思想，同时还是一个素食者，为自己重病期间未能谨守信念而懊悔……他曾编有散文选《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所收十人中也包括“苇岸”。他为不失时机地选了自己而“深怀愧意”。多年前的一本集子，而今看来，选谁没选谁，已不那么重要，若论文字，他当之无愧。
“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雪也许是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果实，被一场世界之外的大风刮落”；“仿佛一条流向沙漠的河，延伸便意味着消失”……他对大地与真理的诠释，质拙而曼妙；他的诗歌生涯浅尝辄止，却留下了诗意；他的思考，素朴而悠远。他不是借景抒情，借自然言志，他写的胡蜂是真胡蜂，驴子是真驴子，田野是真田野……
海子生前曾去苇岸处，找关于大地的书。这样的作品很少，在中国尤甚。而今有了，那首先便是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以及他那些并不以此为名、却泛着同样光色的篇章。
林贤治指出，苇岸作品所奔赴的“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此说，有见地，亦有弹性。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保主义等框架内谈论他，当然，他最早笔涉这几方面且最具实绩，人们在做研究时也不免会引入参照系，然而这种确认与强调，也可能局限和窄化了他，就像一个人喜欢《瓦尔登湖》或《禅定荒野》，与它属于什么文学有多大关系？好的文字，终将超拔于类别的外衣，令人们不断发现字里行间的美与思。
苇岸关于编选问题的愧意与反思，还在另一维度触动我，即，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写字的人对“话语权”（无关大小）的态度。苇岸未必没有私念，没有偏执，但他所尊重并惜取的，是大于自己的存在，是一己生命之外的生命，一己才华之外的才华，是一种良善，一种土地般的温厚与旷远。这一切，化在了他的文字之中，是汉语从容而有静气地对大自然的抚摸，对人类以及“人类的身旁”的注目。
说他非凡，说他圣徒，说他大地之子，均有几分道理，终究，他完成了对自我与自然的双重发现，丰富了文字之美。不过，我仍为之惋惜。他是一个未充分完成的作家，这不单指英年早逝，所写文章二十万字上下，《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极可能成为一个自然与科技、古老与现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卓越文本，却未及告竣……我想从他所列的两个名单谈起，作家的自述不可全信，却也意味深长。
1994年，在《一个人的道路》里苇岸说，为自己确立了信仰、塑造了写作面貌的人主要有：梭罗、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对此名单，已不止一人有过探讨。满目皆是人类星空中熠熠生辉者，却偏偏未提中国人。他还说，对于《红楼梦》也是陌生的，因为缺少阅读的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1997年，《在散文的道路上》一文中，他另列有一个作家作品的名单，较之上一次，不知是漏写还是有意，总之没有惠特曼，另外增补了十几个人，特别是思想性的作家，如卢梭、奥勒留、史怀泽。接下来，终于谈到了中国人：陶渊明、范仲淹、苏轼、鲁迅、丰子恺、巴金、张承志、一平等。且不说人数上的悬殊，对于这些中国人，亦不过是“比较喜欢”（他曾称自己生活在某些外国作家“阴影”中）。整体而言，他就像苛责自己一样，苛责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他曾提及，海子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把一切都变成趣味。不过，海子是建立在博览经典的基础上，且并非一概弃之不顾，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老子庄子屈子等均曾是他的源头活水，在名作《亚洲铜》里他便写道，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苇岸自是知道鲁迅在这方面的名言，但未必深思过，那是有着历史背景和话语意图的，鲁迅的旧学功底和深刻性有几人可及？又比如苇岸所服膺的梭罗，仅《瓦尔登湖》里便多次援引孔子，以及孟子、曾子的话和典故。可惜，苇岸未能很好地反省和回眸。距离去世还有两年时，他依然坦言，对自己民族的文学所读甚少。虽说事实上，他和他的文字所受中国自然观、中国文学的浸染并不算小（如对老子有认同），却未多迈出一步。源远流长的汉风之美、母语之美，未能成为他自觉而持续发掘与汲取的营养。他的创作，便也错过了些什么。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黛玉葬花……这些均是与大自然的相生相知、美妙交流。苇岸的旨趣，原本与此是相通的。如若换一种视角去体认，去感悟，就可能经由这些文学遗产的本意，发现其远意，以及在当下可能焕发的新意。
我越是钦佩苇岸，便越是感到可惜，除了自身的天赋和敏察，他更多的是借重于外来的理论成果、文化资源，并没有太多关于土地与自然的创见，也缺乏对于科技与未来更深入的辩证思考。
终究，也无所谓惋惜或遗憾，或者说，这些一道构成了苇岸及其独特性。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他在世时的20世纪末，还是新世纪以来，他的美好、良善、纯粹、清洁、简净绵远，以及他未竟的那些部分，均折射出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的匮乏。
从《大地上的事情》，到另几本书中所收文字（日记值得全部整理出版），一以贯之的是，博爱，勿贪，少些功利之心，多些生命敬畏，多余的钱只能买多余的东西，过分的欲望只会过分地耗毁人类……
无论科技如何炫目发达，社会如何多元复杂，人也不能忘记自己所从来之处。就此而言，大地召唤更多的像苇岸这样的人，他们是不灭的“种子”，相信天地万物是一个共同体，小到一棵野草、一声鸟鸣，也拥有本真而神圣的使命，人类奢谈什么征服，又凭什么傲慢而颟顸？
这样的人，这样的姿态，看似有些保守，却是真正面向未来的。
（《文汇报•笔会》2014/07/17
刊出时标题被改为“大地召唤更多像苇岸这样的人”）
木叶
美国散文家约翰•巴勒斯说，有的人把自己像种子似的播撒在土地上。我想，苇岸便是这么一个人，一粒种子。
是《瓦尔登湖》改变了苇岸，这不仅指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更关键的是，他的生活和自然真正相遇了。在梭罗看来，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有同时改善房屋中的人。梭罗的思考与践行，均指向生活的意义，自然与人类文明、野性与社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更高的和谐。再加上诸多作家作品和岁月的洗礼，苇岸的文字越发趋近大地的美学。
苇岸曾表示对工业文明感到悲哀，并有所抵触。事实上，他并不是无视城市的意义，以及现代文明和科技向上的一面。而现代精神，也理应包含对现代文明中负面部分的审视。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隐退，“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神性消减，自然在远去，那些耗损甚至毁灭人类的因素不断到来。他心性柔软，葆有一种在这个时代更可能萌生也更可宝贵的、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宇宙保持最原始的亲密，以谦卑而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世界。
“人的完整性”，也是苇岸所珍视的。在这方面，梭罗和托尔斯泰极具感召力，他们避开了很多，也开启了很多，内心无限缤纷。苇岸39岁的一生，未止息对自我的完善，彰显了文本、思想和真实生活三者的合一。他活得很认真：为邻居胡蜂做小传；观察太阳的道路怎么会发生弯曲；定时定点记录田地上的节气更迭；心无怨恨，相信每天所见的人都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倾心于非暴力的思想，同时还是一个素食者，为自己重病期间未能谨守信念而懊悔……他曾编有散文选《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所收十人中也包括“苇岸”。他为不失时机地选了自己而“深怀愧意”。多年前的一本集子，而今看来，选谁没选谁，已不那么重要，若论文字，他当之无愧。
“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雪也许是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果实，被一场世界之外的大风刮落”；“仿佛一条流向沙漠的河，延伸便意味着消失”……他对大地与真理的诠释，质拙而曼妙；他的诗歌生涯浅尝辄止，却留下了诗意；他的思考，素朴而悠远。他不是借景抒情，借自然言志，他写的胡蜂是真胡蜂，驴子是真驴子，田野是真田野……
海子生前曾去苇岸处，找关于大地的书。这样的作品很少，在中国尤甚。而今有了，那首先便是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以及他那些并不以此为名、却泛着同样光色的篇章。
林贤治指出，苇岸作品所奔赴的“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此说，有见地，亦有弹性。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保主义等框架内谈论他，当然，他最早笔涉这几方面且最具实绩，人们在做研究时也不免会引入参照系，然而这种确认与强调，也可能局限和窄化了他，就像一个人喜欢《瓦尔登湖》或《禅定荒野》，与它属于什么文学有多大关系？好的文字，终将超拔于类别的外衣，令人们不断发现字里行间的美与思。
苇岸关于编选问题的愧意与反思，还在另一维度触动我，即，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写字的人对“话语权”（无关大小）的态度。苇岸未必没有私念，没有偏执，但他所尊重并惜取的，是大于自己的存在，是一己生命之外的生命，一己才华之外的才华，是一种良善，一种土地般的温厚与旷远。这一切，化在了他的文字之中，是汉语从容而有静气地对大自然的抚摸，对人类以及“人类的身旁”的注目。
说他非凡，说他圣徒，说他大地之子，均有几分道理，终究，他完成了对自我与自然的双重发现，丰富了文字之美。不过，我仍为之惋惜。他是一个未充分完成的作家，这不单指英年早逝，所写文章二十万字上下，《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极可能成为一个自然与科技、古老与现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卓越文本，却未及告竣……我想从他所列的两个名单谈起，作家的自述不可全信，却也意味深长。
1994年，在《一个人的道路》里苇岸说，为自己确立了信仰、塑造了写作面貌的人主要有：梭罗、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对此名单，已不止一人有过探讨。满目皆是人类星空中熠熠生辉者，却偏偏未提中国人。他还说，对于《红楼梦》也是陌生的，因为缺少阅读的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1997年，《在散文的道路上》一文中，他另列有一个作家作品的名单，较之上一次，不知是漏写还是有意，总之没有惠特曼，另外增补了十几个人，特别是思想性的作家，如卢梭、奥勒留、史怀泽。接下来，终于谈到了中国人：陶渊明、范仲淹、苏轼、鲁迅、丰子恺、巴金、张承志、一平等。且不说人数上的悬殊，对于这些中国人，亦不过是“比较喜欢”（他曾称自己生活在某些外国作家“阴影”中）。整体而言，他就像苛责自己一样，苛责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他曾提及，海子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把一切都变成趣味。不过，海子是建立在博览经典的基础上，且并非一概弃之不顾，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老子庄子屈子等均曾是他的源头活水，在名作《亚洲铜》里他便写道，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苇岸自是知道鲁迅在这方面的名言，但未必深思过，那是有着历史背景和话语意图的，鲁迅的旧学功底和深刻性有几人可及？又比如苇岸所服膺的梭罗，仅《瓦尔登湖》里便多次援引孔子，以及孟子、曾子的话和典故。可惜，苇岸未能很好地反省和回眸。距离去世还有两年时，他依然坦言，对自己民族的文学所读甚少。虽说事实上，他和他的文字所受中国自然观、中国文学的浸染并不算小（如对老子有认同），却未多迈出一步。源远流长的汉风之美、母语之美，未能成为他自觉而持续发掘与汲取的营养。他的创作，便也错过了些什么。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黛玉葬花……这些均是与大自然的相生相知、美妙交流。苇岸的旨趣，原本与此是相通的。如若换一种视角去体认，去感悟，就可能经由这些文学遗产的本意，发现其远意，以及在当下可能焕发的新意。
我越是钦佩苇岸，便越是感到可惜，除了自身的天赋和敏察，他更多的是借重于外来的理论成果、文化资源，并没有太多关于土地与自然的创见，也缺乏对于科技与未来更深入的辩证思考。
终究，也无所谓惋惜或遗憾，或者说，这些一道构成了苇岸及其独特性。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他在世时的20世纪末，还是新世纪以来，他的美好、良善、纯粹、清洁、简净绵远，以及他未竟的那些部分，均折射出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的匮乏。
从《大地上的事情》，到另几本书中所收文字（日记值得全部整理出版），一以贯之的是，博爱，勿贪，少些功利之心，多些生命敬畏，多余的钱只能买多余的东西，过分的欲望只会过分地耗毁人类……
无论科技如何炫目发达，社会如何多元复杂，人也不能忘记自己所从来之处。就此而言，大地召唤更多的像苇岸这样的人，他们是不灭的“种子”，相信天地万物是一个共同体，小到一棵野草、一声鸟鸣，也拥有本真而神圣的使命，人类奢谈什么征服，又凭什么傲慢而颟顸？
这样的人，这样的姿态，看似有些保守，却是真正面向未来的。
（《文汇报•笔会》2014/07/17
刊出时标题被改为“大地召唤更多像苇岸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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