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也有“普世价值”？

现代公民是不是需要学习说理？当然需要！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公共空间透明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公民更应该知道怎样摆事实、讲道理。否则，只会让无端的嘲讽、谩骂和谣言占据这来之不易的公共话语领地。因此，当这本《明亮的对话》上架时，我是很有期待感的，因为它的副标题正是“公共说理十八讲”，而作者徐贲也略有耳闻，是长期关注“公共生活”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并非油腔滑调的民间激愤之徒，文笔应该也是那种畅晓明白的知性风格。

谁知，在书店翻过几次之后，决定还是暂且不予购置。从图书馆借来读过一遍之后，更证实了我对此书的一些疑虑。首先，是体例编排的杂乱。除去序言、前言和后记，全书的主体由十八篇围绕“说理”而作的“随笔”组成。作者似乎十分强调“随笔”（essay）这种舶来写作形式的个性化和灵活度，却忽视了这“十八讲”内在逻辑上的安排，特别是从第八讲开始，原本应该是阐述说理的伦理层面和价值层面，但其中穿插了美国学生作文举隅、什么是公民教养、歪理并非说理、非说理宣传的危害等内容，完全是指哪打哪，倘若没有诗一般的思维跳跃性，是很难以把握的。

其次，对“说理”、“修辞”、“对话”等概念，作者似乎有所混淆或有所回避。特别是“修辞”一词，古典和现代的用法是大相径庭的，中国与西方的用法也差异很大。古典意义上的修辞，是古希腊智者学派信奉的一种“说服技艺”，柏拉图是极其反感的，因为这只会讨好和奉承公民，使之丧失德性和灵魂。古代中国的修辞是“文”，虽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巧言令色，鲜矣仁”，古人排斥过多的“文”，主张“慎辞”。到了现代，“修辞”才慢慢变成一种很“正确”的“演讲和口才”，但也存在着文章修辞、日常修辞和政治修辞等不同领域内的运用差别。作者很干脆地排除了古代中国的修辞言说，直接借用了古希腊修辞理论，对现代公共对话进行了一次十分“穿越”的阐释，定义不清和理路混乱便在所难免了。

第三，到底是谁来说理？通读全书之后，这是让我最为困惑的一点。作者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一方面又铺天盖地地引用了“文革话语”、“国家宣传”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修辞学’”来大加鞭挞，而舍弃了当前充斥网络的大量非理性宣泄、谣言等活生生的反面例子。这样的例证取舍令人生疑：到底是我们的公民需要教育还是我们的国家需要教育？看到最后一讲，我明白了，作者无非在说，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对话平台上来说理，才是有教养的公民说理，才是“自由的”和“民主的”。而所谓“普世价值”，不言而喻，就是西方价值观。这是作者写作的预设，是“在美国大学里教说理写作已经20多年”的经验之谈，是本书的重心所在。

然而，作者恰恰在这里掉进了自己的理论悖论中。在第一讲中，他说“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而到了最后一讲，却归结到“美国的新民主”。这不正是一只慢慢攥紧的拳头吗？退一步说，非要讲“普世价值”的话，我们祖先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就一定不可以吗？中国的古人“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样温文尔雅的修辞术，较之西方智者修辞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古希腊最有智慧的哲人苏格拉底，正是命丧于“民主”的公民大会之手。苏格拉底至死都不予辩论，是否正表达了他对“民主说理”的一种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