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海星在乎，我们也在乎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来临，“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这个话题的横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关注，终于有媒体开始系统性地报道男女生在就业时遇到的性别歧视了。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上约定俗成地被认定为要多负起照顾家庭、生儿育女的责任，企业在选人的时候自然愿意选择将更多精力放在事业发展上的男性。热播剧《我们结婚吧》中女主角杨桃过了三十岁还没结婚，公司为预防她接下来要请婚假、产假，就不再和她续签合同的情况并不是文艺作品的夸张，而是普遍存在于生活中的现实。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歧视”这个词用的过重了，看看网民们对此类新闻的评论就知道了。很多人（绝大部分是男性）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男生”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理由粗看起来有几分道理，例如“男生可以多做体力活，女生不行”、“男生更适应加班，女生都要忙着谈恋爱”、“结婚后的女人对工作的专注程度不如男性”等等。但是细究起来，这些理论也都是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偏见，和“偷井盖的都是河南人”或是“见到黑人要提防被抢劫”等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作为一名女性，尽管我在就业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只是略微抱怨了几句，并没有认为这足以上升到性别平等的层面上来讨论。因此，当我看到《天空的另一半》的作者尼可拉斯和雪莉提出：“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时，我才恍惚意识到，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接受了男女差别待遇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的观念，对侵害到自身权益的事件开始视而不见了。
曾几何时，我是个誓要与班里最优秀的男生争个高低的女生，甚至联合女生和男生们就“男人和女人谁更优秀”这种大而无当的论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曾经我对印度火烧新娘和非洲女孩被施行外阴切除的遭遇义愤填膺，几欲落泪。可是现在的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太多的不公和苦难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新鲜度消退之后就被抛到了脑后。我认为这是大脑对敏感脆弱的心灵的保护，当你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改变现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自己太在乎。
不过，尼可拉斯和雪莉知道如何唤醒一颗颗业已麻木的心灵，《天空的另一半》不是一本单纯地列举性别不公带来的惨剧和社会性问题的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给每一个找借口说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指出了道路和方向的书。
作为两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可拉斯和雪莉这对伉俪深谙读者心理。他们知道，“统计数据会让人愈看愈麻木，鼓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反而是个人的故事。”所以在书中除了必要的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以外，例如：“每四分钟，一名印度女孩死于性别歧视；每一分钟，一名孕产妇死亡；每十秒钟，世界某处有一名女孩被强制切除外阴，而且大多没有打麻药。”他们着力记录的是那些平凡的妇女们的故事。被人贩子拐卖到泰国卖给妓院的柬埔寨少女拉思、因为难产造成瘘管导致的大小便失禁和瘫痪的埃塞俄比亚少女玛哈苞巴、受尽家庭暴力虐待的巴基斯坦妇女扎伊尔玛……她们的遭遇是千百年来遭受性别歧视待遇的女性的缩影，然而，只要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给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和经济的自主权，这些受地狱之火淬炼而涅槃的女人们，将比火凤凰更加自信而耀目。
圣雄甘地说：“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作者认为，扭转性别歧视的最好方法，不是单纯地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或是捐款就可以的，而是要帮助女性施展才能，进入学校、职场、政府和市场。这不仅仅是一项人权事业，尼可拉斯和雪莉在书中举例论证，要缓和那些被各种冲突折磨的社会现状，包括战争和恐怖主义、人口压力和环境问题、贫穷和收入差距等，赋权女性是一种解决之道。一来提升经济，二来调和男性当道的价值观。“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困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
除了提出“赋权女性比单纯的正义更重要”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之外，尼可拉斯和雪莉夫妇还是积极站在解救妇女脱离困境前线的战斗者。尽管他们有的时候暗访妓院，倾尽积蓄也只能赎买几个少女，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斗争着。就像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给他们讲的寓言那样：一名男子对着在海滩上不断忙碌将冲上岸的海星丢回海里的小男孩说：“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道吗？你怎么做都是没用的！谁在乎你这么做？”男孩说：“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起码这只海星会在乎。”是的，这只海星在乎，我们也在乎，即使一次只解救一名妇女，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刊于6.22《晶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作为商业用途的请豆邮征询，谢谢）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歧视”这个词用的过重了，看看网民们对此类新闻的评论就知道了。很多人（绝大部分是男性）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男生”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理由粗看起来有几分道理，例如“男生可以多做体力活，女生不行”、“男生更适应加班，女生都要忙着谈恋爱”、“结婚后的女人对工作的专注程度不如男性”等等。但是细究起来，这些理论也都是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偏见，和“偷井盖的都是河南人”或是“见到黑人要提防被抢劫”等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作为一名女性，尽管我在就业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只是略微抱怨了几句，并没有认为这足以上升到性别平等的层面上来讨论。因此，当我看到《天空的另一半》的作者尼可拉斯和雪莉提出：“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时，我才恍惚意识到，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接受了男女差别待遇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的观念，对侵害到自身权益的事件开始视而不见了。
曾几何时，我是个誓要与班里最优秀的男生争个高低的女生，甚至联合女生和男生们就“男人和女人谁更优秀”这种大而无当的论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曾经我对印度火烧新娘和非洲女孩被施行外阴切除的遭遇义愤填膺，几欲落泪。可是现在的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太多的不公和苦难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新鲜度消退之后就被抛到了脑后。我认为这是大脑对敏感脆弱的心灵的保护，当你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改变现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自己太在乎。
不过，尼可拉斯和雪莉知道如何唤醒一颗颗业已麻木的心灵，《天空的另一半》不是一本单纯地列举性别不公带来的惨剧和社会性问题的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给每一个找借口说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指出了道路和方向的书。
作为两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可拉斯和雪莉这对伉俪深谙读者心理。他们知道，“统计数据会让人愈看愈麻木，鼓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反而是个人的故事。”所以在书中除了必要的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以外，例如：“每四分钟，一名印度女孩死于性别歧视；每一分钟，一名孕产妇死亡；每十秒钟，世界某处有一名女孩被强制切除外阴，而且大多没有打麻药。”他们着力记录的是那些平凡的妇女们的故事。被人贩子拐卖到泰国卖给妓院的柬埔寨少女拉思、因为难产造成瘘管导致的大小便失禁和瘫痪的埃塞俄比亚少女玛哈苞巴、受尽家庭暴力虐待的巴基斯坦妇女扎伊尔玛……她们的遭遇是千百年来遭受性别歧视待遇的女性的缩影，然而，只要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给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和经济的自主权，这些受地狱之火淬炼而涅槃的女人们，将比火凤凰更加自信而耀目。
圣雄甘地说：“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作者认为，扭转性别歧视的最好方法，不是单纯地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或是捐款就可以的，而是要帮助女性施展才能，进入学校、职场、政府和市场。这不仅仅是一项人权事业，尼可拉斯和雪莉在书中举例论证，要缓和那些被各种冲突折磨的社会现状，包括战争和恐怖主义、人口压力和环境问题、贫穷和收入差距等，赋权女性是一种解决之道。一来提升经济，二来调和男性当道的价值观。“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困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
除了提出“赋权女性比单纯的正义更重要”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之外，尼可拉斯和雪莉夫妇还是积极站在解救妇女脱离困境前线的战斗者。尽管他们有的时候暗访妓院，倾尽积蓄也只能赎买几个少女，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斗争着。就像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那卡给他们讲的寓言那样：一名男子对着在海滩上不断忙碌将冲上岸的海星丢回海里的小男孩说：“海滩上有多少海星你知道吗？你怎么做都是没用的！谁在乎你这么做？”男孩说：“至少对这只是绝对有用的，起码这只海星会在乎。”是的，这只海星在乎，我们也在乎，即使一次只解救一名妇女，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刊于6.22《晶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作为商业用途的请豆邮征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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