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瑚琏大侠
2014-06-24 看过
中国的现代史波澜壮阔。五四运动的灭祖灭宗的自我否定,四九年的终于站起来了,到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史走过了一条从躁动不安到重新理性现实地对待这个世界的一条演化之路。似乎今天,中国又站到了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多么振奋人心的话呀,百年之后,也能让人感受到当时人们忘我而怒吼的声音。千百年来,每当家国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总是不乏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是他们,支撑了中华民族一路走来,虽百折而不挠。

就一个群体的发展来说,其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都有其必然性。愚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主要在于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反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符合了当时国人那种反帝,超越帝国主义的心理要求;第二马克思主义有现实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性,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了国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和鼓舞。对于那个救亡高于一切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那么势所必然的了。

而反观其对立面,传统的维护者新儒家,则显得那样胆怯而小气。这些所谓哲学大师们,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框子里打圈圈,不是程朱,就是陆王,在狭小的书斋里仰望着月亮思索着人该怎样。而根本没有站在时代的新高度,根据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重新审视其理论的合理性。就心性而谈心性,而不去关注人的生活和需要本身。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前途。就像李泽厚所说,‘现代新儒学不管是熊、梁、冯、牟,不管是刚健、冲力、直觉、情感、理智逻辑或道德本体,由于都没有真正探究到人类超生物性能、力量和存在的本源所在,便并不能找到存有与活动、必然与自然、道德与本体的真正关系’。

其中的所谓喝了洋墨水的专业人士冯友兰,就更加是邯郸学步了。拿了一些欧美的哲学名词和形式,把传统儒家的东西装了进去,就以为自己是博通今古了。冯友兰的天地境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也只是谈仁的境界,没有谈过天地境界。孔子还说自己也没有达到仁这个境界,其门下最贤的弟子颜回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的则只能是日月至矣。所谓仁,我理解就是一种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是身体和心灵达到高度和谐的一种体验。至于天地境界,其内容非常玄虚,但恐怕是人所达不到的。因为人永远有着自己的局限性,人的知识可以无限增加但没有终点。我们所理解的天地,次第言之,首先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天地,其次是地球人所理解的天地,再其次是银河系人所理解的天地,再其次是宇宙人所理解的天地。焉不知,宇宙之外亦有天地乎?

关于未来,中国应该怎么样发展,李泽厚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他说,千百年来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美丽、健康的理想,是不是可以不通过乌托邦的整体工程和革命实践,而通过局部制度的不断创造、积累、摸索、改善而缓慢地逐渐实现呢?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向美国看齐,重复资本主义的道路呢?十二亿人如果有一天都处在今日美国的境地中,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为什么人类不可以有更好的理想呢? 下个世纪以后将日益成为以教育为中心的时代,人文知识的责任就更重大。这也就是我所希冀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典希腊,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提出了人性问题。这次文艺复兴则可能回归古典东方,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性。这也就是我讲的‘西体中用’的遥远前景。这样,也才能使这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一条真正的新路,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1. 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2. 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3.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这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4. 而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五四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
5. 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从而,一切问题、所有出路便集中在这个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焦点上。承认或拒绝、积极参加或退避拒绝阶级斗争,就日益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一条基本区划界限。
6. 但最以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在理论上弄清了两者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原则貌似而实非的差异,还不如说主要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正是这些,符合了急迫追求实效的当时青年们的现实要求和中国实用理性的无意识心理传统。
7. 任何理解都有理解者本身的历史性因素在内。历史离不开历史解释者本身的历史性。也正因为如此,理解传统亦既是理解自身,理解自己也只有通过理解传统而具体实现。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8. 这方面,西方资本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一些政法理论及实践,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议会制度等等,应该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值得借鉴的。想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和改革,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9.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的启蒙方面,就这样延续表现为某种对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的追寻和鞭挞,表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即要求或企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人,来注入到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10. 所以,科玄论战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的讲求探讨,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
11. 当时历史的逻辑是‘救亡’,是反抗侵略,寻求国家富强、社会解放。‘玄学派’强调的是个体自由、意志自由、个性独立,比较起来,后者的重要性迫切性显然远逊于前者。
12.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融合,唯物史观以决定论的历史必然的因果关系来建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都非常适应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理性的传统心态和传统精神。
13. ‘救亡’在三十年代初愈趋急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正虎视眈眈地窥伺华北,一切闲情逸致和悠散的时刻,一切学院派的‘纯正’科学和‘无利害关系’的学术探讨,在家国危亡之际,似乎都有玩物丧志之嫌。正因为整个局势的这种状况,有着以整套完备理论又能切实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因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而淹没退缩,刚好相反,它在青年一代中反而更加热烈地被接受、被传播、被欢迎。
14. 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再次科学(学术)地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明确无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创造性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
15. 例如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半’,究竟是什么意义,如何规定,有多少数量统计材料来作为根据,便从来没有进一步的研究、阐明,并且由于以后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结论,也就似乎不需要科学证明了。这些,显然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并不利于科学发展。但由于革命战争中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科学,于是科学逐渐成了意识形态的恭顺仆从,甚至有时成为牺牲品。
16. 而这,恰恰又是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再次表现。强调理论、知识、智慧为现实事务服务,一向缺乏并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独立意识,本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这无疑在现代接受和造成上述状态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17. 但是,从整体上说,胡风确是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捍卫者,是着重于继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包括欧化语言和形式,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斗争来创造民族文艺及其形式的代表。他注意‘启蒙’,注意暴露‘国民性’,注意文艺的形式也必须具有新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他无疑在理论上是更为正确的一方。
18. 比起来,胡风虽然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斗争,强调从内容出发,但他多半是从文艺自身特殊规律(包括审美规律在内)来谈论的。因此在毛的讲话面前,便显得远为单薄、迂阔、空洞而不切于事情了。
19. 白话文作为工具和武器,极大地加速了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鼓动力量和社会影响局面,也极大地帮助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与民众的大联合。
20. 胡适曾想分开启蒙与救亡,这不但根本没办到和办不到,而且也说明他并不了解白话文运动及其提倡者自己之所以能在思想史上拥有如此地位的真实历史原因。历史向来就这样嘲弄着人们。
21. 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
22. 自由主义的民主派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甚至某种程度在学术舞台上)始终没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做出自己的独立演出。这是中国现代的特点,也是它的悲剧。
23.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24.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将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25. 总之,陈独秀是一位有热血有良知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以致被人们故意遗忘,但历史将公正地证明他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影响。
26.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27. 宇宙真理才是‘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也就是‘思想道德’,所以,‘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则沛乎不可御矣’。
28. 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喜也。
29.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可也。
30. 在他那里,‘动力’的欲求,‘贵我’的意志,‘通今’的理性,三者相互渗透交织,结成了青年毛泽东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雏形。
31.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促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南。
32. 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
33.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34. 从思想史的层面看,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扬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把‘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
35. 刘少奇明确提出有名的‘驯服工具论’,即为了革命,共产党员应该‘把一切献给党’,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
36. 总起来看,强调思想改造,个人修养,确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实践活动。重视思想意识和个人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
37. 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便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变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认为是它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38. 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距已相当遥远了。‘政治挂帅’和道德至上使根植于小生产、保护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披着新装上市。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上,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39. 所以,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或简单描述为一场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便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
40. 当然,有从一开始甚至五十年代初便有过正确的疑惑和深刻看法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通过‘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而觉醒的。
41. 所以,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更是建设的哲学。不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建设,而且因为建设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更为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事情,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批判,是并不能建设出新文明的。我们要从人类总体的宏观历史角度来鲜明地提出这个观点。
42. 辛亥这一代的心态只开始转换,传统还占压倒优势;五四这一代却勇敢地突破传统,正式实现这一转换。如果说,前者还只是黎明前的序幕,那么,新时代的黎明现在便正式揭幕了。
43. 之所以朦胧,则不仅在于传统政体的解体、古旧秩序的破坏,带给未来中国走向何处的前景是含混未定的,而且正因为传统价值和旧有观念控制力量的褪色,人生道路和生活目标的多样可能,个体不再完全依附于官场、制度和群体,自我选择的突出,自我责任感的加重,个体对前景的探索、追求也是朦胧未定的。
44. 他们在‘思想感情的方式’(放大地说即文化心理结构)上,即承续了传统,例如前说的亲子之爱,同时又具有了近现代个性解放和自我独立的意识,那种种温柔、呼喊、苦闷、无聊、寻觅、伤感。。。已是近现代的个体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所高举远慕的,不再是儒家、道家或佛学,而是充满着近现代人的追求意识了。
45.这种主观性不是五四时代那种个体主义的多愁善感,恰恰相反,这里的主观性表现为所要求的‘思想性’,即以明确的目的、意识和观念来指引创作。
46. 比起工农兵的单纯、明净、朴实、健壮来,知识者的心灵的确是更为复杂、肮脏、卑微、琐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嫉妒、贪婪、虚伪、做作,各种各样的钻营苟且、患得患失、狭隘小气以及无事生非、无病呻吟,等等,等等。
47. 大体说来,本文以为,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48. 熊在思想成熟上略晚于梁漱溟,而且还受过梁的影响。本文之所以将他列为榜首,是因为无论从思想背景和产生土壤说,或从现代新儒家的逻辑线索说,熊都站在序列的最前面。
49. 熊十力以‘体用不二’为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来与佛学西学相区别。熊认为‘体用不二’这个儒学根本来自周易,但实质上他是以宋明理学的精神来解释周易,即从心性论角度来阐释周易。
50. 所以,熊十力哲学最‘吃紧’处,是他将传统儒家哲学,其中主要是宋明理学(又特别是陆王心学)所突出的内圣极致的‘孔颜乐处’给予了本体论的新论证,即把宋明理学的伦理学和人生观翻转为宇宙论和本体论。
51. 熊十力的‘翕辟成变’既是宇宙论,也是心物论。因为所谓辟就是心,翕则是物,这个心既是宇宙的心,又是个体的心。
52. 在他这里,宇宙论本体论不再是程朱那种僵硬的外在框架,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力量,这种生命力量又不只是陆王那种否认外物的纯粹心灵,而是具有某种感性物质性能,这就是他超越程朱陆王处。
53. 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事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事事都求其用处,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的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
54. 看来,梁一面要求肯定人的情感、直觉、意欲等感性存在,并不完全赞同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倾向,另一面又要求严格区分道德的感性力量与欲望的感性冲动,在这方面又完全赞同和承继着宋明理学。
55. 总起来看,重情感、直觉、生活,轻概念、思辨、逻辑,认为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就是本体,这就是梁的基本哲学思想。
56. 冯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声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既是继承而又改造发展着中国传统哲学,尽管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程朱理学而来。
57. 这就是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在于能使人获得任何具体的才能、知识、经验、智慧,并不在于能使人更有效地征服自然改造社会,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自己这种哲学能使人所谓‘经虚涉旷’而‘廓然大公’,这也就是‘圣人’的境界。所以这种哲学讲的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的学问。
58. 可见,与熊、梁相同,冯也是以‘内圣’驭‘外王’,即强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乐天、同天),作为哲学和生活的根本所在。
59. 知天、事天、乐天等,不过是达到此等境界的一种预备,这种‘同天’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说也就是儒家传统所说的‘仁’、‘诚’。它是超越经验、超越思辨、‘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
60. 牟的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命题,是高扬陆王,贬抑程朱,一反传统旧说,认为程颐朱熹是以《大学》为主旨的‘别子为宗’,真正承继孔子,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的是其他宋明大儒,而特别是胡、刘。
61. 因此,牟认为所谓‘性理’,‘并非性即理,乃是即性即理’,不是离开性还有理,也不是别有性之理,而是作为本心即性的理即在本心之中,经验现象的道德本心与超经验的道德本性是同一个东西。心体与性体是合二而一的。
62. 现代新儒学不管是熊、梁、冯、牟,不管是刚健、冲力、直觉、情感、理智逻辑或道德本体,由于都没有真正探究到人类超生物性能、力量和存在的本源所在,便并不能找到存有与活动、必然与自然、道德与本体的真正关系。
63. 但是,这种儒家传统的道德主义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以及个体主义究竟有何关联,它应如何对待它们,现代新儒家未能作出深刻的交代。这种道德至上的伦理主义如不改弦更张,只在原地踏步,看来是已到穷途了。
64. 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机体的改变,光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和兴办实业,是不能成功的;光经济改革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有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和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改革并行来相辅相成,现代化才有可能。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层改革要求的错综重叠,正成为今天局势发展的关键。
65. 改变、转换既不是全盘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扔弃。而是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这种改换又并不是消灭其生命或种族,而只是改变其习性、功能和状貌。
66. 可见,对‘体’的这种新解倒恰恰是回到经典儒学和经典的马克思。从建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度如何把这两种‘经典’结合起来,是我所想做的工作。
67. 因此,千百年来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美丽、健康的理想,是不是可以不通过乌托邦的整体工程和革命实践,而通过局部制度的不断创造、积累、摸索、改善而缓慢地逐渐实现呢?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向美国看齐,重复资本主义的道路呢?十二亿人如果有一天都处在今日美国的境地中,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为什么人类不可以有更好的理想呢?
68. 下个世纪以后将日益成为以教育为中心的时代,人文知识的责任就更重大。这也就是我所希冀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典希腊,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提出了人性问题。这次文艺复兴则可能回归古典东方,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性。这也就是我讲的‘西体中用’的遥远前景。这样,也才能使这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一条真正的新路,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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