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視角下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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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發表於《上海書評》的原文，其中修正了一些出版時的錄入錯誤。出版稿參見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22/1161552.shtml。
近三十年來，有關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棟，其相關傳記約出版有十本以上，而專題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來相關的電視劇（如《乾隆王朝》與《戲說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為主題所寫的歷史小說等，都受到廣大觀眾與讀者的喜愛。然而在歐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與其歷史地位相比，實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本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寫了這本西方第一本乾隆皇帝的傳記，讓西方讀者能夠認識這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君主。
除了序言與結論兩章外，全書共分為九章。在序言說明了乾隆皇帝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及本書寫作的出發點；第一章「登基」敘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長教育與入繼大統的過程；第二章「當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並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儀式和王朝统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與嚴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滿洲成功之困境」則從滿洲人如何以少數統治占多數的漢人角度出發，討論乾隆皇帝如何應對滿洲入關後所面臨的漢化危機；第五章「巡遊之治」關注的是乾隆皇帝透過北遊盛京、南巡、五臺山禮佛與山東祭孔等巡遊，向其統治的各民族展現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國的擴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準噶爾與回部的經過並且繪圖纂書以紀功，一方面能宣揚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證明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則描繪乾隆皇帝崇文興學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們展示在文殊菩薩和尚武之王以外，他做為儒家聖王的典範；第八章「清代的中國與世界」論及了朝貢體制下的清朝對外關係，並且重新評價了英王馬戛爾尼使團訪問清朝一事，試圖為傳統上認為乾隆皇帝對外界事物一無所知的自大形象進行辯解；第九章「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指出了在乾隆朝末葉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專信和珅，致使皇權旁落。其後官僚腐敗與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導致民變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讓位於其子嘉慶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駕崩後，其埋葬的地宮牆上沒有任何滿文與漢文，僅刻著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語，這也許也反映了他個人的心靈歸宿。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歸納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時所遇到的主要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也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作者認為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統治者。附錄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與書目介紹。後者是一份中西學界有關乾隆皇帝與清史研究的簡要書單，對於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讀者而言相當有用。
由於本書定位是寫給歐美讀者的入門書，因此為了幫助讀者進入歷史情境，作者也將乾隆皇帝與西方讀者熟悉的歷史人物做類比。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設想約翰‧肯尼迪總統若從1960年統治到2024年，美國將會是何種局面」的問題，試圖讓歐美讀者了解乾隆皇帝統治的時間之久與其影響力。並且將乾隆皇帝與歐洲史上長保國力鼎盛的兩位君主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位45年）與法王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相提並論（第vi頁）。雖說這些是為了便利歐美讀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時有助於中文讀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學界中的印象與評價。
本書作者歐立德是近年來在中國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的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書在寫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學派的影響。去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定宜莊教授與本書作者共同發表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一文中，對新清史的三個特點進行了評述：一為強調全球化的視角；二是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與其他非漢族群語文檔案的重要性。從上述三種角度來看乾隆皇帝的生平，與傳統歐美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差異？也許透過比較本書與同類英文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與本書主題相同的英文作品，由於本書是西方第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傳記，因此付之闕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已經寫了康熙皇帝的傳記，中譯本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因此透過比較這兩本書，可以略觀四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對於清朝皇帝的研究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史景遷在描寫康熙皇帝時主要仰賴清代實錄與方略等漢文材料，以及耶穌會士的記述，這主要也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不過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滿洲身份及其政治影響。因此滿漢關係、準噶爾戰爭，以及中西關係（主要是康熙皇帝與教廷間的關係）都是重要的討論重點。這些部分其實也都是歐立德寫乾隆皇帝傳關注之處（不過中西關係主要則聚焦於馬戛爾尼使團上）。然而史景遷主要還是以康熙皇帝的視角來寫作，因此並未如本書一般針對康熙皇帝身處的時代背景進行太多描述，更遑論比較清朝與同時期的歐亞帝國。這一方面是寫作策略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西方清史學界主要還處在奠基階段的情況，並且這種將清朝放在世界史來觀察的視角也尚未風行。
至於本書同類的中文著作，從本書的架構與內容來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數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教授為中國清史學界耆宿，並出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雖然這本書初版於1992年，距今已有22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國學界對於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調。如果我們比較戴書與本書的內容，會發現兩者確實有明顯不同。譬如在比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與其他國家時，兩本書同樣都以歐美各國為比較對象，但是比較的方式不同。戴書注意到的是當時發生在歐美卻沒有發生在中國的類似事件，例如產業革命、科學發展、啟蒙運動與美國獨立等，並以當時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進西方事物來反襯當時中國的鎖國與落後。然而反觀本書則是去比較當時同樣發生在中國與歐美的同類事物。首先以巡游為例，本書不僅比較了乾隆皇帝與同時期英、法兩國國王的巡游，而且也和毛澤東與鄧小平等現代中國領導人巡視各地之舉做了比較（第122頁）。其次以遠征為例，本書則比較乾隆皇帝遠征準噶爾與法王拿破崙遠征俄國，並認為前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跨度更大，並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第124-126頁）。此外，本書作者還將比較的對象擴及其他歐亞帝國，例如在談到滿洲人以少數民族之姿統治眾多漢人時，就將俄羅斯帝國、莫臥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又稱鄂圖曼帝國）等納入比較，認為和莫臥兒帝國從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較多的漢人習俗（第22-24頁）。
另外本書中也強調乾隆皇帝做為滿洲統治者統治多民族的一面，且書中也不時穿插滿語詞彙。例如第四章即探討了八旗生計與《四庫全書》收錄滿洲源流與傳統相關的著作等現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準軍事化制度與清朝做為多民族帝國的意義。但反觀戴書則甚少觸及這些議題，觸及滿漢關係議題的部分主要在於黨爭以及乾隆皇帝對於滿洲尚武之風的關注。提及十全武功時也僅強調此舉在保衛祖國疆域的政治大一統面向，而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與制度面向。雖然這一方面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前述史景遷所寫的康熙傳記亦有類似問題），但另一方面確實反映了中國與歐美的清史學界在觀點與視角上的差異：中國學界對乾隆皇帝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他既是現代中國廣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卻也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始作俑者；歐美學界則著眼於對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與人生經驗對他所帶來的優勢與限制──一方面讚許其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失誤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這點從本書在論及1793年的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一事時，更能看出其與中國學界傳統的評價有所不同。過去中國學界對此一事件的敘述基本上以馬列主義的歷史觀為主軸，認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高峰期，然而已顯露出中衰跡象。而同時代的西方則經歷產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巨變，英國更挾其先進技術叩關中國。但由於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導致中國損失了一個認識外部世界的大好機會。然而本書則指出乾隆皇帝當時事實上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當時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因此比較好的解釋是他事實上是故意展現他對於遠方的英國興致缺缺，因為當時的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現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透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勛爵在與英國本土的通訊中所表達的顧慮，說明了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文的資訊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作者在結論中提到了乾隆皇帝所面對的五種矛盾：1) 乾隆皇帝以馴服蠻夷與殖民邊疆來解決國內逐漸惡化的人口問題，但是卻反而造成了環境退化，對後代造成負面影響；2) 乾隆皇帝雖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他治下的最後二十年卻也是官員腐敗最嚴重的時期；3) 乾隆皇帝雖然在口頭上強調滿漢一家，但是他的行為卻一直是偏向滿洲的；4) 乾隆皇帝雖然贊助了許多文化工程，但同時也有許多作品在這些工程中遭到毀棄或刪改；5) 乾隆皇帝努力維持帝國的統一，但這卻是以犧牲成千上萬的人命與文化多樣性為代價的。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當代中國與18世紀的清朝所面對的矛盾其實仍舊有相似之處（第242-243頁）。本書作者認為乾隆皇帝最大的失敗是晚期寵信和珅，導致中央大權逐漸流入官員之手，皇權受到嚴重削弱。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乾隆皇帝，因為大一統國家中永遠存在著意欲集權的中央與試圖自治的地方兩者間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關係也同樣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問題並尋求對策。
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現代性歷史：中國、印度與鄂圖曼帝國》（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一書也許有助吾人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該書由土耳其海峽大學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伊湖麗（Huri Islamoğlu）與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編。該書的主題是比較早期現代的大清帝國、鄂圖曼帝國與莫臥兒帝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歷程。在邊疆政策上，該書認為與缺乏政策彈性的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相較，前述三個歐亞帝國透過地方分權與協商而得以在邊疆政策上取得成功。即便在協商破裂後不得不訴諸武力，但是這些帝國皆未試圖壓制所有的反抗。換句話說，對這些皇帝而言，使用武力是為了迫使對手坐上談判桌並臣服在其權力下，而不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消滅反抗者。
回到本書所討論的乾隆皇帝來看，例如雍正年間在西南苗疆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引起苗人反抗。而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處理苗疆之變時，雖然不得不以武力平叛，但是亂平之後為了安撫苗人，他在當地實行較其父雍正皇帝寬容的政策，包括土地永不徵賦，並以苗例解決苗人爭端等等。此外在面對準噶爾問題時，乾隆皇帝最初也是設法與噶爾丹策零談判並成功達成和平協議。雖然後來由於噶爾丹策零之死導致準噶爾內亂，使得和平協議失效，乾隆皇帝遂決定趁機以武力解決準噶爾問題，但如果沒有這個契機，乾隆皇帝很可能不會主動撕毀和平協議而冒險出兵征準。因此我們可以說，乾隆皇帝以武力所締造的大一統局面主要是政治上的，但是在治理多元民族上，仍然秉持因其俗不易其政的原則。這種靈活的治理模式有助於18世紀的清朝因應國內的各種動亂。雖然限於篇幅，在此無法多做討論，但相信現代中國如何對待清朝在領土與政策的歷史遺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
最後就譯文本身來討論。本書英文原版於2009年出版，在短短五年內中譯本就能夠面世，讓中文讀者能夠一窺西方學者眼中的乾隆皇帝，譯者們確實功不可沒。本書譯者的用心之處之一，在於加註了英文原版付之闕如的滿文與漢文詞彙。例如在講到滿洲民族的男性美德時，譯者便加註了滿文hahai erdemu（第94頁）；談到清朝外交禮節時，譯者加註了行跪禮的滿語niyakūrambi與叩頭的滿語henkilembi（第186頁）等等。提及乾隆朝末葉的社會動亂與流動未婚男性時，譯者也在後者加註了清代檔案中常見的「光棍」一詞（第230頁）。其次是對書中的人名與地名加了許多譯註。例如在比較清朝與英國的瓷器時，就替書中提及的英國陶藝家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與德國著名瓷都梅森（Meissen）（第198頁）。至於原書英譯的引文，譯者也都費心查考，並還原為中文原文。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書中有幾處手民之誤仍舊有澄清的必要。例如書中第21頁提及沙俄的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誤植為羅馬帝國；第93頁提到的蒙古馬琴一般中譯為馬頭琴；第126頁圖中提及兩次廓爾喀戰役時，誤作廊爾喀；第212頁處提及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誤植為珠爾默特那木所勒。第256頁提及朱誠如誤植為朱誠儒；第261頁提及博格爾的《空虛的帝國》與第258頁的白瑞霞之《虛靜帝國》實為同一書；Evelyn Rawski的中文名習慣譯為羅友枝，而非本書中用的羅有枝；而第259頁提及Nicola Di Cosmo誤作Nicola Di Cosma；最後第104與108頁述及轉輪王（chakravartin）與文殊菩薩（Mañjuśrī）兩者的梵文名稱時，有混用的情形。然而這兩者雖同為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並非同一神話人物的異稱。
總體而言，本書譯文尚稱忠實，且觀點新穎。對於想了解新近歐美學界如何看待乾隆皇帝與其時代的讀者而言，本書是相當好的入門書。對於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對策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所述及的歷史也許能夠帶來一些啟發。
近三十年來，有關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棟，其相關傳記約出版有十本以上，而專題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來相關的電視劇（如《乾隆王朝》與《戲說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為主題所寫的歷史小說等，都受到廣大觀眾與讀者的喜愛。然而在歐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與其歷史地位相比，實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本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寫了這本西方第一本乾隆皇帝的傳記，讓西方讀者能夠認識這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君主。
除了序言與結論兩章外，全書共分為九章。在序言說明了乾隆皇帝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及本書寫作的出發點；第一章「登基」敘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長教育與入繼大統的過程；第二章「當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並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儀式和王朝统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與嚴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滿洲成功之困境」則從滿洲人如何以少數統治占多數的漢人角度出發，討論乾隆皇帝如何應對滿洲入關後所面臨的漢化危機；第五章「巡遊之治」關注的是乾隆皇帝透過北遊盛京、南巡、五臺山禮佛與山東祭孔等巡遊，向其統治的各民族展現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國的擴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準噶爾與回部的經過並且繪圖纂書以紀功，一方面能宣揚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證明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則描繪乾隆皇帝崇文興學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們展示在文殊菩薩和尚武之王以外，他做為儒家聖王的典範；第八章「清代的中國與世界」論及了朝貢體制下的清朝對外關係，並且重新評價了英王馬戛爾尼使團訪問清朝一事，試圖為傳統上認為乾隆皇帝對外界事物一無所知的自大形象進行辯解；第九章「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指出了在乾隆朝末葉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專信和珅，致使皇權旁落。其後官僚腐敗與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導致民變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讓位於其子嘉慶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駕崩後，其埋葬的地宮牆上沒有任何滿文與漢文，僅刻著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語，這也許也反映了他個人的心靈歸宿。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歸納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時所遇到的主要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也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作者認為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統治者。附錄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與書目介紹。後者是一份中西學界有關乾隆皇帝與清史研究的簡要書單，對於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讀者而言相當有用。
由於本書定位是寫給歐美讀者的入門書，因此為了幫助讀者進入歷史情境，作者也將乾隆皇帝與西方讀者熟悉的歷史人物做類比。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設想約翰‧肯尼迪總統若從1960年統治到2024年，美國將會是何種局面」的問題，試圖讓歐美讀者了解乾隆皇帝統治的時間之久與其影響力。並且將乾隆皇帝與歐洲史上長保國力鼎盛的兩位君主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位45年）與法王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相提並論（第vi頁）。雖說這些是為了便利歐美讀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時有助於中文讀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學界中的印象與評價。
本書作者歐立德是近年來在中國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的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書在寫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學派的影響。去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定宜莊教授與本書作者共同發表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一文中，對新清史的三個特點進行了評述：一為強調全球化的視角；二是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與其他非漢族群語文檔案的重要性。從上述三種角度來看乾隆皇帝的生平，與傳統歐美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差異？也許透過比較本書與同類英文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與本書主題相同的英文作品，由於本書是西方第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傳記，因此付之闕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已經寫了康熙皇帝的傳記，中譯本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因此透過比較這兩本書，可以略觀四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對於清朝皇帝的研究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史景遷在描寫康熙皇帝時主要仰賴清代實錄與方略等漢文材料，以及耶穌會士的記述，這主要也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不過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滿洲身份及其政治影響。因此滿漢關係、準噶爾戰爭，以及中西關係（主要是康熙皇帝與教廷間的關係）都是重要的討論重點。這些部分其實也都是歐立德寫乾隆皇帝傳關注之處（不過中西關係主要則聚焦於馬戛爾尼使團上）。然而史景遷主要還是以康熙皇帝的視角來寫作，因此並未如本書一般針對康熙皇帝身處的時代背景進行太多描述，更遑論比較清朝與同時期的歐亞帝國。這一方面是寫作策略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西方清史學界主要還處在奠基階段的情況，並且這種將清朝放在世界史來觀察的視角也尚未風行。
至於本書同類的中文著作，從本書的架構與內容來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數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教授為中國清史學界耆宿，並出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雖然這本書初版於1992年，距今已有22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國學界對於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調。如果我們比較戴書與本書的內容，會發現兩者確實有明顯不同。譬如在比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與其他國家時，兩本書同樣都以歐美各國為比較對象，但是比較的方式不同。戴書注意到的是當時發生在歐美卻沒有發生在中國的類似事件，例如產業革命、科學發展、啟蒙運動與美國獨立等，並以當時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進西方事物來反襯當時中國的鎖國與落後。然而反觀本書則是去比較當時同樣發生在中國與歐美的同類事物。首先以巡游為例，本書不僅比較了乾隆皇帝與同時期英、法兩國國王的巡游，而且也和毛澤東與鄧小平等現代中國領導人巡視各地之舉做了比較（第122頁）。其次以遠征為例，本書則比較乾隆皇帝遠征準噶爾與法王拿破崙遠征俄國，並認為前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跨度更大，並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第124-126頁）。此外，本書作者還將比較的對象擴及其他歐亞帝國，例如在談到滿洲人以少數民族之姿統治眾多漢人時，就將俄羅斯帝國、莫臥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又稱鄂圖曼帝國）等納入比較，認為和莫臥兒帝國從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較多的漢人習俗（第22-24頁）。
另外本書中也強調乾隆皇帝做為滿洲統治者統治多民族的一面，且書中也不時穿插滿語詞彙。例如第四章即探討了八旗生計與《四庫全書》收錄滿洲源流與傳統相關的著作等現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準軍事化制度與清朝做為多民族帝國的意義。但反觀戴書則甚少觸及這些議題，觸及滿漢關係議題的部分主要在於黨爭以及乾隆皇帝對於滿洲尚武之風的關注。提及十全武功時也僅強調此舉在保衛祖國疆域的政治大一統面向，而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與制度面向。雖然這一方面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前述史景遷所寫的康熙傳記亦有類似問題），但另一方面確實反映了中國與歐美的清史學界在觀點與視角上的差異：中國學界對乾隆皇帝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他既是現代中國廣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卻也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始作俑者；歐美學界則著眼於對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與人生經驗對他所帶來的優勢與限制──一方面讚許其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失誤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這點從本書在論及1793年的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一事時，更能看出其與中國學界傳統的評價有所不同。過去中國學界對此一事件的敘述基本上以馬列主義的歷史觀為主軸，認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高峰期，然而已顯露出中衰跡象。而同時代的西方則經歷產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巨變，英國更挾其先進技術叩關中國。但由於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導致中國損失了一個認識外部世界的大好機會。然而本書則指出乾隆皇帝當時事實上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當時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因此比較好的解釋是他事實上是故意展現他對於遠方的英國興致缺缺，因為當時的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現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透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勛爵在與英國本土的通訊中所表達的顧慮，說明了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文的資訊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作者在結論中提到了乾隆皇帝所面對的五種矛盾：1) 乾隆皇帝以馴服蠻夷與殖民邊疆來解決國內逐漸惡化的人口問題，但是卻反而造成了環境退化，對後代造成負面影響；2) 乾隆皇帝雖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他治下的最後二十年卻也是官員腐敗最嚴重的時期；3) 乾隆皇帝雖然在口頭上強調滿漢一家，但是他的行為卻一直是偏向滿洲的；4) 乾隆皇帝雖然贊助了許多文化工程，但同時也有許多作品在這些工程中遭到毀棄或刪改；5) 乾隆皇帝努力維持帝國的統一，但這卻是以犧牲成千上萬的人命與文化多樣性為代價的。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當代中國與18世紀的清朝所面對的矛盾其實仍舊有相似之處（第242-243頁）。本書作者認為乾隆皇帝最大的失敗是晚期寵信和珅，導致中央大權逐漸流入官員之手，皇權受到嚴重削弱。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乾隆皇帝，因為大一統國家中永遠存在著意欲集權的中央與試圖自治的地方兩者間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關係也同樣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問題並尋求對策。
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現代性歷史：中國、印度與鄂圖曼帝國》（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一書也許有助吾人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該書由土耳其海峽大學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伊湖麗（Huri Islamoğlu）與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編。該書的主題是比較早期現代的大清帝國、鄂圖曼帝國與莫臥兒帝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歷程。在邊疆政策上，該書認為與缺乏政策彈性的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相較，前述三個歐亞帝國透過地方分權與協商而得以在邊疆政策上取得成功。即便在協商破裂後不得不訴諸武力，但是這些帝國皆未試圖壓制所有的反抗。換句話說，對這些皇帝而言，使用武力是為了迫使對手坐上談判桌並臣服在其權力下，而不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消滅反抗者。
回到本書所討論的乾隆皇帝來看，例如雍正年間在西南苗疆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引起苗人反抗。而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處理苗疆之變時，雖然不得不以武力平叛，但是亂平之後為了安撫苗人，他在當地實行較其父雍正皇帝寬容的政策，包括土地永不徵賦，並以苗例解決苗人爭端等等。此外在面對準噶爾問題時，乾隆皇帝最初也是設法與噶爾丹策零談判並成功達成和平協議。雖然後來由於噶爾丹策零之死導致準噶爾內亂，使得和平協議失效，乾隆皇帝遂決定趁機以武力解決準噶爾問題，但如果沒有這個契機，乾隆皇帝很可能不會主動撕毀和平協議而冒險出兵征準。因此我們可以說，乾隆皇帝以武力所締造的大一統局面主要是政治上的，但是在治理多元民族上，仍然秉持因其俗不易其政的原則。這種靈活的治理模式有助於18世紀的清朝因應國內的各種動亂。雖然限於篇幅，在此無法多做討論，但相信現代中國如何對待清朝在領土與政策的歷史遺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
最後就譯文本身來討論。本書英文原版於2009年出版，在短短五年內中譯本就能夠面世，讓中文讀者能夠一窺西方學者眼中的乾隆皇帝，譯者們確實功不可沒。本書譯者的用心之處之一，在於加註了英文原版付之闕如的滿文與漢文詞彙。例如在講到滿洲民族的男性美德時，譯者便加註了滿文hahai erdemu（第94頁）；談到清朝外交禮節時，譯者加註了行跪禮的滿語niyakūrambi與叩頭的滿語henkilembi（第186頁）等等。提及乾隆朝末葉的社會動亂與流動未婚男性時，譯者也在後者加註了清代檔案中常見的「光棍」一詞（第230頁）。其次是對書中的人名與地名加了許多譯註。例如在比較清朝與英國的瓷器時，就替書中提及的英國陶藝家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與德國著名瓷都梅森（Meissen）（第198頁）。至於原書英譯的引文，譯者也都費心查考，並還原為中文原文。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書中有幾處手民之誤仍舊有澄清的必要。例如書中第21頁提及沙俄的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誤植為羅馬帝國；第93頁提到的蒙古馬琴一般中譯為馬頭琴；第126頁圖中提及兩次廓爾喀戰役時，誤作廊爾喀；第212頁處提及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誤植為珠爾默特那木所勒。第256頁提及朱誠如誤植為朱誠儒；第261頁提及博格爾的《空虛的帝國》與第258頁的白瑞霞之《虛靜帝國》實為同一書；Evelyn Rawski的中文名習慣譯為羅友枝，而非本書中用的羅有枝；而第259頁提及Nicola Di Cosmo誤作Nicola Di Cosma；最後第104與108頁述及轉輪王（chakravartin）與文殊菩薩（Mañjuśrī）兩者的梵文名稱時，有混用的情形。然而這兩者雖同為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並非同一神話人物的異稱。
總體而言，本書譯文尚稱忠實，且觀點新穎。對於想了解新近歐美學界如何看待乾隆皇帝與其時代的讀者而言，本書是相當好的入門書。對於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對策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所述及的歷史也許能夠帶來一些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