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4年的中国会饮

filargnomon
2014-06-09 看过
1927-1934年的中国会饮



 下文所用人名不一定准确,依照英文译本和中译,由于笔者很少有写论文的意愿所以不做任何细究。哪个顺手写哪个。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
 ——《小杂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被突入的阿尔克比亚德给打断了他正要表达的,由于事情的轨道已经受改变,留给我们的效果只能是更多的佩服和猜想,因为plato选择了这样一个体裁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滴水不漏地让无数注脚师傅毕生去追踪悬念。会饮同样非常有趣的还有很多现象,医生Eryximachus在谐剧诗人aristophanes互换了位置,原因是后者不停地打嗝,而仅仅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很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个偶然情况——柏拉图,或者说医生也要大做文章,做到对宴饮主题——对爱若斯的歌颂上面。厄里克希马库斯和所有人一样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理论或理念是优越的,所以不仅要在场面上驳倒对方,还要做一些富有魅惑力或震慑力的举动。事实上在现代生活中很难有什么理论能真正吸引一个人或是驳倒另一个人,对于真理如何运用和掌握与人对话的尺度,是确然的难题。于是他就抓住这少见的机会添加油醋起来。然而,厄里克希马库斯屡屡被历代批评家认为是输家,不仅因为文本上他排在前面,也因为他说的话确实比较僵化,而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则有一种独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对《会饮》的评估多少年以后也不会过时,套用卡尔维诺的话,经典就是“你经常在理解,并且仍然在重新理解;你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包括你自己的注解,但所有人仍在发现新的注解”的那些典籍。笔者这里没有野心也没有愿望去做一个施特劳斯式样的重温或曰挑拨(比如《民国纪事本末》的腰封上就写着这是一本野心很大书,很显然,很少有人没有野心,无论他们是要征服某个情人、学会某项技能还是获取某种利益,野心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佳作必须的;然而在宣传上过于强调野心,就太显示了实力的匮乏。无心攻击,顺带一语),假若《symosium》仅仅因为某个突然觉知的天才破译了,那这就不配称之为经典。云天明的三个故事被程心道破了,所以《三体》永远也不能成为会饮这样的经典,这并不是说它不是佳作。
但是阿里斯托芬到底想要说什么?我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一个极其不同的人,无论怎样梳理其他人的讲词,都会发现他们是单调无味的,决不能赶上阿里斯托芬;这就是幽默的力量,阿里斯托芬跨越了数千年,仍然活跃在人的感情寄托领域,哪怕是不做文艺工作、不阅读的人中也罕有不知这种模糊比喻的感觉的人。苏格拉底似乎在哲学上盖过了所有人,古希腊时代无论关系好坏,很可能两个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水火哲人,在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会斗得极酣。但苏格拉底到底也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人,这一点到最后都没有改变,他通篇引用了女祭司的话,让人感到若干年后的苏格拉底和那个当时莽撞无知的青年毫无区别。阿里斯托芬和在座的各位列席讲词者也都是道听途说——说远一点,谁不是呢?以想起甘阳《将错就错》里的一篇——阿里斯托芬引用神话,其他人也引用——大家比的是谁的结构能力强,或是在你说完之后解构得漂亮。实质上胜利的人是阿里斯托芬。
不消多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是有亲密关系的。柏拉图喜欢理式,他就把人物完全建立在框架下:阿就是谐剧诗人;agathon是肃剧诗人;苏格拉底摇摆不定,但他又写不出且不愿意写,所以他追求某种超越性的,便成了命相神灵——中间物。
但是悬念还没有解除。而没有解除,这次就偏偏以苏格拉底的压倒性胜利伴随着闯入者的歌颂结束了。那么怎么知道阿里斯托芬想说的呢?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柏拉图有所为,有所不为也!
然而,悬念是必须获得新生的——不管它将用什么形式:
“忒修斯与雅典的年轻人们自克里特岛归还时所搭的30桨船被雅典的人留下来做为纪念碑,随着时间过去;木材也逐渐腐朽,而雅典的人便会更换新的木头来替代。 最后,该船的每根木头都被换过了;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开始问著:“这艘船还是原本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吗?如果是,但它已经没有最初的任何一根木头了; 如果不是,那它是从什么时候不是的?”
这篇文学批评不愿意再谈数理逻辑,这里想谈谈生命哲学。毫无疑问,生命自然还是生命,我就是我,不是生命的船还是那艘船;但我的指头断了,船的木板大换了,是不是我了?人们当然倾向于说:不是。但这是没有诱导性的答案。苏格拉底肯定不在诱导之前多说,他的杀手锏就是先举证,引你入沟——这沟壑不代表真理,虽然苏格拉底自称你辩不过的不是我苏格拉底,是真理;而是习俗压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摆脱而随口学嵇康的,嵇康甚至也有不敢说的——然后找一个非常有效但又一举推翻前论的异玉——这一抛砖可谓智术师的惯技,屡试不爽。这时,一个本来引人激愤或反抗的观念就容易被接受了。
说是生命哲学,和尼采等人还没有那么多关系。换句话说,自然组成了你,我,太阳、木桌、汤勺、氢弹,在我们没有失效、新陈代谢停止之前,我们都是我们,但脸和脑可能已经难以辨认其始基;生物学现在认为量变很可能是质变的大前提,我们姑且当做真实,但是我们不知道个体差异之外我们那些先死后死的人们到底有什么更高一级的共通性。在生命完结之时,我们变成了原子或比它更小的单位的其他组成形式,世界或是一个原子,又可能是无数原子。总是一化为全,全恢复一,没有始终。我们纠缠于名,是为了确认地准确一点,没有太多人之间的分歧;但高于名的东西,在敬畏之外,我们这些青蛙不仅沉默,而且话多,喜欢搞破坏。
人们或许会问:这个悬念被续写,还是那个悬念吗?我必须回问:你所说的注解,还是那个柏拉图的意思吗?




《我与鲁迅七十年》写到了这位须藤先生。这一点必须先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也涉及合法性——但是我没有苛责的意思。须藤医生很可能治死了鲁迅,这是周建人等人写过的,应该比较凿凿,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读者一般也不知道,研究家也不一定知道,不过周海婴平实的语言和性格下,很难说他过分地纠缠于这件事,以至于要添油加醋,所以我倾向于周海婴说,于是也愤慨一些。但是治死,有两说,一类是故意,一类是无能。假设是医疗手段、技术、器具不足,并且误判,这只能说先生运交华盖;而故意我们自是无法忍受,而且矛头直接又变成了民族的。(想起治死迈克尔杰克逊的医生)
由于日本那边材料不知,所以不能比照。《上海月亮》写到的须藤医生则完全不是一个调,在已经戴上眼镜的人眼里,可能连剧本都看不进去就火冒三丈。正像译者所说,井上厦在鲁迅的资料方面可能出了不少错(他没说哪些),但不妨他写出一个好剧本;并且正因为有错误,加之站在远处,他的眼光在历史创作中会更贴近真实。有的人会说,连资料和理解都有误,如何创作真实?连历史都要创作,还要历史干什么?但是历史本身就是文本学不断的考察,对于持这种论调的人,我只好提一提施特劳斯的老话: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可能完全不如一部好的小说家的小说写到的人和社会更有完备的涵盖性,但仍有其作用。我的意思正是这前半句,当初读施特劳斯,是很欣然他承认这句的。
再迂回一点说,正是因为虚构,所以小说的价值才可能超越现实——否则,一部小说,一部政治学著作,既然对于个人乃至国家毫无作用,它有什么用呢?不要说马克思,也不要说洛克,即便是最主张社会运动的人,他对于后世对他主张的实施的航船,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运动绝不会和他当初的意思相同,甚至相悖。文本有其张力,也有无力,这是治学的人必须知道的。只有这样不骄不馁,才能不再日思作王师。

井上厦是我第一个阅读日本剧作家,日本文学只知其名,所读不超过数人,梶井基次郎、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太宰治、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金子美铃、松尾芭蕉、小豆豆、宫泽贤治、与谢野晶子、远藤周作、星新一和一些轻小说。因为草草天涯翻译的《向着明亮那方》和丁丁虫,直追他们的译作。不过基本上看过的这几个都爱上了,唯独极不喜村上。开始读日本文学是看历史,科幻,爱不释手;推理和恐怖没有涉猎,可以说早先看的也就是《放浪记》、《萤火虫之墓》(顺便一提竟然能找的野坂昭如的歌,佩服日本诗人的功力,很多人一个文艺工作做得好,很快你会发现另一个他们的美)、《泥河萤川》、大文豪尤其芥川,更早还读了童话,非常喜欢;最后才是井上厦的《青叶繁茂》。
豆瓣上有两三个作品改变了我对评分的看法,过去我曾认为评分应该有0分、负分,一个给负面美的,一个给平淡的作品,后来我释然了,不再经常看分。最开始是《我的唐朝兄弟》,我心目中非常高手段的电影,分数低的可怜;我不喜欢的比如肖申克、海贼王则极高;再看最喜欢的《洛特雷阿蒙全集》,9分上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而对于8-8.4分的书我经常犹豫买还是不买,我看书还要折算一本书若是1000页,大概该卖100元,打不打折无所谓,只不过还是会上网看看活动,随着买书的速度惊人地加快,我不禁难以忍受长期不低于5折的书,偶尔购物车堆积过满或是特别需要一本不太贵的书,才清理买一买。如果一本书8.5以上,很可能我会动心甚至冲动,豆瓣比买书的网站评论细致得多;如果一本书低于,我就要多考虑吃不吃螃蟹了,买碟也是一个道理,我还是渴望类似租书、宏大图书馆那样的体制,像我买一本书已经再三犹豫而且从不挑容易看的、流行、不好看、没用的书,都已经有些书买来后悔,没用退换机制确实对未来是麻烦。但我发现一些实验性质的书可能你喜欢,但很多人评价不高;而很多书评分很高,比如《天才在左》、《1Q84》、《张西西吃圣约翰草》、《绝句与传奇诗》,却非常难看,你会非常愤怒。于是你可能只看看,但不信;尤其诗歌,现在你认为,诗就是翻译,翻译就是诗,所以没有共同标准,尤其一个翻译家难做,不亚于诗人,但绝不比诗人讨好。人们并不太懂书,他们只是像昆德拉和毛姆所说。我觉得人们慵懒,装腔作势,尤其豆瓣,看起来炎症广泛。虽然诗越来越不能翻译,但是也有《geb》这样的好书;我曾认为黄灿然是一个好诗译家,看了崔健和他对比的the rolling stones的野马的歌词翻译之后,我完全倒向了歌者。翻译家和学者在学界的地位和在民间的地位可能正好相反。真正符合诗人的我最近发现还是那些外语好而且幽默短促的人,比如胡旭东,这位我曾不知道他好的人。
我以为日本的左派传统是相当深厚的,大概是出于日本频繁的小规模动乱和呐喊性,鉴于对方国家对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随意,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万恶的国家是多么混乱卑鄙。然而左派历来被打压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左派相当好的长存土壤,头脑警察就是我喜欢的一支红色乐队,当我看见他们的歌词和歌名那招摇、孤昂的、苍茫的样子时,我不禁扑哧一乐,这不代表我愿意和什么地方的团体共达瓦里希,但我愿意亲吻他们。反观这块稳固的版图,新闻比任何超现实主义诗歌和魔幻小说还要劲爆,却毫无动摇;左派已经是珍稀动物了。
划分左右是一件难事,在东方不难,因为我们头脑简单;在政治学启蒙的西方确实没有太严重的定论,也许在党争中两边默认了自己是身份,但斗嘴皮子起来或是写书,还是不服,对于自己先进和与你不同而符合自然的一面要多费口舌。划分左右是可笑的,我却认为有一种特殊的美,有别于回归封建的信念,这是真正理想的人追求的。追求到克鲁泡特金、陈独秀卢森堡、托马斯莫尔,再争议一些往前一些,推到孟子老子。
一个大国革了数次命,如第一发动者说还会有那无数次命要革,但却越来越窄,今天已经看不到所谓左翼作家了;日本仅革了一次命,却屡屡造新,性格别致,钻劲极也。
忆藤野先生,学历不算最好,却对中国医学发展寄予厚望,不得不说正是那些大江健三郎所谓“给良心的”人一些自信地给了我们中国人去考虑日本人中那些善良理性的例证之一。大学办到今天,我没见过哪位老师能把学生的作业和笔记拿来亲自批改补充,并且语重心长提到如何学习和回国为这事业谋发展的。中国的大学让我只能用最落后肮脏的词语去审视,教师与学生隔离,知识学不到,技术也不学,只学了两件事:撒谎,以及从众。实际上就是服从,以及不思考。在大学我更愿意回头看看孔子,看看东亚书院那时候的中国。
日左的红,像樱之殷切,短而红烈,只是表;里却是长鸣。
昨天是阴天,在晚饭的时候取到了书,现在想想真是珍宝,以前买书太在意纸张和薄厚。边吃边看,打算在数日练琴之后重新闷头一日十万字。今天的下午,三个小时多一点,在大汗和大泪中看完。外面已经是夕阳,我充满了力气,丝毫不觉眼睛酸痛。
读的井上厦第一本是《青叶繁茂》,我买书正是那时候开始挑译者,虽然知道的译者不多。买碟有个习惯,就是挑便宜的买,不管这张有没有价值,比如浅井健一、酸母寺,只要便宜,不管这张是否比较不重复、不炒冷饭,因为我很少买第二张,买一张便宜的表示我支持,但确实很多乐队是学生难以承受的。买书就好一些,虽然音乐随处可以试听,但是试听得到的又不想买;书不一定能看个大概,但便宜而且有具体倾向性,像是梁宗岱和张岱年、洪业,就那几本。
有机会会写《青叶繁茂》的批评,这里还是说文学批评,没有什么批判的意思。林芙美子那本书并没有那么多共鸣,之后就读到了这本。正好,我读之前看了古谷实的《17青春遁走》,也是爱不释手。对青春的描写,最怕矫情。如果切入得正对那个年代乃至所有时代的伦理美学和人们的心理思虑,把黑暗、烦闷和光明都展露得如性之高洁性之丑恶,这就是一个好作家,尤其要自然,在自然中体会清幽幽的不自然的年龄。我在青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既没有在早些时候就开始看哲学与文学,又没有开始弹琴,没有异性,还充满了与家庭的不和谐,所以只有沉闷,在中学之间,我不知道还可以如何诉说。那时候的我只看过一两本好书,《黄金时代》让我捧腹在语文课上,我谁也不在乎,只是偶尔看看女学生,没事就自渎自渎,浑身酸软地在没有银子的时代发愣,发蔫。那时候既有罪恶感,又桀骜不驯。这些和谁说呢?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蒋勋这样的美学家等人的文字,了解当初的自己,看看弗洛伊德;但当时就是当时,就是彼时彼地。青春需要很多救赎,远远超过了未来。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专门负责青春。青年一词模糊起来,从18-50似乎都冠以这名号。当时读青叶繁茂,看到青少年那么无视纪律地作恶,却没有那么多坏心,正符合我当时的心境,青少年普遍认为自己肮脏,等到长大,发现大人已经适应了,他们更脏,只是说的话非常动听;我在那文字的疯狂解剖里恸哭,他竟那么了解远方的我……

在青春之后,任何祭奠都可笑和做作无知。但青春却是非常好的话题,不是为了商业,而是作为“中间物”。杨德昌和顾长卫的电影里,年轻人更贴近你我,而《猜火车》和《发条橙》则和我们遥远不少。顾长卫发现了青春的问题,也指出了年轻人需要一个好的老师。这个老师既不是教你之乎者也语数外的,也不是看管你的,而是态度柔美又富有压迫力的榜样,和你有类似的追求或爱好,于是你追求他,最后他约束你。否则,年轻人始终实在是世上最难劝解的人。如果说世上有一剂毒药,那么一个是年轻,另一个是年轻的年轻。我在反观自身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电影里我的影子。那时候的我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孩子一样,撒谎、爱张扬、偷窃、打架,为的不过是做做老大、玩玩女孩子,填补自己那点虚荣心。倘若有人说“呔!你要做圣之时者!你怎么可以辜负老祖宗的栽培,不听话吃亏在眼前哪!孽畜!”,我只能有一个举动:不屑,甚至还要伸手逆反逆反他,表达自己的腻烦。现在我知道撒谎的坏处,但我知道,我穿到彼时彼地,我还是不听我的,我将鼻青脸肿回来。
但西方人的老师概念虽然先行,却没有好结果。大概是西方学生更难治理。问题来了:年轻人可以被监狱似的体制所规训,即便未来不一定成为卫道士;青年人呢?

毫无疑问,井上先生是一个大师。剧本已经是一个难写的体裁,他竟然还敢选取鲁迅这
万人色变的“猛士莽夫”。但我太不了解他,以小人心揣了大师的器量。实际上中国的鲁迅研究做得还是不错的,但难以想象有人能写好他,在我所知,只有徐晓鹤这一湖南大怪杰才能做到,他的文章以巧妙的辛辣折服了我。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认为鲁迅难懂、难交往、难爱上,因为他是那样晦暗、晦涩、凄厉、凛冽、暴力、冷峻,似乎没有几个都是在文学中找温存的读者真正爱上他。他成了标本之后,他的文字才解放出来。我心里的鲁迅和几位研究家近似,首先他是可爱的孩子,其次是李贺样式的诗人,最后才是暗杀能力超群的不带武器的行路猫头鹰。换句话说,给鲁迅脸谱化是容易的,写他的柔弱、幽默、美幻却不易。
    


《上海月亮》一开始就给设了一个悬念,我读来就像解谜小说。胃口被吊起来了,而且还不是柴米油盐男女喜剧:鲁迅恨、避、拒医生,坚决不治病。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从医的人,并且为的是治病的文豪,何以如此拒斥被医治?
难道他骨子里是恨医生的?一如他恨很多他所批判的知识人?或,他是认为自己是没有救的,于是也不愿意别人做医生?因为周海婴说,鲁迅不愿意孩子从文,因为鲁迅一生失败。这是我当时初有的想法,更甚就是,鲁迅是否虚伪地以自己的刀划开别人,但作为哲人,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不愿意被同样的东西质问?
答案或许不远了,但是八九真绝不是十。
《上海月亮》每一幕都非常幽默,处处体现了大师对人物的捕捉,事实上这才是真实的鲁迅生活。

如果说中国真有一位rock&roll文学家,那只能有一位,就是鲁迅。高长虹不算文学家,只算理论建立爱好者。你瞧,在没有lsd的时候,他就爱那么折腾自己:
“我不需要医生。我胃疼时,拉出桌子的抽屉,用抽屉角使劲抵住肚子。这样胃的疼痛就减轻了。我老胃疼的原因我自己也知道。那时仙台的冬天很冷,可是我因为买书花了太多钱就没钱买大衣了。这样就靠吃辣椒来让身体暖和。”
这段话让我连着笑了两次,一次因为他医治疼痛的办法,和我相似。我也喜欢在伤口上撒盐似的继续伤害自己,那种疼痛之余有了一丝丝快乐,于是抵消一些疼痛,这不一定是受虐倾向;另外还是他以毒攻毒,伤了自己。这位精神上潜水极深的文学家果然物质上还是有所缺陷,虽然他知道唯物,但伏笔这里埋得是好好地!如果说把会饮和《上海月亮》牵在一起有些奇怪,那么鲁迅作为医治他人却一无所知的人就有了审查的必要性。我们一直不知道鲁迅个人的很多问题,现在井上先生给我们指出来了。

须藤医生的提法非常有意思,实际上登场人物要比鲁迅本人活跃得多,符合了司马贺所谓的“不研究个体,因为个体本性的来源复杂;研究周围环境,于是直接得到了个体”计算政治学,这样的鲁迅被忽略了他那些被单一化了的描述,从而形成新的造物——一个更贴近人,也就是司马贺理论缺陷的一面,再此成为了优势——因为凡是环境造物,就是有共同标准的;也许环境的选取有赖于作者,但创作者最重要的目的是完成对一个人——之为人类——的鲁迅的还原。这一点做得太妙了。
让我们看看登场人物:
鲁迅
许广平
内山完造
内山美喜
须藤五百三
奥田爱三

正正好好是六个人!而鲁迅这里做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一个不服输,却出乎意料受人摆弄的输家——苏格拉底所谓命相神灵;这里笔者没有附会过多《会饮》的意思,只是巧合着实容易进到这里。鲁迅的使命和很多人不同,又和那个时代的永恒有益性相同:中间物。一条绳索,人!
在生活中,人们很难真正说服另一个人,无论你学识如何,权威性如何,尤其是后现代。但人们仍然对买理论性著作以及其对立面鸡汤性的书籍不疲,就像人们愿意看电视。但是鲁迅那一代人的经验给我们一个霹雳,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今天仍然存在,连个都没翻一个;他们的观念,今天仍然没有超越,并且我们发现知识越来越难以掌控,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尺度,站在中间观望。站在东西方,昨天明天,你我,天堂地狱,科技自然。但,我们还是今天,还是《此时此地》。

鲁迅剖析自己是相当不留情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太多场合和事件里他感到心虚。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痛苦之源。没想到须藤想到这样的妙招,从心理演绎的角度,就像再造了一个梦境,由今敏导演的一幕话剧,来洗刷和反问鲁迅从前彷徨而自信、悲哀而自残的根基:
藤野——一个支持鲁迅而被鲁迅改换的梦想背叛的恩师。鲁迅永远在他面前是学生,不知如何讲话。他和鲁迅的观点纠缠在于——鲁迅认为必须要改为医治思想的病,而藤野并不知道,所以也不能比照。但是这里还有很多技术细节,比如思想怎样医治?通过什么手段医治?好在须藤扮演好了一个主轴:宽容。斐德若起头,藤野也是一个源。
其实鲁迅也是宽容的人,但他的话却非常有分量,他知道什么人作恶,而世界上根本没有地狱,于是恶人一代代逍遥,而人间不如地狱。鲁迅扎进佛经里比任何人都深,这里我们可以稍微谈谈宗教:佛和基督都只是看似宽容,他们实质主张的还是规训与刑罚。
洛文——洛文我不了解,我感兴趣的是李秉钧。奥田可能比较像,因为洛文已经是新一代了,他们也是公子哥。但是血气上他们不输,奥田有自己傲物的地方,但打起架来比别人还厉害,过于冲动,这一点很像泡赛尼阿斯。非常有趣的是这位泡赛尼阿斯还是没有做好工作,鲁迅只能说是被打动,并没有理屈。
秋瑾——非常独特的一个登场,我没想到她对鲁迅造成那么大的阴影。事实上当时被处决和自杀的革命者很多,可以说革命家普遍有邹容谭嗣同那样的,也有汪精卫章太炎那样的,而汪氏还要更可悲曲折、诡谲。活下来的人见到假共和和流血,很难不自责。鲁迅的话总是惨烈中的幽默“她的刀扎在了我的心头”,于是阴魂已经成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还要成长,吸取很多养分。秋瑾是反映了反思革命不成功以及需要长久经营的一个典型。
朱安——最禁忌的话题了。许广平确实很难跟上鲁迅,她们的对话是硬来的,循循的,一个不自在,另一个也不自在。很不成功的一段医治,却是很有效的冲击。许广平对朱安有了了解,鲁迅在迷糊中也道出了内心挣扎的底蕴。火焰就像活了一样,被朱安给投了出来。朱安和许广平心中都不太能承认对方,由违心承认,到倾心,这是多么难的宽容啊!鲁迅对钱从来不会忌讳,他直说活着要钱,娜拉走也要钱,未来的社会光谈民主和精神,是空中楼阁。实际上有趣的是井上厦这里的处理:许广平“您太残酷了……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原谅您了……”,以此结尾,却没有皆大欢喜,始终,作者是追求真实世界的。
内山完造——一个随从一样的好人,可以为读书人付出一切。他有点像那个被流放的阿尔克比亚德,口才是爆冷的时候有趣。


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须藤是一个主导型的人。他说这是怪物,这些人物是典型价值的,并且要对鲁迅宽容,宽容是唯一最后的法宝。
鲁迅很有意思,他的名言就像尼采一样有争议,像是“一个也不饶恕”。现在看,他就像最不饶恕自己的人,他不能原谅那个时代,死了那么多人,没有法庭的公平,居然还有人说风凉话……还要遗忘!
所有不宽容,也就是没宽容自己。鲁迅最后知道了。但他仍然充满了张力。
东方哲学实在是太有生命力了。“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上海的描写非常到位,如果说王安忆的描写比较中立的话,张爱玲绝对是物质的;第一个左派就是鲁迅,而由日本而上海的井上厦也捕捉到了真髓:每一幕的广播员所说的广告非常有上海的物味,夹杂着靡靡之音,却没有任何对抗日和政治危机的宣传。

在居留团的讨伐里我们可以感到寒意:真正的左派在中日都不讨好。人人喊打,里外没有人格。

本书的高潮在须藤和鲁迅的针尖对麦芒上。最迷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语言大师竟然失语,而Eryximachus的化身须藤则取得胜利,一番斗争后一反常态:
须藤的堂哥正是那个在日军屠人的时候唯一不叫好的士兵,但他早早就吐血而死;振聋发聩的一个逆语出现了:“我就是这样弃文从医的”。
两人竟然选了相反的道路,环境却出自一个。
鲁迅举证,说精神的重要性,而人不过是一些化学物质;须藤这里更高层次地反驳了鲁迅,这就像会饮上那些对eros浅薄认识的人被后来者驳得只好认输的样子。须藤说:那是因为他们既没有这个病,也没有那个病;
“我们人的脑子能想象宇宙的那一边,你知道靠什么吗?”
“那正是精神的力量”。
“重量为1.4公斤的脑能健康工作的关系”。
人脑的表面积,报纸那么大的东西,他能包含整个宇宙。

有人问,阿里斯托芬呢?这里他成了幕后的导演。他幽了所有人默。

井上厦比我们更了解鲁迅,他的年谱里我们读到他3年级就看完了鲁迅全集。的确,下面须藤说鲁迅对老百姓又是鼓励又是告诫,无疑是比我们的了解深刻的。我们除了恨鲁迅、怕鲁迅、恼鲁迅,妖魔化他,还能做什么呢?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止不住眼泪了。鲁迅用身体搏命,“是对才能的浪费“,鲁迅的确会说“我想写小说,我想写一部只有我能写的小说”——因为鲁迅除了新文化前期写过小说之后,余生都是杂文,无论对于批评他的还是爱好他文字的,都是巨大的遗憾。小说的确是每个人都不同的。但是鲁迅的独特却是过于耀眼的。就像尼采之于哲学界,卡尔维诺之于文学界,特德姜和阿瑟克拉克之于科幻界。在二十世纪百大文学中,鲁迅的两部都是人们没法低评的,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开阔和概括性中,塑造了最硬和预言能力的角色和社会,并包容了幻想冒险和乡土文学,于是,革命虽鲁迅所欲也,却要在小说中靠边站。

P116页的上海月亮是本书的背景图画,真是太迷幻了,我久久不愿合卷,渴望伏在书上,案上,把泪和岸分开。

井上厦没有避开鲁迅的敏感问题,他提日本侵华的抵触心理的时候,没有遮掩,这大概是左派作家可嘉可敬的地方,不仅我们为自己民族的抹黑心理着急,也为作者而感动。是的,鲁迅不可能不矛盾,不仅对日矛盾,而且对出国后的名声给国民党人谈资和让支持鲁迅的人灰心也矛盾。只要有伦理学和哲学,有人类和分类学的地方,有时空差别的地方,就有矛盾,不要怕,也不要塑造他,而是要像哈维尔,遵循自己内心。

鲁迅成了孩子,“我绝对没有那个姿色(资格)”。
内山完造:“好了好了先生你去那边坐着吧,我们正在谈重要的事儿呢。”
像这样的幽默屡屡皆是。

但我们还要记得,真正的医生,无论在哪里,是文坛笔端,是医院病床,都是战场。上海,中国,还有那么多文盲,他们走一夜来买书,他们看不起病。

鲁迅的小说没有写完,对于鲁迅没有那么多遗憾,或许还有星点;对于读者,也有遗憾;遗憾是美德,这不是由井上厦补上了吗?
对于须藤医生的话题,将来还会再谈论吧。但从井上厦的角度说,我不认为他以辩护为目的写了这么巧妙的剧本。即便是为了辩护,我也尊重他的选择,因为他带来美的贡献。爱欲的永恒的善。

井上厦的书过于幽默,却比古谷实真实。读他的书能感到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人,拥有青年气象,他给我带来了每一页的感官革命,我只能想到连个致意词:布鲁斯名乐队——感恩而死;及纪伯伦——笑与泪。由Eryximachus而至aristophanes,再使两者对调,描写了病症中幽默的苏格拉底式的鲁迅,这只牛虻的失败,让竟而未竟之柏拉图见底,真是永幼的赤童,井上厦。

说个题外的题内话,鲁迅的预言能力很值得玩味:
“1934年12月21日,鲁迅写了一篇著名杂文《阿金》。阿金是替外国人帮佣的女仆。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正对着鲁迅家的前门,所以也可谓是邻居。这位上海娘 姨虽然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却会讲一连串的洋话,轧一连串的姘头,骂人吵架更是她的特长,不到一个月就把鲁迅家附近的“四分之一里”搅得天翻地覆,致使鲁 迅“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下意识地在稿纸上写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金”字。鲁迅甚至想到像这种女人如果“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或者是皇太后,那 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是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后来,读者从阿金联想到“十年动乱”期间的江青,绝不是偶然的。

附录: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 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 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 ‘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 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 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 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 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 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 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 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最后感谢作者译者,编辑和鲁迅,和柏拉图、阿里斯托芬。
7 有用
2 没用
上海月亮 上海月亮 7.9分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上海月亮的更多书评

推荐上海月亮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