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周绍纲
2014-05-20 看过
 周绍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割地赔款而告终。当时朝野震惊,纷纷要求变法图强。3年后,岁在戊戌,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百日维新”。维新历时不过103天,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百年进程。对这场“失去的改革”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资产阶级太脆弱”是变法失败的主要成因;近些年来,又有不少文史作家从当下的阙失出发,以关怀现实的态度来评述戊戌变法。以上的研究或解读,多是以论带史。

      相较于一些观念先行的研究者,茅海建更注重于“史料重建”。早在十几年前,便开始梳理戊戌专题的史料,其新近问世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更是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视角。以往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辨伪识真,建立起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我们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变革。

      作为地方上的实力派、体制内的清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之洞多次电奏,要求废约。张对变法向来持同情态度,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士子所瞩目。而康有为于1895年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便与梁启超等诸多学子多次联名上书,恳求维新。在此背景下,经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的老乡——梁鼎芬极力周旋,张、康二人于1895年秋在南京相会。对于这次会谈,康有为回忆说: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在康有为看来,这次谈话很投机。马关议和期间,二人皆主张废约再战,换约之后,二人皆主张变法自强,但如果仅仅以此来判断张、康二人初见时的关系,难免会有疏漏。张之洞当时花大量时间与康有为交谈,实则另有隐情。茅海建引据梁鼎芬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函,认为张之洞与康有为“申旦高谈”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舒缓丧子之痛。

       事实上,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便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有为在《我史》中自承“香涛(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尽管康有为的自传大量作伪(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但此言当属实。张之洞在学术上更倾向于古文经学,对康有为的今文改制,颇有非议。学术之争从来就是政治之争,主张立孔教的康有为采用孔子纪年,这让张之洞认为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帝王纪年才是正朔。

      张之洞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反映了“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其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反驳保守派的“迂说”,其二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茅海建在阅读“张文襄公家藏手札 家属类”后(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得出张派与康党在政治上的对立,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张、康二人的关系,也在1898年冬走向了决裂。后来的事情验证了张的预判,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为,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之际,尚到处宣称他有光绪帝的衣带诏,鼓动世人“清君侧”,这无疑会将光绪逼向绝境。

      相较于康有为,张之洞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关系更为亲厚。这在当时就为人所熟知。梁启超在《杨锐传》中称:

      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于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梁启超的说法虽不完备(当时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并不在北京),但大体指出了杨锐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和侍读期间主要的任务,是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早在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当日,杨锐便向身在南京的张之洞发电,告知条约的内容以及京中之政情。杨锐此电的基本倾向是主张废约的。张之洞回电,指使杨锐在京发动更大的拒约再战的上奏、上书热潮。联系此时京城官员的上奏与“公车上书”,可见背后的推手。此外,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电报,交办了许多事情。1898年9月初,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光绪帝召见了杨锐,随后命杨锐、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张之洞起初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有为的落难有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之洞从儿子张权的电报处得知,杨锐曾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从而错判杨锐会脱案。谁知慈禧快刀斩乱麻,下令处死了杨锐等“六君子”。

       茅海建对以上史料的梳理,澄清了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其一,“公车上书”的背后,有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在做推手,并非仅由康有为等人一手促成;其二,“戊戌六君子”并非铁板一块,光绪帝显然更倚重杨锐等人(背后是主张变革的地方实力派);其三,康有为在《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一文中称张之洞“请杀六君子”。显然,这与事实不符。

      张之洞与主政湖南的陈宝箴的关系也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解读“张之洞档案”之前,学人对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张之洞的政治主张之比较,多是从思想源流的层面去推测。茅著提出了不少先前未见的史料,为以往的论断提供了更多的论据。此外,茅著除了通过解读机密的文件,梳理张之洞戊戌变法中诸多关键人物的关系,还对于一些零散的文件,也作了介绍和说明,这让历史叙事更连贯,细节更丰满。

      总体看来,当时开明的地方大员(陈宝箴等)和士绅(叶德辉、陈庆年等),更偏向于张之洞的稳健改良。尽管张之洞的政策设计与康梁的主张大体相同,但欠缺实际政治操练的康梁等人,意图以激进的态势进行变革,在失去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认同后,即便有名义上的皇帝的支持,维新也不过百余日。在变法的前一天,慈禧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当时,诸多事件让张之洞未能入京,由此也与军机处、总理衙门无缘。如果当时张能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很可能会成为朝政的施政纲领:既不会走康派的激进改良之路,也不会像保守派那样固步自封,而是推进稳健的变革。若是如此,近世中国或是另外一种进程。

      原刊于《晶报》深港书评
      http://jb.sznews.com/html/2014-05/18/content_2877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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