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暗功夫与人立方

马国兴
2014-05-19 看过
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以专题形式论述与汪曾祺相关的人与事,恰似人立方关系搜索,勾勒了文字后的汪曾祺,令人耳目一新。
“杂学,是精神的代偿,我们可以由此知道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这个现象很值得回味。没有杂识与多维的视野,思想的表达难免过分简单。”孙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褀红火的时候,许多人去模仿他,都不太像,原因是不了解其文字后的暗功夫。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汪曾祺自己也未必注意。
杂学源自杂览,又不限于此。作家与学者不同,学问不求其专深,但求其趣味与烟火气。这一点,作家与编辑相近。出版家罗竹风先生曾提议,编辑要做杂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采博览,兼收并蓄,以适应编辑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并且要懂得珍惜,懂得积累,在编中学,在学中编,每编一本书都要增加一点新的知识,站上一个新的台阶。作家亦应为杂家。
杂览之外,汪曾祺结缘昆曲,经历梨园风雨,亲近文人字画,无一不为他的文字添彩。在孙郁看来,中国的文与画,是文人生命延伸的地方,笔墨之间的闲情有提升灵魂的作用;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诗画才是精神的寄托;许多隐秘都在那里,流淌着玄学的气息。这是道的层面,不贤识其小,我以为从术的层面来讲,文人画的布局与留白,当能启示文章的结构与行文。
一个人的构成,与因缘际会的人物密切相关。孙郁以汪曾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详略不一,梳理了与之相关的数十个人物。他秉承的是比较文学的学者路数,不过偶尔也有作家式的感叹。
孙郁说,沈从文影响汪曾祺,有三个方面: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内心感受的忠诚。李健吾当年欣赏沈从文不说教,在故事与诗境里拓展丰富的人性,而这些为半个世纪之后汪曾祺所继承。孙郁认为,沈从文后来终止的写作,是被汪曾祺这个学生完成的。
孙郁说,老舍是个放得下读书人架子的人,他对平民的爱与观照,有点基督徒的意味,将大的悲欣融入其间,内心热流滚滚;他留心院子外的空闲之地,觉得空闲的地方无权无势的人的故事才有意思;他对百姓的苦乐极为敏感,好像其间的一切也是自己生命的一体,所有的冷暖都关乎自己的存在。从大众与民间提取诗意与趣味,聆听世界更本原的声音,老舍给予汪曾祺暗示多多。孙郁认为,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汪曾祺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
孙郁说,黄裳在离古人近的地方抨击现实,接着旧事说事,根底在今世,思想是左翼的无疑;同样是好古,他还是革命者的思维,就有现代的理念在此;无论怎样谈过去,黄裳其实都是在讲今天的体验。而汪曾祺与之类似,在贴近士大夫的时候,他的底色已经染有红色的痕迹。孙郁认为,《沙家浜》后来值得一看,大概和汪曾祺残留的那点趣味有关,否则,作品必然还待在八股的套路里。
孙郁的解析与论断,有阅读的快意。亲近与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方法,自然是阅读他的作品。但有时候,读者不免陷于其文字的罗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领会其妙处。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能让读者跳脱其中,读来让人心明眼亮。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写作是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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