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中的生死疲劳 BY夏一璞《经济观察报》
《性别政治与国家》（张念）书评，原载于《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4/0430/260040.shtml
当一个生命还是受精卵的时候，他或者她的性别已经注定了。孕妇可能通过后天的身体锻炼和营养补充来力求生育一个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却绝无可能改变这个在胚胎时期就已经注定了的性别事实。因此，对于人的能动性而言，“成为”男人或女人只是在原有性别的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这里的讨论排除了古代阉人和现代医学中性别改造的外科手术）。所谓的性别解放，也是在这样意义上谈论的。
性别差异是自然的赐予，更是自然繁衍的需要；伴随着它所属的那个人在自然与社会的碰撞、交融中逐步沾染上烟火气息，从此，性别不再仅仅是自然性的，更加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易经》的《咸》卦清楚地描绘了一幅由自然而社会的演化图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相互差异的男女之结合繁衍了生命，固定了人伦，两者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和先在性却绝不相同。当我们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咸》卦中对于“天地”、“男女”、“夫妇”三组对称中各自两个字的先后顺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那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千古以来，无分中外，所谓的女性解放都跳脱不了对男人第一决定性的反抗与解脱。就如同这个社会永远是由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而繁衍延续那样，女性对自身的解放永远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终身纠结、抵死纠缠。
从宏观上看，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演进和发展与时代的特征息息相关；聚焦到微观，女性对自由的追求是在蹈死赴生的交错中挣扎着展开的，曲曲折折、皱皱巴巴、掺杂着无数的血泪和伤口。然而，历史始终是大道，是有取舍的，女性那些微观的，隐没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反抗，往往无缘展现于世人眼前。所以，女人只能囿于闺阁之中，哪怕如王熙凤那样做个“脂粉堆里的英雄”，也是大字不识，偶尔吟出个“一夜北风紧”，都堪称神来之笔。张念的新书《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带有独特的女性叙事的亲切性和形象性，将性别和政治通过一个个不同时期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具象地结合在一起，让那些幸存于历史之中伟大而丰富的女性对于自身解放的努力和奋斗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古典社会里，“妇”是作为“夫”的对称而存在，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家庭权牢固地控制住了社会发展的根基。男人成家立室之时，就是他解脱父权到掌握新的父权和夫权之日；女人则不同，因为她不是以未婚配的女儿而存在，就是以他人的妻子而存在，而最终是以妻子的形式存在，无论是父权、还是夫权，乃至“夫死从子”，对于女人而言，这些加诸于她身上的权力都是永恒的，至死方休。这种权力的压制并非单纯男人对女人毫无理性地压迫，也是一种社会生存的必要。“女人在哪，家就在哪，女人不动，家国静好，人伦井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关系到对自身自由的追求，更是撬动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结构。所以，在古典文化里，女性解放的赴死蹈生都是悲壮而惨烈的。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安提戈涅》就以女主人公安提戈涅之死开启了女性要求自我解放的序幕。作为一个城邦合法的女公民，她的义务是遵守国王的旨意，任由反叛者波吕尼刻斯曝尸荒野；然而，在家庭关系中，她却是那个反叛者血脉相连的至亲，她无法放任哥哥死无葬身之地。安葬了哥哥后欣然赴死的安提戈涅，在自然性与政治性中，很显然选择了前者，而后者则以死亡为代价，第一次赋予了女性。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不可理解为单纯是指的男人，否则，安提戈涅就死得毫无道理。
宋明理学登峰造极之时，中国的“烈女”、“贞女”、“节妇”文化也发展到了顶峰。按照张念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儒士们在苦苦追求“仁君”而不得的境况下，将女性的身体作为肉身政治的最高典范，作为“外王”失败的移情补偿物。男人政治上的失败，逼迫女人在闺阁中退无可退，于是乎将妇道坚持到底，否则一无是处，一无所有。贞洁烈女，无论生死，守得住的只有一座贞节牌坊，毁灭的却是因自然而生的欲望天性。
在古典时期，自然性和政治性是尖锐对立的，女人通过抛弃自然性来获得政治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被赐死的安提戈涅，还是了无生趣的活下去的贞洁烈妇。
革命的到来，给女性解放翻开了一篇新的光景。革命颠覆的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不止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不知不觉中，从烈女、贞女，转变为了怨女。这种“怨”并非怨恨自然性使她成为了女人，而是怨政治性让她成为了这样的女人——不自由、不自主、不能爱人、不能被别人爱。怨所隐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与革命相伴生而来的精神上的冲击。然而，这种怨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有力的回应与有效的纾解，于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女人的解放往往也逃不开一个死，不是被“吃人的礼教”生吞，就是主动赴死。活着嫁不了想嫁之人，那么就惨烈地在花轿中自戕，以死明志。当妇女解放多半以这种形式出现时，不难不让人联想到，或许不是礼教吃人，而是新思想绑架人。女人的政治诉求，原本不应该按照这种模式得以实现。
从死胡同里退出来的女性解放随着革命的节节深入，也获得了更加决绝的生的力量，不局限于男女的小情小爱，要走入大世界，死也要死得掷地有声，给世界以回响，典型代表就是从闺阁走到革命前沿的鉴湖女侠秋瑾。鲁迅曾经为出走的娜拉担忧，忧愁她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革命给了娜拉第三条道路，成为和男人一样奋斗在革命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
亚里士多德曾说，服从是女人的德性。他的理由是女人在本性上不同于男性，如果理性是一种配额的话，显然女人所得到的理性配额明显少于男性，因此她们所具备的是被统治的德性，即服从。革命以一种席卷一切，暴风骤雨的力量掀翻了古典主义的静美，抽象模糊的平等在妇女解放领域表现出一种粗鲁的给予，女人想要解放，就要和男人一样，就要使自己和男人一样有力量。女人政治性的获得，是以失去女性特征与气质为代价。“铁姑娘队”的顽强精神无法掩盖长期严酷的劳动对女性健康的摧残，按照现在的话说，这种妇女解放不具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语境已渐行渐远，姑娘们回归柔情，不再铁汉。让女人更像女人，让女人美起来，已经成为时代流行的观念。女性气质的回归并非是让女人从大世界退回到小闺阁，而是要让一个美丽而情感丰富的娜拉在大世界里，能够独立如男性，又能体面如女性地生活下去。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隐含着一种戏剧般的不完美，期望中的进退适宜往往过犹不及，追求的是恰如其分，结果可能是矫枉过正。当女性的身体从压抑走向爆发，从掩饰转为暴露，甚至于身体写作时，女性的政治性与自然性完全一致，步调统一时，自然性和政治性都变得原始和粗野。
女性的解放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奴性”到“怨念”，从“求死”到“向生”，与时代的发展，与男人世界的进化是同步进行的。张念在书中这样追问，“从小闺阁到大世界、从三寸金莲到女性同志、从铁姑娘到身体写作，我们能走多远？”其实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男女，走不出生死，也许就这么疲劳地走下去，或许有终点，或许没有终点，但女性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完成了对男人脚步的追随甚至于超越，解放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征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更是在其中领悟了什么，成全了什么。
当一个生命还是受精卵的时候，他或者她的性别已经注定了。孕妇可能通过后天的身体锻炼和营养补充来力求生育一个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却绝无可能改变这个在胚胎时期就已经注定了的性别事实。因此，对于人的能动性而言，“成为”男人或女人只是在原有性别的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这里的讨论排除了古代阉人和现代医学中性别改造的外科手术）。所谓的性别解放，也是在这样意义上谈论的。
性别差异是自然的赐予，更是自然繁衍的需要；伴随着它所属的那个人在自然与社会的碰撞、交融中逐步沾染上烟火气息，从此，性别不再仅仅是自然性的，更加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易经》的《咸》卦清楚地描绘了一幅由自然而社会的演化图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相互差异的男女之结合繁衍了生命，固定了人伦，两者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和先在性却绝不相同。当我们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咸》卦中对于“天地”、“男女”、“夫妇”三组对称中各自两个字的先后顺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那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千古以来，无分中外，所谓的女性解放都跳脱不了对男人第一决定性的反抗与解脱。就如同这个社会永远是由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而繁衍延续那样，女性对自身的解放永远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终身纠结、抵死纠缠。
从宏观上看，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演进和发展与时代的特征息息相关；聚焦到微观，女性对自由的追求是在蹈死赴生的交错中挣扎着展开的，曲曲折折、皱皱巴巴、掺杂着无数的血泪和伤口。然而，历史始终是大道，是有取舍的，女性那些微观的，隐没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反抗，往往无缘展现于世人眼前。所以，女人只能囿于闺阁之中，哪怕如王熙凤那样做个“脂粉堆里的英雄”，也是大字不识，偶尔吟出个“一夜北风紧”，都堪称神来之笔。张念的新书《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带有独特的女性叙事的亲切性和形象性，将性别和政治通过一个个不同时期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具象地结合在一起，让那些幸存于历史之中伟大而丰富的女性对于自身解放的努力和奋斗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古典社会里，“妇”是作为“夫”的对称而存在，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家庭权牢固地控制住了社会发展的根基。男人成家立室之时，就是他解脱父权到掌握新的父权和夫权之日；女人则不同，因为她不是以未婚配的女儿而存在，就是以他人的妻子而存在，而最终是以妻子的形式存在，无论是父权、还是夫权，乃至“夫死从子”，对于女人而言，这些加诸于她身上的权力都是永恒的，至死方休。这种权力的压制并非单纯男人对女人毫无理性地压迫，也是一种社会生存的必要。“女人在哪，家就在哪，女人不动，家国静好，人伦井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关系到对自身自由的追求，更是撬动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结构。所以，在古典文化里，女性解放的赴死蹈生都是悲壮而惨烈的。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安提戈涅》就以女主人公安提戈涅之死开启了女性要求自我解放的序幕。作为一个城邦合法的女公民，她的义务是遵守国王的旨意，任由反叛者波吕尼刻斯曝尸荒野；然而，在家庭关系中，她却是那个反叛者血脉相连的至亲，她无法放任哥哥死无葬身之地。安葬了哥哥后欣然赴死的安提戈涅，在自然性与政治性中，很显然选择了前者，而后者则以死亡为代价，第一次赋予了女性。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不可理解为单纯是指的男人，否则，安提戈涅就死得毫无道理。
宋明理学登峰造极之时，中国的“烈女”、“贞女”、“节妇”文化也发展到了顶峰。按照张念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儒士们在苦苦追求“仁君”而不得的境况下，将女性的身体作为肉身政治的最高典范，作为“外王”失败的移情补偿物。男人政治上的失败，逼迫女人在闺阁中退无可退，于是乎将妇道坚持到底，否则一无是处，一无所有。贞洁烈女，无论生死，守得住的只有一座贞节牌坊，毁灭的却是因自然而生的欲望天性。
在古典时期，自然性和政治性是尖锐对立的，女人通过抛弃自然性来获得政治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被赐死的安提戈涅，还是了无生趣的活下去的贞洁烈妇。
革命的到来，给女性解放翻开了一篇新的光景。革命颠覆的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不止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不知不觉中，从烈女、贞女，转变为了怨女。这种“怨”并非怨恨自然性使她成为了女人，而是怨政治性让她成为了这样的女人——不自由、不自主、不能爱人、不能被别人爱。怨所隐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与革命相伴生而来的精神上的冲击。然而，这种怨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有力的回应与有效的纾解，于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女人的解放往往也逃不开一个死，不是被“吃人的礼教”生吞，就是主动赴死。活着嫁不了想嫁之人，那么就惨烈地在花轿中自戕，以死明志。当妇女解放多半以这种形式出现时，不难不让人联想到，或许不是礼教吃人，而是新思想绑架人。女人的政治诉求，原本不应该按照这种模式得以实现。
从死胡同里退出来的女性解放随着革命的节节深入，也获得了更加决绝的生的力量，不局限于男女的小情小爱，要走入大世界，死也要死得掷地有声，给世界以回响，典型代表就是从闺阁走到革命前沿的鉴湖女侠秋瑾。鲁迅曾经为出走的娜拉担忧，忧愁她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革命给了娜拉第三条道路，成为和男人一样奋斗在革命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
亚里士多德曾说，服从是女人的德性。他的理由是女人在本性上不同于男性，如果理性是一种配额的话，显然女人所得到的理性配额明显少于男性，因此她们所具备的是被统治的德性，即服从。革命以一种席卷一切，暴风骤雨的力量掀翻了古典主义的静美，抽象模糊的平等在妇女解放领域表现出一种粗鲁的给予，女人想要解放，就要和男人一样，就要使自己和男人一样有力量。女人政治性的获得，是以失去女性特征与气质为代价。“铁姑娘队”的顽强精神无法掩盖长期严酷的劳动对女性健康的摧残，按照现在的话说，这种妇女解放不具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语境已渐行渐远，姑娘们回归柔情，不再铁汉。让女人更像女人，让女人美起来，已经成为时代流行的观念。女性气质的回归并非是让女人从大世界退回到小闺阁，而是要让一个美丽而情感丰富的娜拉在大世界里，能够独立如男性，又能体面如女性地生活下去。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隐含着一种戏剧般的不完美，期望中的进退适宜往往过犹不及，追求的是恰如其分，结果可能是矫枉过正。当女性的身体从压抑走向爆发，从掩饰转为暴露，甚至于身体写作时，女性的政治性与自然性完全一致，步调统一时，自然性和政治性都变得原始和粗野。
女性的解放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奴性”到“怨念”，从“求死”到“向生”，与时代的发展，与男人世界的进化是同步进行的。张念在书中这样追问，“从小闺阁到大世界、从三寸金莲到女性同志、从铁姑娘到身体写作，我们能走多远？”其实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男女，走不出生死，也许就这么疲劳地走下去，或许有终点，或许没有终点，但女性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完成了对男人脚步的追随甚至于超越，解放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征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更是在其中领悟了什么，成全了什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