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血浓于水又何妨
如果说当今社会还有什么差异能左右人们的所思所想,我想一定不会是人种、民族或者血统的差异,应该冠以“文化的差异”更为贴切。也许有人会说不同人种、民族、血统必然带来文化差异,但看罢陈寅恪先生关于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的讲演就知道这一因果关系不一定成立。
民族的差异在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是很容易被抵消的;而血统的差异更是有着主观的不稳定性。西晋末年盘踞在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纷纷入驻内地,频繁地通商通婚导致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纯正的“华夏族”早已不纯,就连中原人引以为傲的上古雅音也沾染胡音发生了变化。而血统差异,反应在晋朝追捧的世族制上在南北朝时期跌宕起伏,流离失所。其原因在于唯有汉人的王朝是信奉德才与家世,而少数民族政权多尚武功强权。晋朝的大家大族在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多半难以光复南渡前的光辉与荣耀。
而造就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陈老先生的分析下大概是各个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接纳程度,以及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情况。虽然五胡乱华时期的各国都是抱着仰慕汉文化、攻占汉文化首都洛阳为目标而积极擢用汉人文武官僚,但是从前秦苻坚用王猛,北魏用崔浩就看得出少数民族君王用汉臣时的心情是很捉摸不透的。
唯有文化的差异,以及最终洞悉了差异的人才能问鼎中原。陈寅恪先生对比北朝时期的北齐与北周,同为“血统不纯,民族混杂”的高齐与宇文周,顺应文化民俗的北周为胜者。北齐高氏为鲜卑化汉人王朝,太过强调自己“鲜卑人”的身份,反应在事关夺权的兵制上就有偏颇,自然要失去一部分汉人的拥簇。而北周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氏灵活的府兵制,不仅“赐还”务农汉人的汉族姓氏,还一举破除鲜卑服兵汉务农的戒律,使兵权、土地没有民族界限。这不仅降低了汉人坐地造反,鲜卑人拥兵造反的可能,也使各民族的人才适用范围变得更广。
先行者的凄凉
中国社会的特点,有时候想想,其实就是一个“土”。纵观南北朝的历史,其实也是“得土地者得天下”。
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鹿特丹港等之所以商业熠熠并最早萌生了资本主义,大概也是因为欧洲各国土地资源有限,土地不够自给自足,必须去倒买倒卖。衣冠南渡后的世族大家们纷纷移居江左,江南的土地天生适合花前月下,也难怪南迁后的汉人不喜田地喜都市(当然也是因为土地被剥夺了流离失所的缘故)而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与土地相分离是极其危险的。最浅显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打仗根本就是空谈。何况在清淡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极度缺乏能因粮于敌的军事将才,和厉兵秣马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抗自然败阵连连。
中国土地之广之肥沃,必然导致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土”爱得深沉。魏晋南北朝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带来土地制度的混乱。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抱团成城,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起来了,城市带来的配套效应就是与之相关衣食住行商业的发达。但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时期资金、原始物资的全球流通,南北朝时期制约商业发展的还是“土”:造钱的金银铜铁,必须靠挖土挖矿;棉帛丝绸也是取之于农桑。单纯靠交换、掠夺、原始积累在这一历史时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想都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错。如果光是责问社会、科技发展程度的原因,明时郑和七下海也平白错失原始积累的好机会。
因此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包括赵宋繁华都市的历史都不免有些惋惜。为何看着更具活力,更能便捷地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商业、城市发展往往不如据守寸土的农业社会来得稳定?陈老先生说:“南朝士族与城市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南朝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没有土地做依托,自然城灭人亡。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终归大统,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土地制度开展得好,给予民众土地与兵器,民自会皈依。
这么想来倒是移居江东的文人雅士们太过先行,终沦落为寻常百姓家了。
一个人的宗教和一群人的宗教
佛教有三武一宗之难,其中的头“两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为南北朝时期的帝王,其后的唐武宗也相隔不过百年。好端端的一个舶来宗教短时间内频频遭灭法,大概是这段时期政权更迭,统治者为了臣民顺服而烧的三把政策火。
纵观当今世界的几大宗教,浅略地翻阅这几大宗教的发展历史,或多或少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方的基督教是每一个人的宗教,虽然他们也有宗教集会,但在集会里你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基督徒,个性分明。它于传统的欧洲政体更像是宗教、国家相辅相成,在社会中更多的是调解“左右”之间的关系:教导如何爱你的邻里,对他人施与帮助,开办福利院,收容孤寡等。而东方的佛(特指传入中国后的佛教)、道、伊斯兰则像是一群人的宗教,你看到的往往是站在顶点的一个人,以及下面黑鸦鸦的一片面目模糊。于社会则是统治者为了调解“上下”关系的统治工具。上面的人信,让你信才能信,高兴了给予僧人土地宅院,搜刮举国金银铜造佛像也是可以的;不高兴了连寺院牌匾都给你砸了,熔了佛像就去铸铜钱。原本同神相通的宗教东渡来华后可谓是百般伏低仍得不到一个令人尊重的地位。真真可谓兴也帝王,亡也帝王。
舶来华夏民族的宗教想像基督教一样将自己的教条教义融入平头百姓骨血的事是根本没有条件和契机。也许是来的晚,华夏早已接受儒家文化的教化。陈老摘谢灵运《辨宗论》:“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可见谢灵运认为中国人是有“顿悟成佛”的非凡资质的,鉴于谢灵运所处的清谈时代背景,其实真实情况如何,我倒觉得不尽然。中国人是喜欢渐悟、被训导的。千百年来无孔不入的儒家文化就是明证。儒文化自出生起就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即便它没有被冠以“儒教”的名头,但实在是比宗教还教条还摄制人心。佛教之所以在其它朝代可以与儒家相安无事地并驱齐行,也是因为自身改造工作做的好,只做儒家文化的补充,绝不出头露脸。魏晋南北朝的空谈风气使佛家的佛理佛经风靡一时,佛家一时占地万顷,更多的人为免除兵役杂税选择以僧尼为职。这就回到了之前和“土”有关的话题,寺院不好好给百姓“指点迷津”让他们安分守己,还大肆搜刮铜钱导致物价上涨;占着大片土地的僧尼不交税不务农还不当兵,这简直就是给南北人口大肆迁徙后带来的人口减少、民族不平衡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两武灭佛,实在是势在必行。当然撇开宗教于政治的意义,对于佛教文化、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都是俱荣俱损。唐杜牧江南春有诗叹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对于一片已经有强大统治思想文化扎根的土地来说,宗教这一最初由胆怯者发明的神明崇拜系统确实是有些眉下添眉了。不过我也想像不出,若当今中华民族全员都是经典真传的佛家子弟,这个社会是不是会变得更好。
如果说当今社会还有什么差异能左右人们的所思所想,我想一定不会是人种、民族或者血统的差异,应该冠以“文化的差异”更为贴切。也许有人会说不同人种、民族、血统必然带来文化差异,但看罢陈寅恪先生关于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的讲演就知道这一因果关系不一定成立。
民族的差异在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是很容易被抵消的;而血统的差异更是有着主观的不稳定性。西晋末年盘踞在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纷纷入驻内地,频繁地通商通婚导致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纯正的“华夏族”早已不纯,就连中原人引以为傲的上古雅音也沾染胡音发生了变化。而血统差异,反应在晋朝追捧的世族制上在南北朝时期跌宕起伏,流离失所。其原因在于唯有汉人的王朝是信奉德才与家世,而少数民族政权多尚武功强权。晋朝的大家大族在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多半难以光复南渡前的光辉与荣耀。
而造就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陈老先生的分析下大概是各个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接纳程度,以及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情况。虽然五胡乱华时期的各国都是抱着仰慕汉文化、攻占汉文化首都洛阳为目标而积极擢用汉人文武官僚,但是从前秦苻坚用王猛,北魏用崔浩就看得出少数民族君王用汉臣时的心情是很捉摸不透的。
唯有文化的差异,以及最终洞悉了差异的人才能问鼎中原。陈寅恪先生对比北朝时期的北齐与北周,同为“血统不纯,民族混杂”的高齐与宇文周,顺应文化民俗的北周为胜者。北齐高氏为鲜卑化汉人王朝,太过强调自己“鲜卑人”的身份,反应在事关夺权的兵制上就有偏颇,自然要失去一部分汉人的拥簇。而北周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氏灵活的府兵制,不仅“赐还”务农汉人的汉族姓氏,还一举破除鲜卑服兵汉务农的戒律,使兵权、土地没有民族界限。这不仅降低了汉人坐地造反,鲜卑人拥兵造反的可能,也使各民族的人才适用范围变得更广。
先行者的凄凉
中国社会的特点,有时候想想,其实就是一个“土”。纵观南北朝的历史,其实也是“得土地者得天下”。
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鹿特丹港等之所以商业熠熠并最早萌生了资本主义,大概也是因为欧洲各国土地资源有限,土地不够自给自足,必须去倒买倒卖。衣冠南渡后的世族大家们纷纷移居江左,江南的土地天生适合花前月下,也难怪南迁后的汉人不喜田地喜都市(当然也是因为土地被剥夺了流离失所的缘故)而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与土地相分离是极其危险的。最浅显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打仗根本就是空谈。何况在清淡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极度缺乏能因粮于敌的军事将才,和厉兵秣马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抗自然败阵连连。
中国土地之广之肥沃,必然导致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土”爱得深沉。魏晋南北朝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带来土地制度的混乱。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抱团成城,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起来了,城市带来的配套效应就是与之相关衣食住行商业的发达。但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时期资金、原始物资的全球流通,南北朝时期制约商业发展的还是“土”:造钱的金银铜铁,必须靠挖土挖矿;棉帛丝绸也是取之于农桑。单纯靠交换、掠夺、原始积累在这一历史时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想都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错。如果光是责问社会、科技发展程度的原因,明时郑和七下海也平白错失原始积累的好机会。
因此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包括赵宋繁华都市的历史都不免有些惋惜。为何看着更具活力,更能便捷地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商业、城市发展往往不如据守寸土的农业社会来得稳定?陈老先生说:“南朝士族与城市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南朝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没有土地做依托,自然城灭人亡。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终归大统,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土地制度开展得好,给予民众土地与兵器,民自会皈依。
这么想来倒是移居江东的文人雅士们太过先行,终沦落为寻常百姓家了。
一个人的宗教和一群人的宗教
佛教有三武一宗之难,其中的头“两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为南北朝时期的帝王,其后的唐武宗也相隔不过百年。好端端的一个舶来宗教短时间内频频遭灭法,大概是这段时期政权更迭,统治者为了臣民顺服而烧的三把政策火。
纵观当今世界的几大宗教,浅略地翻阅这几大宗教的发展历史,或多或少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方的基督教是每一个人的宗教,虽然他们也有宗教集会,但在集会里你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基督徒,个性分明。它于传统的欧洲政体更像是宗教、国家相辅相成,在社会中更多的是调解“左右”之间的关系:教导如何爱你的邻里,对他人施与帮助,开办福利院,收容孤寡等。而东方的佛(特指传入中国后的佛教)、道、伊斯兰则像是一群人的宗教,你看到的往往是站在顶点的一个人,以及下面黑鸦鸦的一片面目模糊。于社会则是统治者为了调解“上下”关系的统治工具。上面的人信,让你信才能信,高兴了给予僧人土地宅院,搜刮举国金银铜造佛像也是可以的;不高兴了连寺院牌匾都给你砸了,熔了佛像就去铸铜钱。原本同神相通的宗教东渡来华后可谓是百般伏低仍得不到一个令人尊重的地位。真真可谓兴也帝王,亡也帝王。
舶来华夏民族的宗教想像基督教一样将自己的教条教义融入平头百姓骨血的事是根本没有条件和契机。也许是来的晚,华夏早已接受儒家文化的教化。陈老摘谢灵运《辨宗论》:“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可见谢灵运认为中国人是有“顿悟成佛”的非凡资质的,鉴于谢灵运所处的清谈时代背景,其实真实情况如何,我倒觉得不尽然。中国人是喜欢渐悟、被训导的。千百年来无孔不入的儒家文化就是明证。儒文化自出生起就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即便它没有被冠以“儒教”的名头,但实在是比宗教还教条还摄制人心。佛教之所以在其它朝代可以与儒家相安无事地并驱齐行,也是因为自身改造工作做的好,只做儒家文化的补充,绝不出头露脸。魏晋南北朝的空谈风气使佛家的佛理佛经风靡一时,佛家一时占地万顷,更多的人为免除兵役杂税选择以僧尼为职。这就回到了之前和“土”有关的话题,寺院不好好给百姓“指点迷津”让他们安分守己,还大肆搜刮铜钱导致物价上涨;占着大片土地的僧尼不交税不务农还不当兵,这简直就是给南北人口大肆迁徙后带来的人口减少、民族不平衡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两武灭佛,实在是势在必行。当然撇开宗教于政治的意义,对于佛教文化、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都是俱荣俱损。唐杜牧江南春有诗叹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对于一片已经有强大统治思想文化扎根的土地来说,宗教这一最初由胆怯者发明的神明崇拜系统确实是有些眉下添眉了。不过我也想像不出,若当今中华民族全员都是经典真传的佛家子弟,这个社会是不是会变得更好。
© 本文版权归作者 章魚社長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