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看唐代小说的改编创作
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看唐代小说的改编创作
【摘 要】 对原有故事的改编是唐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本文以《烈士池及传说》和《杜子春》为例，主要从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四个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认识到文人再创作的需要以及小说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唐代小说的改编有着导向作用，并持续影响到后代文学的改编创作。
【关键词】唐代小说 杜子春 改编
唐代小说一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重要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指出了唐代小说的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虚构曲折情节，注意语言华美，富于文采与意想，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在有意识的创作过程中，有来自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也有对原有故事的文人化改编，其中包括民间传说、佛经故事。小说作为一种下里巴人的文学体裁，主要功能在于吸引读者、丰富读者的业余生活。在叙述方式、情节设置上必然要考虑到普罗大众的需求。而对故事的改编毫无疑问最能体现这方面的要求。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文人是如何满足市民追求的。
论及改编而来的唐代小说，牛僧孺创作的《杜子春》毫无疑问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学界一般认可该故事的原型出于《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及传说》。《烈士池及传说》的故事主要在叙述有一隐士欲寻访一人助其炼丹，后遇一烈士，隐士多次予以援助，终于愿意相助；隐士提出唯一的条件是“一日戒语”，但此烈士却在最后因其妻怒欲杀其子时欲制止其妻之举而失声叫唤。在此文的基础上，牛僧孺对故事进行了改编，并创作了唐代小说名篇《杜子春》。以下是对两篇故事的文本对比。
一、叙述视角的差异
《烈士池及传说》以究极神理的隐士作为叙述视角。隐士在寻访成仙的方法的时候得到一个妙方，其方曰：“夫神仙者，长生之术也。将欲求学，先定其志，筑建坛场，周一丈余。命一烈士，信勇昭著，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求仙者中坛而坐，手按长刀，口诵神咒，收视反听，迟明登仙。所执銛刀变为宝剑，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执剑指麾，所欲皆从，无衰无老，不病不死。”可见想要得道成仙需要寻访到一位人间的烈士，于是隐士开始“行访烈士，营求旷岁，未谐心愿”。从而引出了烈士人物的出现。烈士是一个被雇主欺凌的不幸的人，“我以贫窭，佣力自济。其主见知，特深信用，期满五岁，当酬重赏。于是忍勤苦，忘艰辛，五年将周，一旦违失，既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为心，悲悼谁恤”，得到了隐士的帮助，“化具肴馔”、“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自时厥后，数加重赂”。从而烈士“潜行阴德，感激其心。”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就和《杜子春》中叙述相一致，“愿一夕不声耳。”而牛僧孺所写《杜子春》一文则是以杜子春为叙述视角。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穷困潦倒之时遇到了一位老人，三次出手帮助他，给他钱财。后为报答老人的恩情，于是远赴登华山云台峰，承诺老人无论见到什么都不发出声音，历经种种考验最终失败。失败之后老人才告诉他“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为何《烈士池及传说》选择隐士为叙述视角，而《杜子春》则选择杜子春并且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描写老人和杜子春的认识过程，并在叙述过程中展现杜子春的成长和心态的变化呢？《烈士池及传说》收录在《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记》为佛教界高僧玄奘大师的游历见闻记录，其中的文本故事并非刻意的文人创作，而只是记录和说明路途中的故事。由此，《烈士池及传说》重点在于叙述故事本身，于是采用“隐士”作为叙述视角，使得故事的前因后果更加清晰。而《杜子春》作为唐传奇的名篇，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先不交代为何老人会帮助杜子春，只是描写两人之间的故事，直到故事的最后才知道老人是因为要修炼成仙的丹药才帮助杜子春的。由于以杜子春为叙述视角，则报恩的过程是杜子春的亲身经历，与《烈士池及传说》相比较，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二、宗教色彩的不同
吉川幸次郎先生曾指出，“《杜子春》和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及传说》非常相似。不过，《杜子春》里面并没有宣扬深远的佛教教理的意图，倒是使人感觉到有丰富的道教色彩的起伏[ 平野显照著 张桐生译《唐代的文学与佛教》 业强出版社 1976年5月出版 页323 ]。”由此可见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故事的宗教色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文本出发，可以发现《烈士池及传说》中有较多的佛教概念[ 在《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一书认为《烈士池及传说》的宗教背景是不清晰的，应该属于印度当时的外教。修行外教的人们“精勤苦行，求出生死”。]，例如“中陰”是指佛教在人死后至投胎转世之前存在一个灵识，在四十九天之内中阴身会投胎转世；“出胎、受胎”更是佛教概念。佛经上讲“隔阴之迷”，指的就是大阿罗汉与大菩萨入胎、住胎，或者出胎，将前生的事都忘了。而在《杜子春》中我们可以找到浓郁的道教气息。“华山云台峰”、“惊鹤飞翔其上”、“中有药炉”、“紫焰光发”和“白石三丸”都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老人的身份直接是一位法术高强的道士，“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
《烈士池及传说》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由玄奖口授，其弟子辩机编撰而成，处于盛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在盛唐时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加之玄奘远赴印度取经，所记载的故事本就是发生在婆罗痆斯国，北印度恒河岸边的一个国家的故事，虽然可能属于当时的外教，但是仍旧带有印度浓郁的佛家色彩。《杜子春》则成书于827年，唐文宗年间，吏治黑暗。面对灰暗的末世，人应该怎样安排自己？是隐居避难，到深山里去过清苦的生活；还是是留恋富贵，留恋官职，最终被战乱所摧毁。这是就需要道家的思想来为人们找寻出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烈士池及传说》中隐士想要追求的“驭风云，陪仙驾”、“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无衰无老，不病不死。”和中国道教所追求的“乘云气而御飞龙”、“先天地生而不为久”十分相似，从而使得人们无意识将隐士认为是中国的道士。
故事情节的差异
由上文可知两个故事的情节大致相同，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牛僧孺对于施恩和报恩情节进行了文人化的再创作，使得故事本身更加饱满。《烈士池及传说》大约有80%的篇幅在叙述成仙的妙方以及烈士不语的经历，对于烈士的经历以及隐士对他的帮助只用“自时厥后，数加重赂”等寥寥数语概括。而《杜子春》中则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描写老人和杜子春的认识过程，并在叙述过程中展现杜子春的成长和心态的变化。
在施恩这一重要情节上，《烈士池及传说》中“隐士命与同游，来至草庐，以术力故，化具肴馔。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曰：“尽当来求，幸无外也。”自时厥后，数加重赂，潜行阴德，感激其心”短短七十六个字，在《杜子春》中改编成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尽管杜子春三次荡尽钱财，隐士依旧倾力相助。由最初的三百万钱、一千万钱到最后的三千万，杜子春的态度逐渐在改变，逐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才会有最后的改过自新。在此过程中，老人却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帮助他。通过节节铺垫、层层渲染,使得杜子春之感恩之举有了更加深厚的心理基础，而不似《烈士池及传说》中烈士的转变那么突兀。
在报恩的情节上，《杜子春》中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笔墨。《烈士池及传说》中烈士的所受的苦难主要为被故主杀害，投胎转世后不能言语，最终因为妻子要杀死自己的儿子而无奈发声。主要目的在于告诉世人宗教修道必须离弃最基本的人性。这是佛教的传统观点，在《贤愚经·梵天请法六事品》中就有让妻儿被吃而求道的情节。而《杜子春》的情节设置则不相同。从老人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窥其一二：“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转世变为哑女仍旧生下孩子谓之“喜”；众鬼戕害自己的妻子谓之“怒”；妻子最后死了谓之“哀”；狂风猛兽谓之“惧”；地狱里的各类刑罚苦痛谓之“恶”；整个个过程中想发声的欲望谓之“欲”，这些都未能令杜子春忘记自己对老人的誓言。而最后还是因为对孩子的爱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噫……”。由此可见道教需要人放下的是人所有的七情六欲。而杜子春的失败则表明了故事新的主题，人伦亲情乃人之本性和大欲，是难以割舍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印度佛教故事转化为中国小说故事的过程中，逐步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人伦思想的影响，更加能够适应中国读者的心理。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烈士池及传说》受佛经故事文体的限制,在场景、细节的描述上较为欠缺，重点在于记叙故事本身。而《杜子春》中则加强了对各种场景细节描绘，更丰富细腻、更曲折宛转，增添了故事的神秘色彩与若隐若现的迷离感。例如对老人居处的描绘：“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踞前后。”将老人的道骨仙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小说主题的不同
作品的构成、表现等皆是为主题服务的。因此，两部作品既然存在以上的诸多差异，根本还是两位作者意欲表现的主题不同。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故事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已经由一个弃绝基本人性的修道主题转化为阐述不可泯灭的人伦亲情的人性颂歌。《烈士池及传说》主要表达的是求仙必须放弃人的本性。只有放下人间的一切才能够成为仙人，对于人性的态度是全然否定的。而《杜子春》通过对施恩环节的层层渲染，让杜子春体会到人情在名利面前的不堪一击。让这样的杜子春去试炼，更好地凸显了人性和神性的矛盾。在如此冲突下，杜子春依旧不忍亲儿被杀，依旧放不下人间的真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案，彰显了人性的伟大。在故事的结尾，杜子春对于没能够坚守誓言是“愧其忘誓”，而不是对自己决定的全然否定。
《烈士池及传说》作为一个佛经故事，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故事，彰显佛家理念。由此不难理解故事中对人性的否定，对求仙的强烈追求。而《杜子春》作为唐传奇的名篇，其主要作用在于满足和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杜子春》的写作还是要回归普罗大众的生活与选择。当一个市民面对这样的矛盾，市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性的重要性必然需要得到凸显。
综上所述，在改编的过程中，两个故事在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总结其原因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人再创作的需要。既然是有意识的改编，必然会体现作者的文字功底。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情节设置都带有鲜明的文人化色彩。
二是小说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各个方面都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阅读兴趣做出了调整。例如叙述视角改编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真实性；道教色彩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故事情节的调整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小说主题也是为了体现人性的重要。
作为中国小说发展的丰碑，唐代小说对此前文学的改编也影响到了其后明清戏曲小说、现代文学创作对唐代小说的改编。其主要目的都在于发挥文人创作功底的基础上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丰富大众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杜子春传.太平广记（卷十六）·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王青.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西域研究.2005
[3]孙鸿亮. 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2005
[4]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J] .陈引驰.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
社.2010
【摘 要】 对原有故事的改编是唐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本文以《烈士池及传说》和《杜子春》为例，主要从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四个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认识到文人再创作的需要以及小说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唐代小说的改编有着导向作用，并持续影响到后代文学的改编创作。
【关键词】唐代小说 杜子春 改编
唐代小说一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重要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指出了唐代小说的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虚构曲折情节，注意语言华美，富于文采与意想，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在有意识的创作过程中，有来自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也有对原有故事的文人化改编，其中包括民间传说、佛经故事。小说作为一种下里巴人的文学体裁，主要功能在于吸引读者、丰富读者的业余生活。在叙述方式、情节设置上必然要考虑到普罗大众的需求。而对故事的改编毫无疑问最能体现这方面的要求。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文人是如何满足市民追求的。
论及改编而来的唐代小说，牛僧孺创作的《杜子春》毫无疑问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学界一般认可该故事的原型出于《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及传说》。《烈士池及传说》的故事主要在叙述有一隐士欲寻访一人助其炼丹，后遇一烈士，隐士多次予以援助，终于愿意相助；隐士提出唯一的条件是“一日戒语”，但此烈士却在最后因其妻怒欲杀其子时欲制止其妻之举而失声叫唤。在此文的基础上，牛僧孺对故事进行了改编，并创作了唐代小说名篇《杜子春》。以下是对两篇故事的文本对比。
一、叙述视角的差异
《烈士池及传说》以究极神理的隐士作为叙述视角。隐士在寻访成仙的方法的时候得到一个妙方，其方曰：“夫神仙者，长生之术也。将欲求学，先定其志，筑建坛场，周一丈余。命一烈士，信勇昭著，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求仙者中坛而坐，手按长刀，口诵神咒，收视反听，迟明登仙。所执銛刀变为宝剑，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执剑指麾，所欲皆从，无衰无老，不病不死。”可见想要得道成仙需要寻访到一位人间的烈士，于是隐士开始“行访烈士，营求旷岁，未谐心愿”。从而引出了烈士人物的出现。烈士是一个被雇主欺凌的不幸的人，“我以贫窭，佣力自济。其主见知，特深信用，期满五岁，当酬重赏。于是忍勤苦，忘艰辛，五年将周，一旦违失，既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为心，悲悼谁恤”，得到了隐士的帮助，“化具肴馔”、“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自时厥后，数加重赂”。从而烈士“潜行阴德，感激其心。”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就和《杜子春》中叙述相一致，“愿一夕不声耳。”而牛僧孺所写《杜子春》一文则是以杜子春为叙述视角。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穷困潦倒之时遇到了一位老人，三次出手帮助他，给他钱财。后为报答老人的恩情，于是远赴登华山云台峰，承诺老人无论见到什么都不发出声音，历经种种考验最终失败。失败之后老人才告诉他“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为何《烈士池及传说》选择隐士为叙述视角，而《杜子春》则选择杜子春并且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描写老人和杜子春的认识过程，并在叙述过程中展现杜子春的成长和心态的变化呢？《烈士池及传说》收录在《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记》为佛教界高僧玄奘大师的游历见闻记录，其中的文本故事并非刻意的文人创作，而只是记录和说明路途中的故事。由此，《烈士池及传说》重点在于叙述故事本身，于是采用“隐士”作为叙述视角，使得故事的前因后果更加清晰。而《杜子春》作为唐传奇的名篇，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先不交代为何老人会帮助杜子春，只是描写两人之间的故事，直到故事的最后才知道老人是因为要修炼成仙的丹药才帮助杜子春的。由于以杜子春为叙述视角，则报恩的过程是杜子春的亲身经历，与《烈士池及传说》相比较，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二、宗教色彩的不同
吉川幸次郎先生曾指出，“《杜子春》和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及传说》非常相似。不过，《杜子春》里面并没有宣扬深远的佛教教理的意图，倒是使人感觉到有丰富的道教色彩的起伏[ 平野显照著 张桐生译《唐代的文学与佛教》 业强出版社 1976年5月出版 页323 ]。”由此可见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故事的宗教色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文本出发，可以发现《烈士池及传说》中有较多的佛教概念[ 在《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一书认为《烈士池及传说》的宗教背景是不清晰的，应该属于印度当时的外教。修行外教的人们“精勤苦行，求出生死”。]，例如“中陰”是指佛教在人死后至投胎转世之前存在一个灵识，在四十九天之内中阴身会投胎转世；“出胎、受胎”更是佛教概念。佛经上讲“隔阴之迷”，指的就是大阿罗汉与大菩萨入胎、住胎，或者出胎，将前生的事都忘了。而在《杜子春》中我们可以找到浓郁的道教气息。“华山云台峰”、“惊鹤飞翔其上”、“中有药炉”、“紫焰光发”和“白石三丸”都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老人的身份直接是一位法术高强的道士，“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
《烈士池及传说》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由玄奖口授，其弟子辩机编撰而成，处于盛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在盛唐时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加之玄奘远赴印度取经，所记载的故事本就是发生在婆罗痆斯国，北印度恒河岸边的一个国家的故事，虽然可能属于当时的外教，但是仍旧带有印度浓郁的佛家色彩。《杜子春》则成书于827年，唐文宗年间，吏治黑暗。面对灰暗的末世，人应该怎样安排自己？是隐居避难，到深山里去过清苦的生活；还是是留恋富贵，留恋官职，最终被战乱所摧毁。这是就需要道家的思想来为人们找寻出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烈士池及传说》中隐士想要追求的“驭风云，陪仙驾”、“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无衰无老，不病不死。”和中国道教所追求的“乘云气而御飞龙”、“先天地生而不为久”十分相似，从而使得人们无意识将隐士认为是中国的道士。
故事情节的差异
由上文可知两个故事的情节大致相同，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牛僧孺对于施恩和报恩情节进行了文人化的再创作，使得故事本身更加饱满。《烈士池及传说》大约有80%的篇幅在叙述成仙的妙方以及烈士不语的经历，对于烈士的经历以及隐士对他的帮助只用“自时厥后，数加重赂”等寥寥数语概括。而《杜子春》中则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描写老人和杜子春的认识过程，并在叙述过程中展现杜子春的成长和心态的变化。
在施恩这一重要情节上，《烈士池及传说》中“隐士命与同游，来至草庐，以术力故，化具肴馔。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曰：“尽当来求，幸无外也。”自时厥后，数加重赂，潜行阴德，感激其心”短短七十六个字，在《杜子春》中改编成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尽管杜子春三次荡尽钱财，隐士依旧倾力相助。由最初的三百万钱、一千万钱到最后的三千万，杜子春的态度逐渐在改变，逐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才会有最后的改过自新。在此过程中，老人却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帮助他。通过节节铺垫、层层渲染,使得杜子春之感恩之举有了更加深厚的心理基础，而不似《烈士池及传说》中烈士的转变那么突兀。
在报恩的情节上，《杜子春》中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笔墨。《烈士池及传说》中烈士的所受的苦难主要为被故主杀害，投胎转世后不能言语，最终因为妻子要杀死自己的儿子而无奈发声。主要目的在于告诉世人宗教修道必须离弃最基本的人性。这是佛教的传统观点，在《贤愚经·梵天请法六事品》中就有让妻儿被吃而求道的情节。而《杜子春》的情节设置则不相同。从老人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窥其一二：“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转世变为哑女仍旧生下孩子谓之“喜”；众鬼戕害自己的妻子谓之“怒”；妻子最后死了谓之“哀”；狂风猛兽谓之“惧”；地狱里的各类刑罚苦痛谓之“恶”；整个个过程中想发声的欲望谓之“欲”，这些都未能令杜子春忘记自己对老人的誓言。而最后还是因为对孩子的爱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噫……”。由此可见道教需要人放下的是人所有的七情六欲。而杜子春的失败则表明了故事新的主题，人伦亲情乃人之本性和大欲，是难以割舍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印度佛教故事转化为中国小说故事的过程中，逐步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人伦思想的影响，更加能够适应中国读者的心理。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烈士池及传说》受佛经故事文体的限制,在场景、细节的描述上较为欠缺，重点在于记叙故事本身。而《杜子春》中则加强了对各种场景细节描绘，更丰富细腻、更曲折宛转，增添了故事的神秘色彩与若隐若现的迷离感。例如对老人居处的描绘：“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踞前后。”将老人的道骨仙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小说主题的不同
作品的构成、表现等皆是为主题服务的。因此，两部作品既然存在以上的诸多差异，根本还是两位作者意欲表现的主题不同。从《烈士池及传说》到《杜子春》，故事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已经由一个弃绝基本人性的修道主题转化为阐述不可泯灭的人伦亲情的人性颂歌。《烈士池及传说》主要表达的是求仙必须放弃人的本性。只有放下人间的一切才能够成为仙人，对于人性的态度是全然否定的。而《杜子春》通过对施恩环节的层层渲染，让杜子春体会到人情在名利面前的不堪一击。让这样的杜子春去试炼，更好地凸显了人性和神性的矛盾。在如此冲突下，杜子春依旧不忍亲儿被杀，依旧放不下人间的真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案，彰显了人性的伟大。在故事的结尾，杜子春对于没能够坚守誓言是“愧其忘誓”，而不是对自己决定的全然否定。
《烈士池及传说》作为一个佛经故事，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故事，彰显佛家理念。由此不难理解故事中对人性的否定，对求仙的强烈追求。而《杜子春》作为唐传奇的名篇，其主要作用在于满足和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杜子春》的写作还是要回归普罗大众的生活与选择。当一个市民面对这样的矛盾，市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性的重要性必然需要得到凸显。
综上所述，在改编的过程中，两个故事在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总结其原因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人再创作的需要。既然是有意识的改编，必然会体现作者的文字功底。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情节设置都带有鲜明的文人化色彩。
二是小说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叙述视角、宗教色彩、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各个方面都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阅读兴趣做出了调整。例如叙述视角改编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真实性；道教色彩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故事情节的调整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小说主题也是为了体现人性的重要。
作为中国小说发展的丰碑，唐代小说对此前文学的改编也影响到了其后明清戏曲小说、现代文学创作对唐代小说的改编。其主要目的都在于发挥文人创作功底的基础上迎合普罗大众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丰富大众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杜子春传.太平广记（卷十六）·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王青.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西域研究.2005
[3]孙鸿亮. 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2005
[4]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J] .陈引驰.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
社.2010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