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蚨背上的国运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段文字自司马迁写就《史记 •平淮书》的那天起就成为了历代承平盛世的样式描述。作为治世的标志，金钱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朝代兴盛与否的重要指标。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每一个朝代都奔走在通往 “京师之钱累巨万 ”的路上。《中国是部金融史 2》便是这样一本讲述殊途同归的书。在这部书中，走在殊途上的是宋、元、明三朝。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朝代更替表上，这三朝都是三个各具特色的朝代。
有宋一代，“ 积贫积弱”。对辽、对夏、对金战争少有胜绩；留下的靖康之耻、元嘉草草，则举不胜举。不过《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之汴梁富足繁华远逾盛唐。
蒙元，一代天骄所创，马可波罗笔下的人间天堂。大都甚是繁华，西人不曾见。繁华的背后确有着童谣， “钞买钞，何曾现 ”。
明，汉人最后一个皇权的朝代。常有 “剥皮实草 ”的演绎，诉说其吏治的清廉。同样伴随却仍然有着坊间关于严嵩、魏忠贤等权奸巨恶的传说不绝于耳。
“透过古朴的钱眼，看穿迷雾般的历史 ”，《中国是部金融史 2》这样为自己代言。他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朝代转换、王朝更替。
汉帝国在开创了一代治世范式的同时也肇始了中国专制社会的周期律。 “耕者有其田 →放开经济管制 →经济井喷式发展 →封建官僚崛起 →官商兼并土地 →农成为流民 →帝国崩溃 ”。终至清末，专制社会中的历朝鲜有跳出此规律者。
随着作者拨开这层迷雾，一部中国史其实是一部金融史。考量一朝的金融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考量出的是一朝国运兴衰本源。
“天地所生财货百物 ，止有此数 ，不在民 ，则在官 !”沿着这条道路下去，升斗小民与官家在财货的问题上展开了博弈。有鉴于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小民的身影更多的时候被遮盖。他们的能量更多的通过经济的形式间接的表达出来，揭竿而起者毕竟是少数。
“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 ”， 《清史稿•祁俊藻传》中的这句话其实放在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上面也是同样的妥当。
宋初三帝奉行清静无为，不抑土地兼并，民间财富创造勃兴。国家不与民争利，所以有 “以财发身” ，所以有汴梁之繁华。虽北逊于辽，西败于夏，但经济战上却靠着薄钱胜之。最终有宋一代成就了中国古典经济的巅峰。
清静无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则是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 “强势分利集团 ”， “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劫掠社会财富 ”。当集官、商 、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形成的时候，国运就基本到头了。“放于利而行，多怨。 ”就是这样情势之下，蒙元亡了，大明也亡了。
在书中，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货币的重要。我们也能读到那句 耳熟能详的王安石名句。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追逐金钱的时候，有句名言说道，“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显然，在书中作者也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作者在书中着重的指出了道德这个前提，“ 人要有最基本的羞耻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正义精神 ”，否则所有人就随时可能背叛这个社会、背叛这个帝国。但是这个前提是靠什么来维系呢？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本书的题旨也不在于此；但这个问题却更让人深思。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每一个朝代都奔走在通往 “京师之钱累巨万 ”的路上。《中国是部金融史 2》便是这样一本讲述殊途同归的书。在这部书中，走在殊途上的是宋、元、明三朝。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朝代更替表上，这三朝都是三个各具特色的朝代。
有宋一代，“ 积贫积弱”。对辽、对夏、对金战争少有胜绩；留下的靖康之耻、元嘉草草，则举不胜举。不过《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之汴梁富足繁华远逾盛唐。
蒙元，一代天骄所创，马可波罗笔下的人间天堂。大都甚是繁华，西人不曾见。繁华的背后确有着童谣， “钞买钞，何曾现 ”。
明，汉人最后一个皇权的朝代。常有 “剥皮实草 ”的演绎，诉说其吏治的清廉。同样伴随却仍然有着坊间关于严嵩、魏忠贤等权奸巨恶的传说不绝于耳。
“透过古朴的钱眼，看穿迷雾般的历史 ”，《中国是部金融史 2》这样为自己代言。他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朝代转换、王朝更替。
汉帝国在开创了一代治世范式的同时也肇始了中国专制社会的周期律。 “耕者有其田 →放开经济管制 →经济井喷式发展 →封建官僚崛起 →官商兼并土地 →农成为流民 →帝国崩溃 ”。终至清末，专制社会中的历朝鲜有跳出此规律者。
随着作者拨开这层迷雾，一部中国史其实是一部金融史。考量一朝的金融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考量出的是一朝国运兴衰本源。
“天地所生财货百物 ，止有此数 ，不在民 ，则在官 !”沿着这条道路下去，升斗小民与官家在财货的问题上展开了博弈。有鉴于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小民的身影更多的时候被遮盖。他们的能量更多的通过经济的形式间接的表达出来，揭竿而起者毕竟是少数。
“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 ”， 《清史稿•祁俊藻传》中的这句话其实放在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上面也是同样的妥当。
宋初三帝奉行清静无为，不抑土地兼并，民间财富创造勃兴。国家不与民争利，所以有 “以财发身” ，所以有汴梁之繁华。虽北逊于辽，西败于夏，但经济战上却靠着薄钱胜之。最终有宋一代成就了中国古典经济的巅峰。
清静无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则是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 “强势分利集团 ”， “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劫掠社会财富 ”。当集官、商 、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形成的时候，国运就基本到头了。“放于利而行，多怨。 ”就是这样情势之下，蒙元亡了，大明也亡了。
在书中，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货币的重要。我们也能读到那句 耳熟能详的王安石名句。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追逐金钱的时候，有句名言说道，“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显然，在书中作者也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作者在书中着重的指出了道德这个前提，“ 人要有最基本的羞耻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正义精神 ”，否则所有人就随时可能背叛这个社会、背叛这个帝国。但是这个前提是靠什么来维系呢？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本书的题旨也不在于此；但这个问题却更让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