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另一面

書蠹
2014-04-21 看过

文/ 贝叶文 (编辑,广州) 茅海建先生根据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原计划用十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来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历史课题。但当他深入档案,在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查资料”之后,发现这个课题需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其著述中存在诸多作伪,理清真相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步骤,真相不清遑论评价借鉴。尽管在茅海建之前的诸多学者已经取得了非常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但由于前人研究档案的条件局限,研究大陆档案或不熟悉台湾档案,研究台湾档案或不熟悉大陆档案,因而在诸多关键性的事件真相的考证上面存在诸多不足。茅海建先生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面寻求解读历史真相。尽管有人怀疑他陷入了以考证为历史研究的窠臼,但从他已发表的这几部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来看,均属于带有问题的考证,所考证的具体历史事件对于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大的历史事件均是有意义的,而非为了考证而考证。 如果说茅海建之前发表的三部戊戌变法研究论文集、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是从正面研究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其聚焦点集中在康梁两人行动、思想、著述上面,那么《戊戌变法的另面》则是站在康梁以外,特别是张之洞一派对康梁变法派行动的描述和看法。从茅海建对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理清康梁著述作伪的痕迹,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中,主张变法却又与康梁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张之洞这一派的观点和行动。 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曾说,他的先人陈宝箴、陈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与康梁不同: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 学术界对此说法有多次引用,也证明张之洞、陈宝箴这些在朝握有实权、有实际行政经验的变法派与康有为托古改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变法派存在本质区别,但一直以来对这种说法就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茅海建先生则从“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中,让我们更清晰和具体的看到了这两个变法派之间的区别。 张之洞一开始对康有为思想就存在猜疑,在张之洞入股强学会的时候就曾派人劝康放弃今文学“孔子改制”的学术思想,随后“强学会”报刊用孔子纪年更加引起了张之洞的警惕,康有为认为西方有教权,用基督纪年,中国要模仿西方所以也需要树立孔教,用孔子纪年,但这种书呆子的见解和做法,引发了张之洞的极大反感,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老官僚,疑心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立场,加上康有为鼓吹开议院和“民权”(指官民上书),被张之洞误解为提倡民主选举,意图颠覆帝制。学术思想、变法思想的差异,加上康梁背后鼓吹的激进式变法行动,使张之洞、陈宝箴等变法派官员对之产生敌视和对抗。从康梁变法派得不到朝廷内部改革派支持,反而得到敌视这一点来看,可知康有为等人完全不懂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对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但为什么康梁竟会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大众心目中的变法派?我认为康梁虽然不懂政治为何物,但他们能成功的关键乃在于继承了广东人善于经商做生意的传统,实际上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做生意的投机心态(如由康领导、因迟到而流产的联省上书),他用做生意的智慧弥补了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足。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就曾与澳门商人何连旺合作,向朝廷兜售“巴西移民”计划,但李鸿章以巴西政府未提出要求为由拒绝了,因为之前就发生过很多华人被“卖猪仔”到巴西,沦为种植园奴隶的诸多悲剧,清政府于是下令禁止了此类招工行为。茅海建从现有档案研究发现,康有为的所谓“移民计划”其实是“运民计划”,其中对华工权益并没有任何保障方案和计划,何况澳门商人何连旺家族本来就是靠“卖猪仔”发迹的奸商,“康圣人”的这个移民计划极有可能就是一单“卖猪仔”的生意(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从“张之洞档案”可以看出,康有为对陈宝箴在湖南变法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开始他赞赏陈宝箴聘请梁启超到湖南讲学,到后来张之洞、陈宝箴排斥梁启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动,康有为转而对陈宝箴变法持批评态度,再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康有为派又转而对遭遇政治迫害的陈宝箴持赞誉态度,并把陈宝箴作为“吾党”同志加以宣传。康有为对陈宝箴态度的变化均取决于个人政治态势的变化,他通过丑化慈禧、塑造朝廷顽固派来达到宣传个人受难的政治形象,为了博取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卖光绪帝,伪造光绪密诏,把他自己策划失败的“围园杀后”计划说成是光绪帝的密旨,这种下流的手段堪称他经营革命事业的一绝。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之后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变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这种善于做生意的才能的结果,他带领全党下海经商,拉拢同情他政治遭遇的华侨,利用侨乡优势,合伙经营报业、出版(科举考试教辅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对于康有为来说也更像是一盘大生意。 甲午战败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朝野内外都有改革的呼声,戊戌变法具备历史的必然性。当时清廷具备现代化知识、视野,又具有行政经验、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无疑是李鸿章,但他已经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身败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领袖。李鸿章之外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是张之洞,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国都错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机会(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这个地方不禁慨叹“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张之洞入朝为相辅佐光绪帝进行变法,或许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大大不同。然而张之洞、陈宝箴所代表的稳健改革派没有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流,康梁的乌托邦式激进改革方案却成为主流,并彻底断送了这个大好机会,这就是历史,没有“假如”。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4-04/20/content_20578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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