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

fateface
2014-04-07 看过
王汎森先生这本书是2011年在复旦做系列讲座的讲义,再加上附录的两篇文章。当年讲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听后感,当时觉得很受启发。没想到今年年初最终成书了。好像各网店才刚刚开始发售,所以读的人似乎不多。

我昨日拿到手,今天就一口气看完了,心中感受只能用“激动”来形容。如果说在今日之前,我对自己的历史观只有模糊的把握,甚至有时候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历史观。今日读王汎森此书,就觉得无处不妥帖,句句说到心里去,恨不能向全世界宣布:我就是要这样去做历史!

从字面上看“执拗的低音”说的是对历史中非主流内容的关注,在近代思想史上,也可以特指为“保守主义”或者“传统”。此书的四个讲座无不与此有关:综览式的第一讲分析近代学科分野中知识与道德分离;以谭嗣同《仁学》为主题的第二讲、以王国维“道德团体”为主题的第三讲、以刘咸炘史学中“风”的思想为主题的第四讲,则以个案的方式展现了“低音”的价值;甚至附录中对章太炎和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家思想的分析,都体现了“执拗的低音”这一主题,体现了在“重访”的过程中从“低音”中重新发现历史资源的努力和成果。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本书中,王汎森用一种分外诚恳直白的方式表现了身为一名当代历史学研究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他在第一讲中指出的,现代学科分界已使客观的知识与伦理、价值、意义等主观的“信”割裂开了,这也暗合了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就已经观察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separation of spheres。我原本以为,我真是这样实践的:学术是工作,而道德伦理甚至人生观都是自我的修持,两者是可以分隔开的,而且也应该分隔开。但王先生他用他的研究演示给我看:可以不分开,也不应该分开!而他所相信和坚持的伦理和意义,在我的理解中,有以下两点:人文的价值在于反映人的尊严和主体,而人的尊严和主体必是多元的(205);史家之职责在于“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258)。他之所以愿意去听,也听到了“执拗的低音”,正是因为有这两点。

对于这两点而言,第一点可谓是人文学科共同的价值观,而第二点则颇值得玩味。中国的传统是“以史为鉴”,并没有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进化过程,历史是应该不断回访的,因为在某种普世的、超越时间的“道”的统摄下,现实会不断与历史重合,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历史学者的价值和意义是指向当下的,因为“过去”和“现在”在“道”的层面上是共时的。西方近代历史观却不是这样:在进化的线性时间观中,历史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是某种“规则”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在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中,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依然强调了单线时间的基本架构。于是,历史与现实只在因果链上相关,无法逾越时间的鸿沟。因此,所谓“客观”的历史,往往是与当下无关的,历史学家如是呈现过去的种种,就好像科学家如是呈现自然界的种种。在后现代的历史观中,过去整个成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事件流,叙事和意义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看似很“通透”,却无法承载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对意义和价值本能的追求。

我觉得王汎森先生的历史观,就是把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共时性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相对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于是既避免了传统史学中唯一之“道”的专横,又避免了后现代史学中无处安放意义和价值的困窘。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在某个层面上能够呼应共鸣,因此求历史之真实关联呼应现实才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而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呼应,最后扎根在了“人的尊严和主体”,又是多元而丰富的。这种类似启蒙时代人所有的对“人的尊严和主体”的信重,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幼稚的,但也是真正打动我的。如果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大概也只能落在此处了。

我学术的启蒙是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而读钱穆的《师友杂忆》和《国史大纲》,觉得仍不妥帖,钱穆对传统的坚持在我看来虽能同情却不免迂阔。后来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觉得中西之后壁仍未打通,直到《朱熹的历史世界》才感觉圆融,但余英时在政见上近乎偏执的坚持,还是让我觉得不妥帖。直到王汎森这里,我觉得完全妥帖了,从学术追求到学术趣味,都完完全全是我理想中的样子。我读书到现在,真的能读到心里去的,温暖而严肃的学问,也就是他们师徒三代人。有时候想想,大概真有“学统”这种东西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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