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里的普希金们

柠檬树下
2014-04-04 看过
文/夏丽柠

王小帅的《我11》,讲述了一个懵懂少年眼中残酷的青春年代。王小帅生于1966年。

王小妮的《1966年》,讲述了一群那个年代人眼中的生活,共计11篇。王小妮生于1955年,那年她11岁。

几个奇妙的数字构建了大千世界,反复出现的1966年为中华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年,我们开始“革命”。那年,邢台大地震,我们却不知情。那年,取消高考,大小孩伢不再有书念。那年,风还在刮,雪还在飘,人们还在储存从地里新下来的土豆。但是,生活却被某些人为的因素彻底地改变。从王小妮的《1966年》里,我们在万物的亘古不变中读到了人们心性的变,头脑的变,行为的变和成长的变。可是,归根结底,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传承不变。我们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人活得很辛苦,也可以说他们仍然在竭力保持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的小小幸福。

尽管王小妮在大学里教授如何写小说,可是我想她更愿意担当的身份是诗人。诗意是弥漫在她整个生活里的氛围。她在本书的开篇便以《普希金在锅炉里》扣响了1966年的大门。一个热爱诗歌的青年人,不得不以锅炉工的身份走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为的是把普希金的诗集扔进炉堂里化为灰烬,那是他知道的最安全的墓地。不经意间,普希金的诗句却搅动了一位少女的心弦。生活仍然把持着诗歌的节奏与韵律前行,可青年人,乃至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冬天不一样了,这个冬天,跟哪个冬天都不一样了”。

尽管普希金被丢在了锅炉里,可缔造生活的人们却在变幻莫测的生活熔炉里,将自己修炼成了普希金,遵循他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如果,心里还藏着诗意,生活本身便储满了诗意。其实,王小妮的《1966年》写的就是那些在锅炉里燃烧的普希金们!比如《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里一心一意排除万难就为看一场电影的姑娘; 《一个口信》里冒着生命危险送信给暗恋女工的工人;《结巴》里克服口吃努力背诵毛主席语录全篇的少年,他们必须充满智慧地面对那个不知好坏的年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智慧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恰好是一个用几句话难以阐述清楚的年代,她从中截取了11个生活画面描述出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最容易留下足迹的是那些王侯贵胄和政客伟人。然而,令人欣喜的是,王小妮将笔触刻描在平民百姓身上,完全以平民视角窥看这世界。真正让历史永恒的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绝非昙花一现的历史名流。所以,《1966年》里的故事就变得更外生动、有趣和贴心。在其中,我们可以寻到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或者是姐姐哥哥的身影。他们身上被深深地刻上了“1966年”的烙印,终生磨灭不去。

《1966年》像一本世相的素描集,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书中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普罗众生的代名词:女孩、男孩、男教师、老太婆、卖盐的姑娘、卖胭脂的姑娘……世界本是由这些词语构成,所谓的名字就是梦枕貘在《阴阳师》里说的“咒”,命中注定的独特性。然而,王小妮反其道而行,娓娓道来的是一种普遍性,没有代表就是最好的代表。

王小妮的文字充满镜头感。她就像一位身经百炼的摄影师,瞬间按下快门,抓拍到的便是最真实的人生百态。她拿的是台黑白相机,唯一例外的色彩是红色。本书的封面设计是全黑的衬底中间有一块红,当中镶着白色的1966年的字样。那是一个流行黑白的年代,黑的夜,白的雪,而红的或许是血,也可能是心,还有《燕蛤蜊》中用女孩的红领巾给哥哥改成的红裤衩。一点点小巧的变化便剪碎了女孩和她哥哥的少年梦,那是青春的荒诞。诗人即偏爱荒诞又善于暗喻,一条红领巾从系在脖子上的高处变成一块遮羞布。一切都是可能被践踏的,神圣也会轻易被亵渎。不允许思考的年代恰恰是脑力激荡的沃土,智慧在民间,从来不是荒谬的妄言。

纵观全书的11个短篇,除了流畅的叙述,精致的构思,我仍然认为王小妮的好在于语言,尽显诗人本色。诗意的语言让故事变得宽阔。那个时代的恶与痛,爱与情都藏在语言里。尤其是一口地道的东北方言从主人公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令每个人的心里都泛起了一股淡淡的乡愁。如果把年代看作是故乡的话,1966年,便是我们回不去的乡愁。1966年,便是我们永恒的乡愁,可叹时间终究无法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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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1966年 8.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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