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情结与战后日本
多年前美国学者本尼迪克以《菊与刀》一书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了日本国民性而声名鹊起。而《拥抱战败》则以真实的历史叙述描述了战后日本情景。当中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1945年后日本从废墟中创造日本腾飞的“日本奇迹”，其中的许多史料和叙述让读者在阅读文本中获得某些颠覆性认识的快感。
按照一般的逻辑，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民族荣誉蒙羞，而对日本来说，为何要“拥抱战败”，根据译者的分析，有四层含义。一是这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一旦战败就欣然接受。第二，战败后的日本从凶残的野蛮人转化为温顺的羔羊，这就导致美日关系之中，双方做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第三，是指战败的日本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民主、改革、非军事化等，这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在这层含义上，其实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第四，本书作者道尔绝不仅仅是指日本拥抱战败，而是说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这种战后的日本模式就难以得以理解。理解“拥抱”一次成为全书的线索。
道尔描述说，当二战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这个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战胜者的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的激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的社会。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因为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看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反映
这本书从日本接受投降开始，深刻描述了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痛苦，政治结构的被改变，民主精神的发轫，和平宪法的诞生，战犯的审判以及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大转折。该书对于日本经过战争洗礼后或得重生的历史叙述可圈可点，特别是日本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变则更耐人寻味。
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只不过日本国民的痛苦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以及日本全体需对其犯下的罪行谢罪的意识形态掩盖了。留给日本人民的不是天皇“大东亚共荣”的荣耀而是满目疮痍、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梦便得支离破碎，一切都毁灭了，但是毁灭之后又是什么？一个被打败置身于“四流国家”的日本又怎样“拥抱战败”？一个昨日还高喊“脱亚入欧”豪言壮志的亚洲怪物有何能摇身一变成为东亚的反共堡垒？
打开历史封尘的记忆，回首日本战后面貌，不难发现日本长期的对外战争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痛的创伤。同时当美国占领军以一种拜恩的基督教救世情结，被一种种族优越感和冷战岁月中功利主义的心态所浸染的气氛中，日本这个东方大国史无前例地成为了美国的实验对象。
日本战败文化颇有意思。“性”、“颓废”、“粕取文化”、“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成为观察战后“虚脱的一代”的身心状态的关键词。根据笔者的观察，日本民族没有独立的人格与价值信仰（或者说日本人嬗变），唯一的信仰就是跟着强者走（bandwagon）。日本追随强者的心态刨根究底在与其国民心智不成熟与其历史的悲情。这种弱者心态可追溯到西方炮舰外加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日本脱离封建锁国时代，只是“弱者心态”被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幻想所掩盖。这样的民族性格也给日本近代身份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日本寻求近代“自我”的过程中可谓屡受创伤。这次，承认自己的战败经历，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得不再次向对自己压迫和战争的西洋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可称得上是悲壮。
日本战败给日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荡，原本在天皇统治下的百依百顺的良民顿时隐匿无踪了。战争将日本折磨地疲惫不堪，在超越绝望，重构民族价值的体系的过程中，日本国民打破了多年军国主义教化的迷思，寻求新的社会规范。此时，社会边缘群体对主流信仰与习惯的反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潘潘”（妓女）、黑市和酒鬼。在大和民族超越战争虚脱症状的挣扎中，这三个群体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是多么颓废，是如此赤裸裸的肉欲。战后初期日本沿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经济险象环生，经受着饥饿与“笋式生活”的考验的日本普通民众，“交际花”、“专宠”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影射出旧日精英的无能。
日本的战败给日本民族精神带来了激烈震荡，普通民族处于“虚脱”状态。战败也是日本凤凰涅槃的重生过程。因为他们终于从战时所宣传的“一亿玉碎”中解放出来了，并把盟军军队当成“解放军”来欢迎，他们内心由衷相信只有拥抱自由与民主才能引领他们走向美国那样的富强道路。许多日本人理想主义体现在对麦克阿瑟给日本带来的民主的圣光顶礼膜拜，甚至把他视为新的天神。然而《拥抱战败》一书中完全颠覆了原有的美国意象，也即美国并非一些人眼中真正天真浪漫的正义形象，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深刻体现着“白人的义务”的正义和宣教精神。美国对日改造中，对日本颐指气使，“传教士的狂热”（missionaryzeal，基辛格语）展现无遗。“他们的改革主义建立在如下假设上：日方文化以及机制实质上要比‘东洋’的高级，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交流，都散发着一种‘白人至上’的气息……胜利者们满怀显然是‘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拥抱战败》，p185）。胜利的美国凭借着理想主义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在日本推行“强制的民主”，征服者由于语言不通等技术原因，只能利用原来的政府和保守派官僚，特别是天皇的威望，建立了一个“政府之上的政府”、一个“小美国”，获得了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这样的民主是独裁制的民主（自由的限度是不损害这个超级政府的利益），天皇制的民主（天皇的投降诏书实际上已经刺破了民众的天皇崇拜，但当在他和军部领导人之间成功地“钉入楔子”，也即日本人被说服认为“军国主义分子”不仅愚弄了他们，而且背弃了他们的圣主时，天皇就成了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核心。）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在战后在美国的监护下的民主就仿佛日本是个不成熟的孩提，在美国的提携下蹒跚漫步。旧的天皇制扫入了历史垃圾堆，但麦克阿瑟取代了天皇，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而大和民主具有的权力崇拜又使得麦克阿瑟幕后垂帘听政成为可能。然而美国在日本推行的“强制的自由”与大多数美国人对民主浪漫的理解相去甚远：日本战后竟出现了与战前“思想警察”时代有过之而不及的新闻审查制度，一切美国人不愿意出版的报刊、书籍、影视作品都被屏蔽，比如对占领当局的批评面，对苏联、朝鲜战争的批评，对冷战紧张气氛的渲染以及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隐射。同时占领当局对新闻界开展了赤色清洗运动，左翼对资本主义的非难遭到了当局的镇压，充分说明了美国主子的伪善。日本遭遇的命运乃是旧瓶装新酒的民主：一方面盟军对“表达自由”振臂高呼，另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对日本言论自由的层层过滤和筛选。“审阅的民主，并非官方宣称的是清洗民主威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和强求言论一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顺应才是真正的智慧。”随着冷战的到来，民主的理想成为海市蜃楼，民主的的理想被铁幕的纷争击得粉碎。一切美好愿望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欧洲国家队东南亚重新殖民的野蛮企图，苏联在东欧的暴力镇压，共产党中国在内战中惊人的胜利，恐怖核军备的升级，所有这些都不是梦，而是梦靥。在冷战紧张气氛宗，改造、重建日本的各种议题被迅速抛弃，重整军备，原本是战犯的保守派政治家重返政坛，“这让保守派也感到惊蛰”。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怀抱中，成功地嫁接了旧的天皇制和美式民主制度，在双方肉欲般的缠绵中产下了天皇制民主的怪胎，在此过程中虽有分娩的镇痛，但是基本上保留了旧官僚制度，为日本战后政治的延续性提供了保障。同时，战后的安排也为日本战争责任等历史问题埋下了伏笔。读完本书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将战争责任问题归咎于日本方面确实有失公允，美国的战后日本安排的遗产也对此问题难辞其咎。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问题是笔者在阅读中一致关注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部分，即天皇制的保留、东京审判和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思。东京审判是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是战胜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战胜者对敌人充满憎恨的心态中，东京审判在战胜者的复仇中分娩了。对众多的理想者来说，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将领导者个人为国家的极端行为负责，为核时代的“法律进程”树立的里程碑。但事实上，离理想者的希望被审判者的双重标准玷污。笔者认为，东京审判的非正义性以及日本领导层对大东亚战争的观念，不应孤立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语境，而应置于东亚国际关系逻辑的嬗变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在东亚基于全球权力/地理而非文明范式应对历史剧变的过程中，日本学习了西方殖民逻辑，以武力驯服亚洲民族的过程中被西方拒绝，美国要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对日本审判时，是一种以儆效尤的方式向世界宣布：“DowhatItoldyoubutdon‘tdowhatIdo”。同时，战后，美国为帮助西方同伙保持亚洲殖民帝国的苟延残喘，在东南亚继续导演着殖民战争。并且，难道一个扔了原子弹的国家有权审判他国的“反人道罪”吗？天皇的毫发无损也直接表明了该审判的政治性而非法律性自古以强者为伍的日本自然不服这一逻辑，审判的合法性也由此打上了问号，难怪许多日本人将此次审判视为“史上最大的伪善”。美国的双重标准增能让大和民族心悦诚服，有怎能指望日本人有深重的忏悔意识？在美国的双重标准下，“正义”与“非正义”被消解。（1950年黑泽民导演的《罗生门》对“相对的真实”的深刻洗练的表达，就是诠释当时社会“混乱与虚无”的绝佳例证。）在此意义上，美国战后的地缘政治野心与人类正义良知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日本与东亚诸国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美国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逻辑阻碍了日本对民族灵魂的深刻拷问。在评判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可能西方人认为历史展现出来的即正义（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存在即合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历史展现出来的客观后果构成了历史叙述合法性的基础，即使是标榜正义的美国也难以免俗。
战后天皇制的命运也值得玩味。在战后民主制的呼声中，民主制与天皇的水火不容彰显出来了。毫无疑问，天皇对战争行为在道义上难辞其咎，但美国化腐朽为神奇吗，不仅将天皇以个人名义发动的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摇身一变，天皇成了国家民主生活的中心。笔者认为，这一政策体现了美国的深谋远虑，将天皇改造后置入国家生活，避免日本因“历史断裂”而造成的生活失控，因为毕竟天皇是日本人心中历史与血脉延续性的象征。从美国自身角度，天皇制的保留加速了美国对日本的驯服，为日后冷战岁月中“赢得日本”奠定了基础，也大大减少了美军占领成本。在战时对日政策的安排研究中，这一缜密安排是人类学分析的结果，在《认识我们的敌人--日本》的战时宣传策里，美国认为，必须避免因天皇而激怒敌人，日本对天皇保持着敬畏，如果天皇收到攻击，日本人必负隅顽抗，废除天皇制的结果是持续连绵不断的“文明冲突”。但是这一安排在战略上虽高明，但在道德上低劣。天皇制的保留让人类正义蒙羞，使战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羞羞答答，美国对于历史问题难辞其咎。“美国让战争责任问题误入歧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领袖对最近事态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臣民自我反省？”
《拥抱战败》一书充满了战败历史的悲情，日本至今处于美国保护的卵翼之下，为完全获得主权地位，这部分是日本为侵略战争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美国战略谋划的结果。在笔者最近构思的一篇关于美日同盟起源的论文中，曾有这样的假设：美日同盟并非我们通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那样认为为反共而设立，而是为了控制日本，也即美日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大量的佐证。一个有趣的事例就是，日本民众将麦克阿瑟视为将日本从混乱和饥饿拯救出的弥赛亚，“教导我们民主和和平的真谛，并慈爱地知道我们走上’光明道路‘”，麦克阿瑟可以说是引导日本浪子回头的大恩人。在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离去是，上百万日本民众来为其送行。日本人民对其感恩戴德，殁世难忘。可急具讽刺意味的是，麦克阿瑟在参议员听证会上这样评价日本：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完全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在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12岁的孩子”。
12岁的孩子！，这句话就行一记耳光打在日本人脸上，日本人也清楚认识到，他们是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美日关系就如同孩子-家长式的关系，这种心理结构长期压抑着日本民族心理。
“12岁的孩子”，这种“东方式思维”的大胆判断是由于殖民主义居高临下的心态作祟，这种心理会抹杀非西方人彻底自新的能力。
读完本书，笔者也由衷敬佩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人用手将瓦砾中的“四流”国家建成世界强国，其向世界其他优秀文明的学习意志、学习意愿值得称道，在日本战后废墟上建设了世界经济一流强国。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日本毫无战争反思精神。我们隐约地看到了这样的逻辑：日本发动战争造成的悲剧源于其背离“国家理性”，因此，战后日本宪法中的非战精神阉割了日本的战争机器。然而，日本发现，一个不具打击和报复他国军事力量的日本，如何获得他国尊重。一个在美国卵翼下的政治侏儒如何获得大国地位的尊重呢？日本对和平宪法的承诺却遭来了世界的奚落，大和魂又一次让民族精神歇斯底里般地分裂了。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作者秉承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一语道破天机：“十分脆弱的民族自尊只能表现为全心全意追求经济增长之中。”
笔者看来，虽然不能以韦伯“价值无涉”的标准评价本书，但是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站在本国立场上对当年日本战后改造的批判，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和共产主义的怀疑态度还是有某些真知灼见的。那些整天对日本有偏见的愣头愤青和那些对自由民主有浪漫幻想的年青人特别需要读读这本书。
按照一般的逻辑，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民族荣誉蒙羞，而对日本来说，为何要“拥抱战败”，根据译者的分析，有四层含义。一是这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一旦战败就欣然接受。第二，战败后的日本从凶残的野蛮人转化为温顺的羔羊，这就导致美日关系之中，双方做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第三，是指战败的日本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民主、改革、非军事化等，这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在这层含义上，其实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第四，本书作者道尔绝不仅仅是指日本拥抱战败，而是说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这种战后的日本模式就难以得以理解。理解“拥抱”一次成为全书的线索。
道尔描述说，当二战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这个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战胜者的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的激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的社会。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因为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看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反映
这本书从日本接受投降开始，深刻描述了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痛苦，政治结构的被改变，民主精神的发轫，和平宪法的诞生，战犯的审判以及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大转折。该书对于日本经过战争洗礼后或得重生的历史叙述可圈可点，特别是日本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变则更耐人寻味。
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只不过日本国民的痛苦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以及日本全体需对其犯下的罪行谢罪的意识形态掩盖了。留给日本人民的不是天皇“大东亚共荣”的荣耀而是满目疮痍、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梦便得支离破碎，一切都毁灭了，但是毁灭之后又是什么？一个被打败置身于“四流国家”的日本又怎样“拥抱战败”？一个昨日还高喊“脱亚入欧”豪言壮志的亚洲怪物有何能摇身一变成为东亚的反共堡垒？
打开历史封尘的记忆，回首日本战后面貌，不难发现日本长期的对外战争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痛的创伤。同时当美国占领军以一种拜恩的基督教救世情结，被一种种族优越感和冷战岁月中功利主义的心态所浸染的气氛中，日本这个东方大国史无前例地成为了美国的实验对象。
日本战败文化颇有意思。“性”、“颓废”、“粕取文化”、“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成为观察战后“虚脱的一代”的身心状态的关键词。根据笔者的观察，日本民族没有独立的人格与价值信仰（或者说日本人嬗变），唯一的信仰就是跟着强者走（bandwagon）。日本追随强者的心态刨根究底在与其国民心智不成熟与其历史的悲情。这种弱者心态可追溯到西方炮舰外加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日本脱离封建锁国时代，只是“弱者心态”被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幻想所掩盖。这样的民族性格也给日本近代身份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日本寻求近代“自我”的过程中可谓屡受创伤。这次，承认自己的战败经历，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得不再次向对自己压迫和战争的西洋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可称得上是悲壮。
日本战败给日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荡，原本在天皇统治下的百依百顺的良民顿时隐匿无踪了。战争将日本折磨地疲惫不堪，在超越绝望，重构民族价值的体系的过程中，日本国民打破了多年军国主义教化的迷思，寻求新的社会规范。此时，社会边缘群体对主流信仰与习惯的反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潘潘”（妓女）、黑市和酒鬼。在大和民族超越战争虚脱症状的挣扎中，这三个群体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是多么颓废，是如此赤裸裸的肉欲。战后初期日本沿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经济险象环生，经受着饥饿与“笋式生活”的考验的日本普通民众，“交际花”、“专宠”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影射出旧日精英的无能。
日本的战败给日本民族精神带来了激烈震荡，普通民族处于“虚脱”状态。战败也是日本凤凰涅槃的重生过程。因为他们终于从战时所宣传的“一亿玉碎”中解放出来了，并把盟军军队当成“解放军”来欢迎，他们内心由衷相信只有拥抱自由与民主才能引领他们走向美国那样的富强道路。许多日本人理想主义体现在对麦克阿瑟给日本带来的民主的圣光顶礼膜拜，甚至把他视为新的天神。然而《拥抱战败》一书中完全颠覆了原有的美国意象，也即美国并非一些人眼中真正天真浪漫的正义形象，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深刻体现着“白人的义务”的正义和宣教精神。美国对日改造中，对日本颐指气使，“传教士的狂热”（missionaryzeal，基辛格语）展现无遗。“他们的改革主义建立在如下假设上：日方文化以及机制实质上要比‘东洋’的高级，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交流，都散发着一种‘白人至上’的气息……胜利者们满怀显然是‘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拥抱战败》，p185）。胜利的美国凭借着理想主义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在日本推行“强制的民主”，征服者由于语言不通等技术原因，只能利用原来的政府和保守派官僚，特别是天皇的威望，建立了一个“政府之上的政府”、一个“小美国”，获得了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这样的民主是独裁制的民主（自由的限度是不损害这个超级政府的利益），天皇制的民主（天皇的投降诏书实际上已经刺破了民众的天皇崇拜，但当在他和军部领导人之间成功地“钉入楔子”，也即日本人被说服认为“军国主义分子”不仅愚弄了他们，而且背弃了他们的圣主时，天皇就成了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核心。）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在战后在美国的监护下的民主就仿佛日本是个不成熟的孩提，在美国的提携下蹒跚漫步。旧的天皇制扫入了历史垃圾堆，但麦克阿瑟取代了天皇，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而大和民主具有的权力崇拜又使得麦克阿瑟幕后垂帘听政成为可能。然而美国在日本推行的“强制的自由”与大多数美国人对民主浪漫的理解相去甚远：日本战后竟出现了与战前“思想警察”时代有过之而不及的新闻审查制度，一切美国人不愿意出版的报刊、书籍、影视作品都被屏蔽，比如对占领当局的批评面，对苏联、朝鲜战争的批评，对冷战紧张气氛的渲染以及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隐射。同时占领当局对新闻界开展了赤色清洗运动，左翼对资本主义的非难遭到了当局的镇压，充分说明了美国主子的伪善。日本遭遇的命运乃是旧瓶装新酒的民主：一方面盟军对“表达自由”振臂高呼，另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对日本言论自由的层层过滤和筛选。“审阅的民主，并非官方宣称的是清洗民主威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和强求言论一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顺应才是真正的智慧。”随着冷战的到来，民主的理想成为海市蜃楼，民主的的理想被铁幕的纷争击得粉碎。一切美好愿望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欧洲国家队东南亚重新殖民的野蛮企图，苏联在东欧的暴力镇压，共产党中国在内战中惊人的胜利，恐怖核军备的升级，所有这些都不是梦，而是梦靥。在冷战紧张气氛宗，改造、重建日本的各种议题被迅速抛弃，重整军备，原本是战犯的保守派政治家重返政坛，“这让保守派也感到惊蛰”。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怀抱中，成功地嫁接了旧的天皇制和美式民主制度，在双方肉欲般的缠绵中产下了天皇制民主的怪胎，在此过程中虽有分娩的镇痛，但是基本上保留了旧官僚制度，为日本战后政治的延续性提供了保障。同时，战后的安排也为日本战争责任等历史问题埋下了伏笔。读完本书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将战争责任问题归咎于日本方面确实有失公允，美国的战后日本安排的遗产也对此问题难辞其咎。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问题是笔者在阅读中一致关注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部分，即天皇制的保留、东京审判和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思。东京审判是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是战胜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战胜者对敌人充满憎恨的心态中，东京审判在战胜者的复仇中分娩了。对众多的理想者来说，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将领导者个人为国家的极端行为负责，为核时代的“法律进程”树立的里程碑。但事实上，离理想者的希望被审判者的双重标准玷污。笔者认为，东京审判的非正义性以及日本领导层对大东亚战争的观念，不应孤立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语境，而应置于东亚国际关系逻辑的嬗变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在东亚基于全球权力/地理而非文明范式应对历史剧变的过程中，日本学习了西方殖民逻辑，以武力驯服亚洲民族的过程中被西方拒绝，美国要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对日本审判时，是一种以儆效尤的方式向世界宣布：“DowhatItoldyoubutdon‘tdowhatIdo”。同时，战后，美国为帮助西方同伙保持亚洲殖民帝国的苟延残喘，在东南亚继续导演着殖民战争。并且，难道一个扔了原子弹的国家有权审判他国的“反人道罪”吗？天皇的毫发无损也直接表明了该审判的政治性而非法律性自古以强者为伍的日本自然不服这一逻辑，审判的合法性也由此打上了问号，难怪许多日本人将此次审判视为“史上最大的伪善”。美国的双重标准增能让大和民族心悦诚服，有怎能指望日本人有深重的忏悔意识？在美国的双重标准下，“正义”与“非正义”被消解。（1950年黑泽民导演的《罗生门》对“相对的真实”的深刻洗练的表达，就是诠释当时社会“混乱与虚无”的绝佳例证。）在此意义上，美国战后的地缘政治野心与人类正义良知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日本与东亚诸国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美国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逻辑阻碍了日本对民族灵魂的深刻拷问。在评判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可能西方人认为历史展现出来的即正义（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存在即合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历史展现出来的客观后果构成了历史叙述合法性的基础，即使是标榜正义的美国也难以免俗。
战后天皇制的命运也值得玩味。在战后民主制的呼声中，民主制与天皇的水火不容彰显出来了。毫无疑问，天皇对战争行为在道义上难辞其咎，但美国化腐朽为神奇吗，不仅将天皇以个人名义发动的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摇身一变，天皇成了国家民主生活的中心。笔者认为，这一政策体现了美国的深谋远虑，将天皇改造后置入国家生活，避免日本因“历史断裂”而造成的生活失控，因为毕竟天皇是日本人心中历史与血脉延续性的象征。从美国自身角度，天皇制的保留加速了美国对日本的驯服，为日后冷战岁月中“赢得日本”奠定了基础，也大大减少了美军占领成本。在战时对日政策的安排研究中，这一缜密安排是人类学分析的结果，在《认识我们的敌人--日本》的战时宣传策里，美国认为，必须避免因天皇而激怒敌人，日本对天皇保持着敬畏，如果天皇收到攻击，日本人必负隅顽抗，废除天皇制的结果是持续连绵不断的“文明冲突”。但是这一安排在战略上虽高明，但在道德上低劣。天皇制的保留让人类正义蒙羞，使战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羞羞答答，美国对于历史问题难辞其咎。“美国让战争责任问题误入歧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领袖对最近事态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臣民自我反省？”
《拥抱战败》一书充满了战败历史的悲情，日本至今处于美国保护的卵翼之下，为完全获得主权地位，这部分是日本为侵略战争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美国战略谋划的结果。在笔者最近构思的一篇关于美日同盟起源的论文中，曾有这样的假设：美日同盟并非我们通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那样认为为反共而设立，而是为了控制日本，也即美日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大量的佐证。一个有趣的事例就是，日本民众将麦克阿瑟视为将日本从混乱和饥饿拯救出的弥赛亚，“教导我们民主和和平的真谛，并慈爱地知道我们走上’光明道路‘”，麦克阿瑟可以说是引导日本浪子回头的大恩人。在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离去是，上百万日本民众来为其送行。日本人民对其感恩戴德，殁世难忘。可急具讽刺意味的是，麦克阿瑟在参议员听证会上这样评价日本：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完全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在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12岁的孩子”。
12岁的孩子！，这句话就行一记耳光打在日本人脸上，日本人也清楚认识到，他们是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美日关系就如同孩子-家长式的关系，这种心理结构长期压抑着日本民族心理。
“12岁的孩子”，这种“东方式思维”的大胆判断是由于殖民主义居高临下的心态作祟，这种心理会抹杀非西方人彻底自新的能力。
读完本书，笔者也由衷敬佩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人用手将瓦砾中的“四流”国家建成世界强国，其向世界其他优秀文明的学习意志、学习意愿值得称道，在日本战后废墟上建设了世界经济一流强国。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日本毫无战争反思精神。我们隐约地看到了这样的逻辑：日本发动战争造成的悲剧源于其背离“国家理性”，因此，战后日本宪法中的非战精神阉割了日本的战争机器。然而，日本发现，一个不具打击和报复他国军事力量的日本，如何获得他国尊重。一个在美国卵翼下的政治侏儒如何获得大国地位的尊重呢？日本对和平宪法的承诺却遭来了世界的奚落，大和魂又一次让民族精神歇斯底里般地分裂了。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作者秉承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一语道破天机：“十分脆弱的民族自尊只能表现为全心全意追求经济增长之中。”
笔者看来，虽然不能以韦伯“价值无涉”的标准评价本书，但是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站在本国立场上对当年日本战后改造的批判，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和共产主义的怀疑态度还是有某些真知灼见的。那些整天对日本有偏见的愣头愤青和那些对自由民主有浪漫幻想的年青人特别需要读读这本书。
有关键情节透露
